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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发现当阳峪窑的，是英国收藏家司瓦洛。
他一方面收藏古瓷、瓷片，一方面收集有关当阳峪窑的文献。
“好像得到了一些资料。”日本著名陶瓷学者、当阳峪窑研究专家小山富士夫在《北宋的修武窑（当阳峪窑）》中这样写道：“我现在虽然不知道司瓦洛得到的那些文献究竟是什么，东洋文库所藏的《修武县志》中对于修武窑并没有提及……因为卡尔贝尔译过其中一部分，所以我就决定转载他所译的原文。”
卡尔贝尔的文字约略是——（宋）崇宁年间所烧瓷器非常有光泽，当时当阳峪村住有100多个陶工。虽然烧了很多颜色的色釉瓷，但是以红色、白色最为有名。有一个叫白琳的陶工当时最为有名。仅次于白琳的，是一位叫陈里的陶工，他知道白琳的所有绝招。而陈里有一个徒弟叫陶春，他比陈里更有才智。他们三人的陶艺及风格和其他人截然不同。能使他们的作品脱颖而出的，是超群的技术。白琳当时不仅是陶工，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学者……
关乎这段文字，当阳峪窑研究者大都以为：白琳、陈里、陶春的名字，都是虚构的。
真的是“虚构”的吗？
不妨先细心审读当阳峪“窑神碑”——《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
怀州修武县当阳村 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
凤州团练推官知威胜军绵上县田愿 撰
解牛之技，以神而遇，庖丁得其妙理；削 （削木为乐）之能，以神而凝，梓庆全□性觉。然则士有独见之智，固足以创立万世法大哉。
百灵之智也，造范瓷器，乃其始；耀郡立祠，则其先也。性天内观，神心反照，因土山之所宜，假陶甄（陶冶）之作器。大朴既革于红炉，造化巧成于天地。器范□□，利用周世。虽有智者，无以过也，述之而已；虽有能者，无以 也，继之而已。兹天下后世之赖也。虽□□其材，有时而废，吾之器无时不用；百工之械，有时而缓，吾之器无时不急。是宜有功于民，故以祠之。百灵之功，为利于世，岂小补哉。
时惟当阳工巧，世利兹器。埏埴（和泥制陶）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户。或作一日，瓷□都户温良昆仲，聚众而议曰：尝闻水之有 （断流），必因其源；木之有枝，必根其本。吾徒世事此业，岂可忘其本乎？于是允协众意，欣然翕从（响应）。遂蠲日（择日）发徒（步行），远迈耀地，观其位貌，绘其神仪，（乃）立庙像于兹焉。春秋祀之，自此始矣。
江南提举程公作歌并序公讳筠，号葆光子轮（同斫，削木为轮）至于轮扁，飞鸢至于墨子，天下之绝工也。尝观当阳陈立子基之徒，造范瓷器，皆得百灵之妙意，亦天下之绝工也。因□作歌，以赠焉。
当阳铜药真奇器，巧匠陶钧尤精至。
成器曾将汴国呈，当时见者增羞愧。
春风晓入青山谷，目运心劳机径速。
陶钧一转侔造化，倏忽眼前模范是。
既成胚器在红炉，三日不余方可熟。
开时光彩惊奇异，铜色如朱白如玉。
竹林吟叟真奇士，得之远寄葆光子。
光子开缄尽数陈，光辉满座庆云紫。
异时林下宴亲宾，千里天涯知远意。
珍藏当□图画侧，余意忽然生 忆。
河朔江南事一同，故乡远在鄱君国。
鄱君之民善陶冶，运以千里遍天下。
其间精绝固难求，逡巡往往误真价。
君今所寄皆奇品，收拾艰难已详审。
古人投赠报有礼，我独忙然甚为贵。
君诚河朔君子儒，我亦江南真丈夫。
谛交风义老不变，持此为盟君可乎？
碑文之下，附刊许多立碑者的姓名；碑上有两个年号，一是“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十五日盖庙毕”，一是“大宋崇宁四年（1105年）岁次乙酉闰二月十五日建”。
另外，由于该碑漫漶不清，文字与断句监于诸家，斟酌而从之。
从“柏林”到“百灵”
当阳峪窑工远涉耀州（今陕西铜川）恭请“窑神”，究其原委，释读耀州《德应侯碑》当知其与“天子下诏”封东晋一个名叫“柏林”的人为“德应侯”难脱干系。
之前，只是耀州陶工相传当地陶冶之法得乎“柏林”，尊其为土山之神。
宋熙宁七年，神宗诏：“应天下祠庙祈祷灵验，未有爵号者，并以名闻，当议特加礼命。”耀州太守阎充国遂“奏土山神封德应侯”。
