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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全国即掀起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高潮……
讲述
良伯生于1944年，1958年“大炼钢”时在广州华侨中学上初一，现已退休。
■口述 良伯 整理新快报记者 尹辉 实习生 余慧
在良伯的记忆中，1958年的华侨中学俨然就是一个小钢厂，学校几乎是用停课的方式全情投入到了“大炼钢铁”的热潮中。
宿舍忙炼焦校区忙炼钢
那时起义路上的华侨中学，由北向南，左边是校区，右边是宿舍。良伯已记不起，那场运动确切是从哪个月开始的，但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宿舍旁边的空地上垒起了煤堆，高年级的同学就在旁边支起炉子，开始用煤提炼焦炭，为炼铁和炼钢做准备。
教学区那边则更“先进”，竟架起了两三个“反射炉”来炼钢。良伯说，其实就是用耐火砖砌一个炉子，用柴火反射的办法将炉堂的温度烧得很高。他说，所谓温度“很高”，其实也就是勉强能熔化些废铁，“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
拆窗户铁丝扔进炼钢炉
“大炼钢铁”那时在华侨中学搞得轰轰烈烈，良伯却因为年纪小而未能亲身参与其中，“炼焦、炼钢的都是高中的同学，他们学过化学和物理，而我们初中生只学了生物。”良伯说，如此分类，有点像现在社会实践的意思。
“即使是木门木窗也未能幸免。”良伯说，刚开始炼钢的时候，学校的门窗跟着遭了殃。他回忆说，那时教室的门窗虽然是木的，但基本都会嵌入一些铁丝或者铁钉之类的，为了找铁炼钢，“一些门窗被毁坏，铁丝、铁钉都被抽了出来，换成木柱和竹钉。”
敲锣又打鼓到市委报喜
虽然没能参与其中，但良伯还是体会到了高年级同学们“丰产”后的“喜悦”。他说，那时高年级的同学几乎都参加了炼焦和炼钢，而且大家情绪好像都很饱满。
“刚开始炼出一两炉钢时，他们就组织队伍敲锣打鼓，去市委那边报喜。”良伯说，那时所谓的“钢”，实际就是废铁熔化后结成的块，过磅称重后一般都是“丰产”，有了“丰产”，自然就要去报喜。“炼出来的能否煅造成钢，都不管，反正只要有成果，就要到市委去汇报炼了多少斤。”良伯说。
良伯有过一次到东风路市委大院前报喜的经历。“由于年级较低，没太在意当时炼了多少斤，学校叫我们去，我们二话没说，都跟着去了。”良伯说，那时的他们没有现在的小孩这么多想法和判断，“是真是假，可行还是不可行，都不管，反正都得参加。”
全校大停课铲平小山包
良伯已记不起当时在市委大院前庆祝的场面，但他记得，那时学校的教学秩序已经被破坏，起初还能正常上课，后来，未满14岁的他和所有同学一起，被组织到现在22中附近的一个小山头上，他们的任务就是铲平这个小山包，建广州钢铁厂工地。
良伯依稀记得，那时正是入秋时节，学校里高中生的炼焦、炼钢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学校又接到了新的任务。随后，全校学生以停课的方式，三班倒劳作在那个小山包上，前后共持续了10天左右。
“老师把我们带到山头，说把土挑到某个地方就可以了。”良伯说，就这样一声令下，同学们都劳动起来，情绪热烈而高涨。“老师怎样说就怎样干，我只知道那是广钢的工地。”良伯回忆道，当时三班倒轮流作业，他们班是晚上去干活的，干到早上才回22中那里去睡觉。
良伯说，他已不记得这个工地最终建成了广钢的哪间工厂，也不记得校园支起的那些炼钢炉在什么时候完全熄了火。记忆已经模糊，而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如今依然清晰可见。
亩产百万斤番薯？彭德怀：怎么长的呀
1958年7月18日晚，番禺县委书记郭信民确定搞1亩亩产百万斤番薯的高额丰产试验田后，就到大石乡与乡党委书记郭志添一起到礼村农业社，选择了一块靠近广州至市桥公路旁、面积为1.05亩的旱地作试验田。把这地深翻，填上有机肥料，垒起高高的地垄，插上密密麻麻的薯苗。这时正是雨水充足的夏季，地里又有丰富的有机肥，薯苗长得很快，便在试验田里插上竹架，使薯苗顺着竹子往上长。9月4日，陈毅副总理到番禺参观。他在《广东省番禺县访问记》中说：“我看，亩产100万斤是有把握达到的。”由于试验田在7月下旬才种植，至9月4日只有四十来天，如长出番薯也很细小，是不可能验证的。陈毅也没有挖出来查看。
消息传开后，很多省（区）和中央领导都到番禺参观，连彭德怀元帅也来了。彭总看出破绽，反问道：“你们的番薯，比解放军的阅兵式排列得还整齐，怎么长的呀？”他批评了县委，要他们立刻“收摊子”，不要再骗人。
到了秋天，不知是哪个好事之徒，把番薯试验田临大路边的一个垄角扒开了，露出了里面密密麻麻的一丛薯根——谁都看得出来，这样的根是不能结薯的。负责护守这块田的农业技术员赶忙去报告公社书记。当下，几个干部商定，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威信，就在那个垄角埋下几个鲜薯，好让人们扒开看时证实试验是成功的。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讨论和研究人民公社问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在这样的形势下，亩产百万斤番薯的试验田再无存在的可能了，于是把它铲去了。
（摘自胡家梁著《番禺亩产百万斤番薯试验田的来龙去脉》一文）
遗忘常识的年代
■谢勇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2009年7月17日，甘肃肃南县在文物普查中发现大面积的“大跃进时期”土法炼钢炉群。据该县文物局工作人员初步考证，该土法炼钢炉群可能是全国面积最大、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目前，该遗址已被肃南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第七批国保单位申报推荐名单。
看那照片，山坡上几处像碉堡一样的建筑一字形排列，张着空洞黑暗的大口，在黄土地上凝固成永恒的雕塑。无论用现代还是后现代的美学观点解释，都无法掩饰其背后的丑陋。
