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经让西方感到陌生、神秘而遥远的东方中国，通过北京奥运会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也因为北京奥运成为了一句“世界语”。
在北京奥运一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寻找到5名北京奥运的“亲密接触者”，当他们再次回望那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有人感慨，有人激动，有人平静抑或遗憾。来自不同领域的他们，娓娓道来各自的“奥运故事”，时光也被重新拉回到2008年8月8日，北京……
魏纪中·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
“中国的自信让人感到幸福”
“北京奥运会并非完美无缺，但正是因为有了缺陷，才值得我们更努力地去改革”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身为国际排联主席，已过古稀之年的魏纪中，对2008年8月8日那天记忆犹新：早上8点45分离开酒店前往首都体育馆，检查第二天排球比赛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午12时连午饭都没吃便赶往北京饭店参加国际奥委会与28个体育单项项目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下午1时返回首体继续商讨上午的“遗留问题”，4时返回酒店；5时跟随浩浩荡荡的车队奔赴“鸟巢”观看开幕式演出……
“美中不足的就是有点热”
魏老享受的是“高级”待遇：事先在工人体育馆做好了安检，随后专车直接开进鸟巢，“节省了很多时间。”傍晚，风尘仆仆的魏老总算能在“鸟巢”的主席台旁侧稍事休息。
那个夜晚，美轮美奂的开幕式让魏老“非常满意”。但让他感到最幸福的，应该是看到了中国自信地展现在世界面前，看到了自信带给中国的力量。对于奥运开幕式，魏老有着自己的理解。2007年，魏纪中曾撰文提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需要有个主题”，“(开幕式)向全国和世界传达个什么消息，这个信息既是政治和社会性的，又是文化和历史性的”。
谈到开幕式事后的一些争议，魏老笑言，“美中不足的就是有点热”。
魏老与“奥运”有着不解之缘。他的“头衔”总与“奥运”相连：前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秘书长、北京2008年奥运会组委会高级顾问、北京奥运经济研究学会会长……
精神矍铄的魏老一年中大概有200多天在国外处理国际体育事务，加上在全国各地参加的社会活动，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每次联系上他时，往往这一次还在布拉格，下一次就要飞洛桑。但每每谈起他最关心的奥运话题，那份激情与活力，还是透着话筒传递过来。
后奥运发展令人欣慰
作为申办奥运的直接参与者，魏老了解北京申奥的前前后后的辛酸苦辣，也理解申奥成功是“水到渠成”。
1993年9月23日，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仅以两票之差惜败于悉尼，丧失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中国举国皆泪。那天晚上，处于风口浪尖的魏纪中，一个人回到房间，关上灯，在黑暗中难过、反思。当时他得出一个不敢对人提及的结论——中国国力还不足！
7年后的2001年，北京市再次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书。不过此次，自嘲是“败军之将”的魏纪中，从台前走到了幕后。“我确实老了，也许我的那些东西不再适合。我想让申奥团队换张新面孔。让那些年轻的、能代表中国未来的新一代出现在台前。”
如魏老所料想的，这一次申奥终于成功了。亲历了两次申奥历程的他，自感十分幸运。
正因为珍惜奥运会举办过程中的每一份努力，才会了解北京奥运所带来的价值，也才会深刻思考后奥运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2001年北京奥运还画在纸上，不长不短的7年后就已经漂亮精彩地变成现实。回忆起当时“鸟巢”和“水立方”的建造，魏老说，在外国设计师给出图纸后，如何能实现它们涉及的很复杂的技术问题？“如果全部引进国外的技术和人力，成本太大。于是我们选择自力更生的道路，通过自主开发知识产权和技术最终建成。现在伦敦奥运举办方还邀请我们的建筑团队去呢。”这一点，魏老颇为自豪。
比起蓝图化为现实带来的喜悦，奥运给北京带来的经济成就，对社会风气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令魏老感到欣慰，“如今，北京的现代服务产业比例已经达到70%以上了，这已经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标准了。这就是奥运所带来的。”
中国一定要有大国心态
北京奥运一周年后，魏老坦言：“我个人心态和国民心态其实都在调整。”他强调，中国一定要有发展中大国的“大国心态”，表现在做事情上不要有自卑感，不要被外界舆论所左右。
魏老认为，北京奥运会并非完美无缺，但正是因为有缺陷，才值得更努力地去改革。“最重要的是认清自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别人爱怎么说就说去吧。”
北京奥运之后，魏老辞掉了许多职务，但“排协主席还是要再干3年的，”他笑着告诉本报记者，伦敦奥运会之后，他就会彻底“撒手不干”了。
很难想像一辈子都融入了体育事业的魏老能“全身而退”。用他的话说：“树老怕空，人老怕松，不空不松，善始善终。”
盐泽英一·日本共同社记者
“没有中国观众骂日本”
“我会注意有没有中国观众骂日本运动员，结果大家都挺礼貌的”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当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正式到来时，日本共同社记者盐泽英一反而觉得平静了许多。
“我在2001年7月13号早已感受到了那个热情。”他告诉本报记者。8年前的那个夏日，北京长安街上汇聚了各方的游客，一同欢欣呐喊，庆祝北京申奥成功。正在中华世纪坛采访的盐泽英一也被这样的气息所感染，但由于整条街都挤满了人，他只好徒步走回家，从夜里11点走到凌晨2点半，“印象太深了”。
