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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广东土改委员会成立，广东省1/3的干部、中南局将近1/4的干部都直接参与到大规模土改运动中，在土改运动结束前，土改工作队的成员大约有12.3万人。
广东土改“手软”中央狠批“乌龟”
与全国很多地方暴风骤雨式的土改不同，广州和广东省的土改工作也带有“地方特色”。今年7月27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对此作了以下的报道——
广州土改遭遇两难
从1950年10月广东土改委员会成立，广东省1/3的干部、中南局将近1/4的干部都直接参与到1950年在广东开始的大规模土改运动中，在土改运动结束前，土改工作队的成员大约有12.3万人。“市政官员直接参与到土改运动中，这部分是因为广州市当时还管辖着由73个村组成的相当大的农村地区，还因为珠江三角洲的地主有很大一部分在广州有商业利益。”据1949年后历任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省府办公厅主任等职的杨应彬回忆说，广州土改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个农村问题，它还与城市经济高度交叉。
土改的推进要依靠广州地方干部来执行，土改的试点选择的是兴宁、龙川和揭阳三个革命基础最深厚的县。“把这三个县作为广州土改全面启动前的试点，也是因为这三个县曾是游击队的基地，当地有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这里被普遍看成广东引进新计划最好的试验田。”杨应彬当时担任龙川土改分团副团长，他回忆说，当年的口号是“全省着眼，三县着手”，但土改的方案是依据中南局做出的统一规划，他们对所辖各省土地产权做一个大略的调查后，部署了详细的土改计划。中南局估计，大约3.5%农村人口应划为地主，而这些地主控制着大约30%到50%的可耕地。
然而，广州的城乡结构恰恰跟全国其他地方有本质的差异，这使得这里的社会结构比北方城市更难划分明确的界限。“广州经济高度商品化，土地占有量明显比北方少得多。典型的地主是小地主，通常很难把他们和非地主严格地划分开，因为许多土地拥有量超过其耕种能力的人本身也耕作土地，这些土地又有很多是族田或祖地，不容易把族长和地主等同起来。”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称，“另外，从事商业的地主到底划分为地主还是资本家？当时政府为了恢复城市商业，对资产阶级仍是‘劳资两利’的温和政策，这和对地主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广州，这两个阶层很可能就是同一人。”
以中南局的统一标准来推行广州土改显得过于严苛，广州的地方干部也不愿意因为土改伤害到城市亟待恢复的商业秩序。在广州，的确已经有不少隐匿不了财产的工商业地主，逃往香港，把在广州的店铺关门了。
中央批评三只“乌龟”
更令中南局失望的是，三个土改的试行县，不仅没有成为“排头兵”，反而成为土改推进最缓慢的地方。客观地说，这些从地方上崛起的游击队干部在过去得到过乡绅、华侨支持，很难真正对广东的地主们撕开脸面，从他们手里强行收回财产。甚至很多干部家里本身就是华侨，也是土地的所有者。“我们很多团以上的干部都是侨乡出生的，粤中纵队的副政委谢创是开平人，他本人以前就在美国做工，也是在美国加入共产党，后来通过第三国际把关系转过来的。”据曾任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欧初回忆，广东华侨通常第一次回国，都会在家乡购置土地，修建房屋，开平的华侨还修筑了赫赫有名的碉楼用以保护地方利益，这些华侨在广东的家中不光有大量现金，往往还存储有从美国购买的卡宾枪之类的先进武器。“当年我们在解放战争期间，在资金和武器上，得到了不少华侨的帮助。”欧初说，因此，注重保护华侨利益也是南方游击队的传统之一，但土改期间，广东干部普遍感到了窘迫。
另一方面，处理华侨占有的土地是比处理工商业主、地主更令土改委员会感到棘手的问题。当时，整个广东保守估计有接近1/3的家庭有各种各样的海外关系，他们占有全省1/5的土地。“如何分辨华侨在海外的身份是劳工还是资本家？如何确定从海外财产中获益的华侨家人？”杨应彬回忆他在龙川的土改经历说，“由于我们觉得这是试点，比较稳，没有扩大打击面，后来有人批评三县土改‘和平土改’，总团长李坚贞听了之后很不服气。”
但在中央看来，地方干部显然对地主和富农们过于宽容了，他们并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土改政策。他们遭到来自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广东的农民运动》，认为广东土改是右倾。“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而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杨应彬回忆说。
方方被毛主席点名批评
时任华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的方方于是要为广东在土改上的错误承担责任，担任方方政治秘书的杨应彬回忆说：“1952年4月，方方和中央从广西调至广东的陶铸，去北京参加会议，我随行前往，但不列席。我们住在北长安街叶帅的家里。第一天开会后，方方告诉我，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毛主席在会议一开始就点名批评说：方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农民运动右倾，二是干部政策上的地方主义。”