且不说我们的后人，就是我们自己，甚至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们，冷静下来想想，也觉得荒谬。而问题在于，这样一件荒谬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这被认为是大跃进运动发动的标志。而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高潮……
历史的叙述，特别是最近这几十年的叙述，既繁杂又简单。繁杂的是浓墨重彩，花大力气去描摹；简单的是历史叙事，细节尤其缺乏。用一种调子统摄一切，历史发展变化的诡谲反复、小人物命运的波折多舛，往往成为被忽视的注脚。因此，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时，不妨把心思放在每一个微小的步骤上面，去审视这一条荒唐的路径，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来的。
回到历史细节，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步走来，总是那么纠结；每一步走来，总有一些人想尽办法想踩下刹车，想尽办法将这列越来越疯狂的列车逼停。可惜，一切努力最终徒劳。但我们今天不妨记住这些人的名字：刘少奇、邓子恢、周恩来、陈云……不管此后他们的命运如何，但那个时期，他们是称职的领导人。可惜，所有努力，均是徒劳。
针对那段历史专家进行了种种总结，按照他们的说法，促成这一事件的，是一系列复杂的因素。首先是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有一种紧迫感，中国的经济建设不能按部就班以一般的速度前进，就必须有一个打破常规的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关系的非正常发展，又刺激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也隐含着“超苏”的动机。在主观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第一，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与遭受包围封锁的现实，使党的领导人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第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三，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中国成立后“一边倒”的政治政策，也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出现许多弊端。有学者指出，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体制缺乏必要的可靠的监督机制，导致党内民主作风遭到破坏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也有学者从社会心理、领导人的复杂个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之，“大跃进”的发动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见《北京日报》2006年2月20日）。
那个时代还是我们遗忘常识的开始，悲剧即由此开启。
什么是常识？常识何以能够存在？这些问题，都足以让我们沉思很长的时间。但起码，经历过那个时代以后，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常识的获得与每个人自由表达、与充分讨论乃至争论之后的共识以及每个人自由决定命运的权利相关。没有这些，我们依然还是远离常识的时代。
吃饭唔使钱
时 间：1958年
地 点：广州石井
瞬间
广州市郊区石井人民公社第5营的第一个食堂，全营480个社员都在这里用膳，每天吃饭三餐。当时的报道说，社员们都说“（膳堂）比自己家里好得多”，“从此，广大农民再也不用为吃饭担忧”，“番薯、稀粥已成为生活上的点缀食品”。然而，没过多久，因不切实际，“吃饭不要钱”就难以为继了。
留声
“苏联将变成两个美国，中国将变成四个美国。”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当年流行口号
从“跃进路”到“江南大道”
“大跃进”时期，随着“左”风愈刮愈烈，广州的街道与公园的名称也变得越来越“革命”。海珠桥南端的一段马路，当时叫“跃进路”。
70年代末，广州市政府“拨乱反正”的具体工作之一，就是把残留极“左”思潮痕迹的地名改过来。有关部门提出几个方案供挑选，考虑到这条路位于珠江南岸，又正在拓宽、延伸，很快要成为广州当时最好的马路之一，因此最后更名为“江南大道”。新路名公布之后，民众很快就接受了。才过了几年，“跃进路”的名称就已经从人们的记忆里基本消失。
语文教科书：删除鲁迅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大跃进”期间，小学课本一年级第一篇是这样的：“爷爷六岁去放羊，爸爸六岁去逃荒。今年我也六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
大时代
1958年5月，中央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随后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被停止。
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
来！
让我们一起讲述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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