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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出内蒙古人之——60名艺术家系列
“农村的孩子太缺乏读物了，他们的精神在挨饿。孩子们太可爱了，他们的生活，应当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现在，儿童文学得不到重视，这事，别人不爱干，我干！”——杨啸
“在当时那并不热闹的儿童文学园地里，杨啸奉献出来的小说，宛如一簇紫红紫红的野花，在一阵春风起后突然怒放。”
浩然为杨啸的《觉醒的草原》作序
2009年7月，杨啸获内蒙古党委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家杰出贡献奖”，对此他感叹说，“每个人在回头看自己的人生时，都会有不完满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可以写更多的东西，做更多的创作。”
上世纪80年代初，杨啸从故乡深入生活返回时，途经北京见到著名作家浩然，他有点激动地说：“我以后要专门搞儿童文学了！”对于杨啸的想法，浩然不是很看好，“抽空给孩子们写点东西是可以而且应该的，这个我也在做。但是放下长篇小说不写，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则大可不必。”
20世纪50年代，杨啸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剧本，收获颇丰。80年代，杨啸创作了一系列的儿童文学作品，《觉醒的草原》、《深情的山峦》、《愤怒的旋风》合称为《鹰的传奇》三部曲，业界评价颇高。此外，《琴声》、《树和藤》、《童童要去美国》等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也大量问世。
工厂里的“知识分子”
由于从小家境贫困，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杨啸到河北饶阳县东张岗镇的振兴烟厂工作。
上班后的杨啸每个月能领到30斤小米的生活津贴。那时候，杨啸成为了厂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工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剑》、《绿牡丹》等文学作品，每天晚上，大家围坐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就着如豆的灯光，杨啸就给大家读这些故事，一读就是大半夜。工人们很喜欢这个小兄弟，也很看好他。
建国以后，杨啸有了再次入学学习的机会。在学校里，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文化知识，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等等。这一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流传在民间的古典小说、通俗小说、民间文艺和戏曲。
杨啸为了看戏，常常要跑几十里的路，“那时候什么都不想，就想着可以看戏了，只要能看戏就行。”当时的剧种主要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唱的都是传统剧目，杨啸看戏的时候，总是比别人能吸取更多的东西，也有更大的兴致。
“那时候的娱乐项目少，接触高雅艺术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少年时期所受到的艺术熏陶了，也正是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我才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现在想起来，真是应该感谢那些工人。”杨啸说。
坚决要来内蒙古
1952年，杨啸在河北保定银行学校学习期间，教语文课的吴老师是一位文学爱好者，觉察到杨啸的文学功底不错，对他特别喜爱，常常给他一些鼓励。在吴老师的影响下，杨啸爱上了新文学。有一次，吴老师把杨啸的一篇作文寄给了报社，虽然作品没有发表，但却给杨啸提了个醒，“原来我的文章可以寄到报社去！”于是，杨啸开始投稿，北京、天津、河北、成都，“无论是哪个省市的报纸，我都寄”。
这一时期，杨啸开始了新文学的学习，每逢周日，都要跑到新华书店去看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在这一时期，杨啸开始接触孙犁、孔厥、袁静的作品，开始了文学创作。在他的不断努力下，1952年2月28日，《河北青年报》上发表了他的鼓词《王家庄签名大会》，“那是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
对于古稀老人杨啸来说，回忆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些曾经的苦难，在老人的口都化作了童话故事。
1957年毕业后，对草原充满向往的杨啸坚决要求来到内蒙古，“有些东西，你们现在很难理解。那时候，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也是因为对大草原的向往，坚决得很。”到内蒙古后，杨啸被分配到了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人民银行工作，但是那一年，杨啸的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劳动锻炼。“真正上班的时候很少。”杨啸回想当年，“当时抱着非常美好的愿望，有着神圣的理想，虔诚的信念，感到自己如同英雄，颇有几分英勇献身的意味。”
20多岁的杨啸正值人生的青春年华，精力旺盛，激情飞扬，常常是白天劳动，晚上写作，一坐就是大半夜，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到了天亮，“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支撑着，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劳累。”这一年，杨啸的作品在多家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大字报》和《姑娘和汽车司机》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为广播剧。
《红雨》红极一时
1972年，杨啸创作的儿童长篇小说《红雨》首次发行就印刷了200多万册，并被译成英、法、德、日、朝鲜、蒙古、维吾尔等多种文字。当时，200多万册的发行量如同一个天文数字，即使是现在，也很可观。
法国著名汉学家米歇尔·露阿夫人在对中国的一次访问中，看到这部小说后爱不释手，于是带回法国，亲自翻译为法文并在法国巴黎出版社出版发行，还邀请了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为译本作序。而这一切，杨啸都不得而知，直到2000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华人作家高行健给他寄来译本后才有所了解。杨啸至今保留着那本书，与他别的著作一起摆放在书架上，“那时候无所谓版权，作者不知情都能出版”。
1975年，《红雨》被著名导演崔嵬改编为电影。拍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导演崔嵬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带病工作，日夜操劳。幸运的是，影片拍摄结束以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与广大观众见面，并向国内外发行，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评价。
1985年，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高占祥在提到《红雨》时说：“在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杨啸没有将小主人公神化，而是带有几分稚气，这样的题材，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1978年10月，杨啸与冰心、叶圣陶、管桦等当代著名作家一起出席了国家出版局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了“四个二”：全国有2亿多少年儿童，只有两家专业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社，200来位少年儿童读物编辑人员，20多位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由此可见，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何其不易。
杨啸的书架上摆满了自己的作品，《鹰的传奇》三部曲，各种版本的《红雨》，《小山子的故事》、《幽默寓言故事精选》、《谜语语言故事》等等。这些作品，已经成为了中国农村儿童一个美妙多姿、丰富多彩的世界，他们在这里汲取着知识，感悟着生命。
走多远写多远
如今的杨啸依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一生无悔，“如果生命可以再来一次，我还是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对于儿童文学创作的选择，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杨啸的书房内有一台电脑，已经使用十多年了，“我不玩游戏，就是收发邮件，浏览网页，写作。”使用电脑对于杨啸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没怎么学，就会了。”为记者打印资料的时候，杨啸熟练地操作着这个新玩意儿，嘴里说着，“这台电脑有点老了，得换一台新的了”。
杨啸的生活很充实，“整理整理旧的稿件，写一些新的东西。”地上摆着一打厚厚的稿件，“之前给搁置了，前两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拿出来看了看，觉得还不错，想着再发表发表。”
杨啸的后期作品主要为诗体寓言童话故事，4月份起，吉林的一个儿童刊物《快乐童话故事》开始连载他创作的《惊险的旅行》，“不知道能连载到什么时候，就是一直到完吧”。
本报实习记者 施建新
实习生樊倩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