对广东土改错误路线的整顿开始和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整顿交织在一起。于是，大约有1630名北方军队干部在广东的8个县接受训练，以替代广东本地干部参加下一步的土改。“到土改在广东最后结束，大约有6000名北方干部取代了当地干部，一举扫除了土改第一阶段的妥协情绪。”蒲向民说，“强硬的土改是否伤害到了广东旧有城乡关系下的商业系统，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它使广州地方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 （作者：朱文轶）
斗地主
时 间：1950年冬地 点：广州番禺
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农村广泛展开。图为地主当众跪下，贫下中农纷纷控诉地主罪行。 番禺区档案局/图
■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7亿亩土地、296万余头耕畜、3944万余件农具、3795万余间房屋，100多亿斤粮食——这一组数字，是建国初期整个土改运动中，以没收方式进行再分配的总资产数字。
在延安时，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毛泽东通过斯诺向世界宣示，他已经窥探到中国革命的关键，他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来完成这一切。
然而，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尽快实现现代化，谁都知道，这基本无章可循。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东北、华北解放区土改“暴风骤雨”完成，但在华东、华南、西南等广大新解放区，仍然是静悄悄。1950年开始，新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政策。
建国后土改的程序相当简单：划分阶级、由农民评出地主分子；然后没收地主财产、再清查各户的土地财产；最后进行平均分配。
截至1952年底，除西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得到了短暂实现，1952年的中国农民，有了属于他们的短暂幸福——没有人知道，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他们发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连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都没有了；而对于“地主”来说，他们在阶级斗争岁月的悲惨命运只是刚刚开始而已——直到1979年，中央颁发文件，给“地主”、“富农”摘帽。
与“暴风骤雨”的土改相比，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显得有点姗姗来迟。
1953年6月，李维汉提出公私合营是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好办法，被中共中央所接受。1954年9月2日，政务院第232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条例》。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赎买”的怀柔政策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它使国家获得一个过渡时期，从而为获取全部的生产资料、建立公有制经济体系做了充分的准备。
然而，实践中，由于受政治和社会压力的影响，“早晚要合营，晚合营不如早合营，越早越主动”，对处境艰难的小企业主和资本家来说，不啻是政治上甚至是心理上的解脱——经济上的考量未必是那么紧要的了。
人们开始意识到，对意识形态的需求，已经毫无掩饰压倒了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
陶陶居的火红岁月
■新快报记者 尹辉
罗鐌，1956年当上陶陶居公私合营后首任公方经理时不过27岁，在陶陶居工作时间不足十年。这样一个“嘴上没毛”的小伙，怎么会当上公方经理呢？
“因为从广州解放时起，我就认定了要跟随共产党。”八十高龄的罗鐌神采飞扬地讲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段往事，“1950年春节后，军管会选中我去接受工会培训，后来又与邓汉光（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共同组建广州太平区茶楼和酒楼等行业工会，还出任太平区陶陶茶楼基层委员会工会主席。”1956年公私合营时，罗鐌以工会主席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成为陶陶居合营后的第一任公方经理。
其实军管会选中罗鐌并不难理解——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政权和一个如日初之阳的青年之间是充满共性的，他们互相选择，一个领导，一个追随，共同开创新的局面。
7月19日，记者在陶陶居见到罗鐌时，正值下午茶高峰，三个楼层皆已满座，还有不少人在排队候位。这位陶陶居曾经的功臣并没有要求特别优待，而是盛邀记者前往他附近的住处“倾偈”。就在陶陶居旁边的一条青石小巷里，罗鐌和另一位为陶陶居服务了42年的老人吴泽民，把记者带回那个火红的年代。
