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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5231米高原上的守路人已到第三代
海拔高、人少、车少发展第三产业成难题
从1954年青藏公路建成至今，已经过去了55年，青藏公路最高点就在被誉为“天下第一道班”的唐古拉山垭口，109道班守路人也繁衍到了第三代。
109道班是青藏公路上任务最繁重的道班之一。以前每公里配备一名养路工，现在每名养路工要负责近3公里路段。
海拔5231米的坚守，为无数的行路人带来感动。
文/图 本报记者李颖、邱瑞贤
8月8日，正值盛夏。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垭口，天空却一片阴霾，更飘起了冰雨。气温几乎降到零点，即使穿上厚厚的军大衣也不能御寒。
青藏公路109道班工区长玛尔丁的家里升起了火。
玛尔丁48岁了。这时，他正艰难地搬起左腿，撸起裤脚，脱掉袜子，脚趾肿大发青。那是两三年前的冻疮，一直都没好，玛尔丁却不去医院，每天就这么一瘸一拐地走路。
5月到9月，是109道班最繁忙的季节，玛尔丁和工友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这段时间，又赶上青藏公路整修，每隔一段就可能封路，看着许多大货车被堵在路上，玛尔丁恨不得拼命干上几天，一口气把路修好。到了10月，山上开始下雪，冬天最低气温能到零下40℃，路上结冰，“保通”是第一要务，仍然无法休息。
早晨7时，天刚亮，玛尔丁就带着工具和干粮出门了。
14位养路工人的“领地”
以唐古拉山垭口为中点，左右两侧各延长20公里，共计40公里、平均海拔高达5100米的青藏公路是109道班14位养路工人的“领地”。
玛尔丁眼里的那条路，是有生命的。85%进出藏物资都会经过这里，络绎不绝的庞大货车总是难免将路面压碎。
整条青藏公路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从格尔木到拉萨1155公里的公路有近千公里的冻土区。土下面是冰，冬天，路面被冻得爆起来，夏天，冰层融化，路面的水泥层和沥青层被汽车一压就支离破碎。路两边1.5米宽的路肩也很脆弱，高原的牛羊喜欢挖着路边的草吃，土层裸露，一下雨，路肩就模糊了。玛尔丁要做的，就是缝缝补补，把路面补得光光的。劳动量时大时小，体力消耗却比在平地上多出几十倍。普通人要是在这里挥动几十下铁锹，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
玛尔丁每次出门就要走出十几公里，中午就在工地上吃，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道班。这时还没来电，太阳能小发电机要积聚到一定能量才会发电，玛尔丁要摸着黑等上一段时间。即使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玛尔丁的身体也不能完全适应，晚上仍会因为高原反应头疼得睡不着觉。普通人在这里，快走几步，马上就喘不过气，心跳加速。待的时间稍微长些，头便隐隐作痛，到后来就头痛欲裂了。
平均寿命只有52.5岁
长期严重缺氧，这里的道班工人30多岁就开始须发脱落；1966年到1980年，仅14年间，就有218名工人死亡，平均寿命只有52.5岁，现在每年死亡职工人数达30多人。
高原反应，听起来可怕，玛尔丁年轻时却不觉得。医学上将海拔5000米称为“障碍临界高度”，在海拔5000米到7000米之间，机体将不能完全代偿。年轻无敌，伤害却在累积。一过40岁，玛尔丁的身体就不行了。肾积水，去年看了一次，住了一个月院。
安多段段长努琼体形壮硕，皮肤黝黑，这几天正打着吊瓶。青藏公路管理分局局长白生福直接伸出手指：“我身上就有9种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痛风、脾大、心脏病、心动过缓……胃病不算病，很正常。”
由于生存环境严酷，凡是长期在青藏公路工作的人，人体器官免疫力相对脆弱，容易患各种疾病，其中高血压、肺气肿、高原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尤为严重。有时等发现生病，已过了治疗的时机。
34岁的扎次是109道班最年轻的道班工人，他的妻子小玛是109道班唯一的女性。39岁的小玛在道班并没有受到特殊的对待。她的前夫在几年前死于多血症和心脏病。