但是，此奏请起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耀州太守阎充国，落实立碑的却是“镇将刘德安、张化成”，时在元丰七年（1084年）——慢如蜗牛，一爬竟然10年。
关乎德应侯“柏林”为“侯”的事，至少上上下下，都没怎么放在心窝。
元丰七年，匆然“天子诏曰”，这不能不让人记起宋、夏“永乐城之战”。
元丰五年，西夏挥师进攻北宋西北要塞永乐城（在陕西米脂），永乐城破，宋军几近全军覆没：“李 、种谔、沈括奏：‘永乐城陷，蕃汉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先是，沈括奏：‘敌兵来逼城，见官军整，故还。’上览奏，忧之，曰：‘括料敌疏（退）矣！彼来未战，岂有肯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后。’已而果然（沈括由此政治生命完蛋，始作《梦溪笔谈》）。及闻城陷，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继而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进曰：‘臣尝言之。’上正色曰：‘何尝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 尝言用兵不是好事耳。’”
永乐城一战，神宗企图通过“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灭掉西夏的梦想已成泡影。这也许是神宗再度“重用”西北神仙“柏林”，封其为“德应侯”的缘由。
毕竟，耀州窑是“纳税大户”；毕竟，耀州窑地处西北边防要塞黄堡镇。操持耀州《德应侯碑》立碑者，除了“镇将刘德安、张化成”外，就是税务官“三班奉职、监耀州黄堡镇酒税兼烟火吕闰”。
也许，朝廷企图以神布道，营造“军民一心”的环境，稳定西北前线，保住耀州窑“税钱”。
而当阳峪窑主请神，也许是为了图个吉利。但撰写碑文的，却是一位似乎看起来与当阳峪无关的镇守陕西的将军：“凤州团练推官知威胜军绵上县（在今山西沁源）田愿”。是时，当阳峪“地位”可谓不尴不尬——安全仰仗西北官军，传播有赖江南骚客——为当阳峪窑作歌的，是江南提举程筠。
此时，当阳峪窑所在不再是“中原腹地”，而是赵宋边陲；边陲，自然抑制文化繁盛。只是当阳峪陶工，还是“天下之绝工”；只是遭遇金、元“洗劫”后，“天下之绝工”也大都逃到了江南。
闲话少叙，回归“白琳”。
在卡尔贝尔笔下，“白琳”是当阳峪最优秀的陶工。
一位瑞典人，一位学者，如果没有“耳闻”乃至“读到”当阳峪人放的“风”，是不会降下这“白琳”的“雨”的。
另外，卡尔贝尔似乎也没缘分、没能耐释读当阳峪“窑神碑”。
“窑神”在耀州，名字很普通，曰“柏林”；“柏林”到了当阳峪，却叫起了“百灵”。
这当是当阳峪陶工有意把“柏林”推向神坛的一大创造，不会是什么讹传。
“柏林”——“百灵”——“白琳”，这似乎是传来传去的自然之果。更何况，从汉语到英语，从英语到日语，再从日语到汉语，“百灵”成为“白琳”，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卡尔贝尔笔下，第一个“白琳”是“窑神”“百灵”的转身，当是可信的。
就算卡尔贝尔采信的是传说，传说也不都是胡说八道。
在卡尔贝尔笔下，第二个“白琳”，“不仅是陶工，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学者”。
第二个“白琳”，又将第一个“白琳”请下神坛。
激活这位陶工兼学者，细读“窑神碑”当为不二法门。当阳峪窑的辉煌，在立碑前后；传说乃至文献，都会不远“窑神碑”。为窑神建庙立碑，也是当阳窑史上最为紧要的事件。
释读“窑神碑”，第二个“白琳”只能指向“竹林吟叟”。
因为他是“河朔君子儒”，人在当阳；“河朔君子儒”即使不是陶工，至少也谙熟陶务，是位顶尖瓷器鉴赏高人，不远陶工。
“河朔君子儒”是位大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西方语境下，大儒成为“一位优秀的学者”，也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竹林吟叟”是谁？
从“丹川退叟”到“竹林吟叟”