广州解放前夕，陶陶居的原老板谭杰南等人跑到香港去了，临时找了个老友帮忙看店。1956年公私合营时，这位老友就成了私方经理。罗老坦承，在当时，私方经理只是一个聊胜于无的角色，既没实权，也没有地位。至于公方经理，罗鐌笑着说，因为陶陶居的生意一直红火，他当工会主席的时候，仍然干着“点心中工”的活，还经常上柜台卖糕点。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才算是真正走上领导岗位。
公私合营开始时，国家首先对陶陶居的总资产作出评估，再对所有持股人的股权进行确认。合营后，国家承诺分20年还清股权人的本金，并每年支付5%的股息。罗鐌说，那时全店共有职工51人，其中有六七个人持有陶陶居的股份，不过都只有1%或2%的股权。公私合营初期，罗鐌的月薪主要靠营业额提成。“当时我的工资有170元，算是比较高的”。1962年，陶陶居恢复经营高级糕点，营业额飙升，员工开始拿固定工资，不过人员也急剧增加，最高时有100多号人马。
“从1956年我接手到1969年我离开，陶陶居从来没有亏过本。”罗鐌自豪地说，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几乎没有原料，陶陶居也会从香港引进原料，只不过蝴蝶酥等糕点最便宜也要卖到8元一斤。月饼更是卖得出奇的好，“最旺的时候，一天仅月饼的产量就高达4万斤，中秋时节从早到晚，陶陶居门前都有拿着饼票的市民在排长龙”。
据罗老和吴老介绍，公私合营后，陶陶居在经营上最早的变化是取消了以前的“星期美点”，“先敬罗衣后敬人”的陋习也改了，对“咕喱”（搬运工人）和“耕田佬”一样热情接待，工农兵成了陶陶居的主要消费群体。
定格
土改分六步
当年番禺许多乡村把整个土地改革工作程序概括为“六步三关一条线”。六个步骤：一、访贫问苦，二、扎根串连，三、组织队伍，四、查察敌情，五、算剥削账，六、追退果实；三个关键：一、划分阶级，二、丈量土地，三、分田到户；一条线：群众路线。
土地改革运动，的确是“暴雨骤雨”，来势迅猛。不到两年时间，就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全民分成分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不久，相继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原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按照家庭人口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关系划分阶级，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准确地划分阶级成分，是土改运动的关键。划分阶级成分的唯一标准，是按照解放前三年（1947～1949年）家庭人口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关系，而并非按照生活质素、政治行为和为人好坏来判别。工作组对每户情况进行调查，登记造册，交贫雇农小组、贫雇农主席团和土改工作队审查。然后由贫雇农主席团主持，召开农民大会，划分本村的地主、富农阶级成分。对大致守法的中小地主分子，只改造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大地主、恶霸、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分子，则采取开斗争大会的方式，发动群众控诉他们的罪恶，在政治上斗垮斗臭，并交由群众管制。罪恶严重的扣押法办，交土改巡回法庭审理。
由于贫雇农都是依靠对象，中农及其他阶层都是团结对象，他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工作队依靠农民骨干，深入做好思想工作，进展都比较顺利，大多数乡村只花了15天左右时间便搞好。
大时代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不久，相继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原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农村广泛展开。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中央规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到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胜利完成。加上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
大时代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来！
让我们一起讲述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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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声
“土地还家，农民翻身”
“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打倒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