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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煜 编著】
上期回放：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一些人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甚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宣誓；有的不顾父母劝阻，从家里偷出户口办理迁移手续。
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
知青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但他们干农活也很卖力，为建设农村、建设边疆出大力、流大汗。
许多知青甚至付出了生命。1970年，广东兵团围海造田，遇到台风袭击，为保护拦海大堤，兵团战士手挽手跳入海中，筑成一道人墙。台风大潮过后，海面上浮起数百具男女知青肿胀的尸体。
昆明知青魏九龄，为抢救其他人的生命，毅然用嘴吸吮蛇毒，不幸中毒身亡。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1979年一二月份，上海发生部分知识青年要求返沪回城请愿活动，其中2月5日至6日，发生部分青年在铁路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坐轨拦阻火车事件。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
“赤脚医生”悬壶济世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
“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
“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赤脚医生”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
当时，“赤脚医生”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75年崔嵬导演的影片《红雨》，谢晋导演的影片《春苗》，同样写的是当时的“赤脚医生”。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了。
跟今天发达的医疗水平相比，当年农村的医疗条件可谓简陋之极，那人们为什么要怀念“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最能满足当今贫民患者普遍的悬壶济世梦想。
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是真正为穷人服务的天使。行医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是诚意，是真心！赤脚医生虽然没有洁白的工作服，常常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但却有最真最纯最热的为人民服务之心。而且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
女孩子们偏爱“米老鼠”糖纸
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糖纸亦是很多孩子渴望得到的收藏品。可那会儿，嘴角儿连糖末儿都舔不到一粒，糖纸只能四处去讨。好不容易把它们弄回来，却不能直接夹进收藏本，必须要清洗一遍，把上面的残渣、黏性物质去除掉，然后再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但有些糖纸印制粗糙，经水一洗，竟然把商标等全部洗掉了，纯粹是一张塑料纸，气得孩子直跺脚。
下期预告：
女孩子们乖乖地努力地收集糖纸，夹在粗糙的大本子里，相互交换着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