遗属很多，小多吉所在的24工区，长驻道班工人有二十七八个，就有孤儿3人，有8个困难家庭。所谓困难家庭，常指父母一方在公路工作时死去，另一方在牧区、生活难以为继的家庭。
八成道班人接父辈班
80%以上的道班工人都是二代或三代养路工，他们的父辈在青藏公路建设之初就来到这里，坚守数十年。
玛尔丁是在父辈脊背上长大的一代。父亲养路时，年幼的他就跟在后面，有时还拿个小铁锹，像模像样地铲平路面。
玛尔丁不善言谈，早就在整个青藏公路出了名。有一次上央视，主持人问他问题，他只是寥寥数语，看得同事心里着急。
多年后，人们问他有没有后悔？他说：“有，但不是说自己辛苦，而是想说说子女的问题。”26岁的大女儿穿着藏族服装走进来，倒茶，一言不发，然后转身离去。妹妹还很小，在那曲上学，没有工作的姐姐，平时就在那曲照顾妹妹。
玛尔丁数着手指，还有7年，他就退休了，那时孩子怎么办？玛尔丁的考虑，源于青藏公路隐形的传统。
“献了青春献子孙。”公路上传唱的这句话，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玛尔丁，1877年接父亲的班来到109道班；白生福在1975年父亲去世后，也接了班，在纳赤台领了一把铁锹、一张床之后开始了养路生涯；当雄段段长鲁海山，父亲是汉族人，母亲是藏族人，都在1960年左右当上了养路工；努琼也是如此。
109道班第一任藏族工区长巴恰的心中只有感激。“最苦的是旧社会，吃不上穿不上。”8岁起就帮农奴主放马的巴恰，在1962年当上了养路工人，每月领26元工资和40斤粮食，上世纪70年代能领到90多元，80年代工资涨到三四百元，到了90年代，他每月有几千元，一直到现在。
扎次没上过学，玛尔丁、小多吉也几乎不识字，鲁海山在12岁才上小学一年级，并且只上到了四年级就出去打工，没两年回来接父亲班。白生福幸运些，在老家读完了高中才来公路上班。
白生福说，二代能当上养路工的，相当幸福了。然而，传统无法延续。玛尔丁碰到了接班时没有预计到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养路系统停止招工，“接班”已经成为不可能，由此衍生了近800名待业青年。同时，养路所需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机械的使用逐渐普遍，没有文化的第三代，很难像父辈一样很快地掌握养路技术。
“女儿想当养路工吗？”玛尔丁很肯定地点头，作为父亲，他相信自己能为女儿找到最好的选择。大女儿没说话，只是转过身，走出了屋子。第三代当养路工的已经很少，而相比父辈，他们面临的人生选择也更加多样。尽管只有4个电视频道，但从中传达的外界五花八门的信息足以成为诱惑。更多的第三代走出了父辈的循环，走到外面。
难靠第三产业发展
靠第三产业挣来的钱，不仅补贴了养路费，还给职工发放了福利。18年来，24工区27名职工每人至少拿到了10万元分红。
玛尔丁每个月工资有三四千元，而安多当地企业职工约有1000多元，公务员约四五千元。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养路工因为工作环境恶劣艰苦，工资要稍高些。现在，这种优势没有了，玛尔丁仍然觉得满意，因为“自己没有文化”。
时代变迁，还有更实在的证明。1974年，青藏公路按二级公路标准铺设沥青。工人们第一次见到沥青。烧沥青时，也不知道防护，沥青的油、烟、尘土沾满了全身，见面后分不清男女老少，身上的工作服就像是古代士兵盔甲。近年来，道班工人的肺肝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现在，机械已经替代手工作业，防护措施也加强了。“改善职工劳动强度，提高机械化程度”是白生福目前最迫切的打算。
760名待业青年，是他另外一个心结。青藏公路管理分局目前成立了“待业青年项目部”，自己争取项目，培训打字员、驾驶员。3年前，他们在拉萨开展集中教育，有90多人接受培训。
46岁的小多吉也在做着自己的努力。早在1992年，身为24工区长的他就意识到了待业青年和遗属的问题。他组织大家捡牛粪卖，又利用废旧油桶、铁皮做火炉、烟囱出售。这一年，他们积累了1万余元，在第二年开起了小卖部，还买了张台球桌。后来，他们又接连开了磨面坊和甜茶馆。
然而，以109道班为例，海拔高、人少、车少，发展第三产业的市场空间就很小，靠的只能是人们的忍耐和坚守。
109道班是青藏公路上任务最繁重的道班之一。以前每公里配备一名养路工，现在每名养路工要负责近3公里路段。因为不再招工，退休的职工越来越多，人员在一个一个地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