在汉语语境中，“竹林吟叟”当是一位大儒、一位学者、一位隐者的雅号。
但是，倘若不能“落实”“竹林吟叟”的身份，一味推演，一切都只能重归于零。
当下，不相信猜想，乃至逻辑推理。
“‘竹林吟叟’这个人，也可能和程筠认识；即使不认识，至少在河朔一域，也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士。”焦作市当阳峪窑研究专家陈北朝先生在《当阳峪〈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江南提举程公作歌并序解析〉》（《焦作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中这样写道。
2005年9月14日，网友“山阳平”在《当阳峪古陶瓷研究的不足之处》的帖子上说：“当阳峪古陶瓷研究有哪些不足？……依笔者之见，应从古文献查证入手。大概是受陈万里先生‘当阳峪古代瓷窑不见于任何以往文献，即《修武县志》亦未提及过出产瓷器’观点的影响，50年来没有学者从古文献的角度，开展对当阳峪古陶瓷的研究……‘成器曾将汴国（王）呈’的当阳峪窑（当时或许不以当阳峪为名），古文献中应该有其一笔。当阳峪窑址上宋崇宁四年的窑神碑碑文所载人物和事件，是古文献检索查证的基础；圆融寺的历史资料，对当阳峪地属问题也会有帮助。总之，古文献检索是目前当阳峪古窑群（系）学术研究方面的一大缺项……对此研究方向，应以记述唐、五代、北宋、金、元时代的类书、政书、丛书、地理书、历史书等古文献为主，地方志也应系统通阅。例：‘竹林吟叟’的真实姓名、籍贯、生卒年代，乾隆版《怀庆府志》卷二十八收录其《百家岩》诗一首。证明宋时，他非一般人物。假设其籍贯不在当阳，‘河朔江南事一同，故乡远在鄱君国’是不是该从同流共源上考虑！特别是‘成器曾将汴国（王）呈’这么重要的活动，《宋会要》、《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中会查不到记录吗？假设检索不到信息，我们该对当阳峪窑神庙碑产生疑问了。”
其实怀疑的，不只是“山阳平”。早在上世纪50年代，陈万里先生在《谈当阳峪窑》中也曾小心质疑：“‘……河朔江南事一同，故乡远在鄱君国；鄱君之民善陶冶，运以千里遍天下……’这是指景德镇的陶冶，如其作歌刊石的时间，与碑记同时的话，那是一个重要的记载。”
显然，陈先生怀疑“作歌”在后；倘若同时，此歌不只是关乎当阳峪窑的重要文献，更关乎景德镇陶冶的重要记载。
“竹林吟叟”有《百家岩》诗，收在乾隆版《怀庆府志》，收在《全宋诗》、镌刻在修武县云台山百家岩的山石上——
明月池边酌玉，玉未倒玉山颓。秋风吹断华胥梦，卧看飞云过岭来。
“竹林吟叟”是宋人，似乎不该再有问题。
但是，倘若不能查出他的真名实姓，“竹林吟叟”难免仍在虚无缥缈间。
查道光版《修武县志·寺观附》，云：“胜果寺，在县治南门内。宋绍圣（１０９４年~１０９８年）中建，丹川李退叟作记。”
“丹川”是修武县境内的丹河，“竹林”是修武县境内的“竹林”。“竹林”因“竹林七贤”隐居在此，青史彰显。
“竹林吟叟”是不是“丹川李退叟”？
时间地点，身份威望，等等等等，重重叠叠。
如此如斯，不是一人，也难；若是一人，此“叟”大姓是“李”。
查道光版《修武县志·金石·怀州修武县十方胜果寺记》（碑尚在，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乃修武县一座极为重要的寺院），碑文末云：“时岁在丁丑闰二月十五日，丹川退叟赵郡李洵记，侄群书丹……绍圣四年（１０９７年）五月十五日……立石。”
李洵为胜果寺写记，其侄李群书丹——叔侄“同登”宋代修武的标志性工程，“叟”家为文昌盛，可窥一斑。至于“赵郡李洵”，此乃说道郡望——“赵郡李氏”在唐朝以前，地位甚至高于“陇西李氏”，附庸一下，是那个时代文人骚客的一种雅好。
乾隆版《怀庆府志》称李群《怀州修武县十方胜果寺记》“体势酷似黄山谷，惜多磨损矣”。
李群“酷似”黄庭坚，黄庭坚是李洵的“门生”。
“余意忽然生 忆”，“河朔江南事一同”——江南黄庭坚、江南程筠，河朔李洵与其“关系万千重”。
关系万重，新闻纸短，只得留待下回分解。
修武县胜果寺宋塔
当阳峪窑神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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