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论风生
究竟是谁决定收回判决书的？更换承办法官的决定又是谁做出的？中间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决策过程？
5年前，作为原告人的姚定国刚刚拿到一份判决书，就被郧县法院以“文字错误”为由收回，等了半个月，却换回一份案号相同，法官姓名、判决内容大变的“鸳鸯判决书”。之后，就是奔波于武汉、十堰、郧县之间的漫漫上诉历程。案件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后，郧县法院又无故将案件按撤诉处理，直到检察院抗诉才决定再审此案。（8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上述过程中，郧县法院的“衙门作风”暴露无遗，完全把司法当做了儿戏。对判决书被收回的原因，有法官曾站出来解释说：“依照法律，判决书送达后又收回，等于没有送达，即是无效判决书。”这个被依照的“法律”，不知道来自何处，因为《民事诉讼法》早有规定，判决书如果出现笔误的，如当事人姓名、日期写错，可以以裁定的形式补正。即使判决书发出后，法院发现判决确有错误，也应当根据当事人是否上诉，在二审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中纠正。可以说，立法者已经预见到判决书出现笔误或错误的情形，并列出了补救措施，但这些规定显然被某些人漠然置之。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文字错误”只是托词，收回重判才是真实目的。可是，做出先前判决的法官，愿意亲手否定自己的判决意见吗？这个问题也好解决，之后出台的“鸳鸯判决书”，居然连审判人员都换了，而法院给出的理由是：“为防止被告人纠缠不休”。问题在于，当事人“纠缠不休”什么时候成了法官回避的法定事由？如果当事人一“纠缠”，法院就换法官，那司法权威绝对称得上威信扫地。
有趣的是，在当地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后，郧县法院负责人还说：“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当事法官有违法违纪行为。”笔者认为，当事法官如果是按自己对事实与法律的理解判案，未必真有什么问题，但当时究竟是谁决定收回判决书的？更换承办法官的决定又是谁做出的？中间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决策过程？是某些法院领导的个人意见，还是审判委员会的集体决定？这些问题，确实有必要深入调查，而不能仅靠法院的自查自纠定案。
在任何法治国家，诉讼都是诉之以理，而非诉之以力。这就要求法院既要讲法，又要讲理，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利益，不求事事贴心，但求问心无愧。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全国大法官研讨班上说了这么一段话：“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是穷尽其他救济手段后的最后选择。有的路途遥远，到法院跑了几趟、十几趟；有的长期得不到法院的接待，在法院门前等了几天、几十天；有的看不到法官谦和热情的态度，甚至受到训斥或指责。此时此刻，当事人是什么心情，他们对法院、对法官如何看待？如果我们能与老百姓换位思考，认真体会这些酸甜苦辣，可能就会改变我们对群众的态度。”
笔者认为，郧县人民法院的部分法官，应该好好读读首席大法官这番话。不妨想一想，如果司法机关真成了刁难当事人的场所，司法被法官当做儿戏，那么，郧县人民法院的判决还会有多大的权威和公信力？
□夏周（北京 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