发挥“狗仔”精神
之后的七年，盐泽英一一直关注着与北京奥运相关的点点滴滴。在他眼里，北京奥运会不仅仅是体育新闻，而是涉及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大新闻。正因为如此，四年前，作为会说汉语的日本记者，盐泽被派往雅典奥运会专门报道与中国有关的赛事，为2008年报道北京奥运做准备。
“对于日本共同社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盐泽英一回顾道，毕竟那个时候日本媒体对于中国运动员还知之甚少。
“刘翔当时得了冠军，我便写了一篇有关他的故事，那个时候日本记者都不认识他。”而经过2004年雅典奥运会，一向负责报道时政新闻的盐泽把中国运动名将们“摸了个透”，还因此专门向社里撰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为报道北京奥运还需要作哪些准备，以及报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当时，最担心的是北京奥运会时中国记者会太多，让我们很难采访到运动员。”这个问题后来进入了奥组委的考虑范围内。但如何能采访到热门运动员，“我们还是很头痛”。盐泽英一和他的同事曾发挥“狗仔”精神，按着小道消息直接扑往集训场馆，最终还是被运动员们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
开幕式“没太多新奇”
2008年的中国并不平静，西藏“3·14”事件令人触目惊心，“5·12”汶川地震让人痛彻心肺。但“中国还是以坚韧的态度快速调整好姿态迎接世界的目光”，这是盐泽对当时中国的印象，“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国际舆论质疑声很高，许多人都在怀疑‘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能否实现”。
不过，令盐泽感到踏实的是，严谨的赛事组织，志愿者周到、专业的服务，让他与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00名外国记者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幸福”。
至于开幕式，虽然盐泽觉得还不赖，但他坦言没有太多新奇感。一向善于挖掘“小道”信息的日本记者早就在数次彩排中摸清了演出情况，开幕式演出前，盐泽已从同事口中得知了开幕式的大多数内容。在盐泽英一眼中，开幕式主要体现了中国传统历史，尤其是唐代的灿烂文化。“可是为什么没有新中国以后的内容？这是不是表示中国希望复兴唐代文明？”
作为时政记者，盐泽关心的显然不仅局限于体育赛事。
奥运开幕时，恰好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了军事冲突，两国运动员之间的沙滩排球比赛因此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而朝鲜与韩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比赛，盐泽则更是关注，“我会注意有没有中国观众骂日本运动员，结果大家都挺礼貌的。”他笑着耸耸肩说道。
五十年后再看北京奥运
日本共同社社长石川聪说道：“五十年后人们再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以大国姿态成为世界领导者之一的标志。”
石川聪如此高度评价，是因为去年“奥运中国”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在奥运会期间的各种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西方记者尖锐甚至是挑剔的提问，发言人从来都是态度开明，耐心作答，不说“无可奉告”，也从不讳言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盐泽英一对此直言不讳。他说，去年最担心的，就是“奥运之后，中国信息公开政策是否会后退”。但一年以来，他发现“非但没有后退，反而是在进步”。刚刚采访完新疆“7·5”事件的他，对中国政府第一时间的信息公开印象深刻，“刚到乌鲁木齐就发现有新闻中心了，的确让我很惊讶”。
从去年的奥运报道，到今年的新疆“7·5”事件报道，外媒记者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所展现的开放和包容，这是盐泽认为奥运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最令人激动的变化之一。把自己定位为“中国的观察者”的盐泽，最后也用职业化的语调说，“随着中国的信息越来越公开，这里还会发生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于佩·中国代表团引导员
“吃了多少苦只有自己知道”
“因为之前的人员变动一直很大，所以不到最后一刻谁都说不准，当时我都能想像到父母激动的样子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还记得在‘鸟巢’看台上看第一场文艺演出时的激动心情，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水立方’晶莹剔透时的惊喜，还记得梦幻一般的八月八日……”
奥运一周年，重新来到“鸟巢”的于佩在博客中如是写道。去年8月8日，当中国体育代表团进入“鸟巢”时，现场响起了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此时，穿着红色旗袍、身材高挑、面容秀丽的于佩手持写有“中国”字样标牌，引导中国队入场。
一年后，当她重新站在“鸟巢”内，那一晚的欢呼声彷佛还响彻耳边，耀眼的灯光还在眼前晃动，烟花盛开过后灰烬的灼热，还依然感觉真切。
经历了去年8月8日之后，当时才大二的于佩，已经成为了各类商业活动、代言、演出、时尚大片等争相选择的宠儿。
从心底发出的快乐
“因为奥运，我开始快速成长，开始接触并且了解这个社会，并且慢慢习惯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她坦言，“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演出也都是缘于奥运这个契机。”
精巧的五官，凝脂般的皮肤，乌黑飘逸的长发——这些富有东方气息的形容词搁在于佩身上恰到好处。对于最终的当选，无论是导演还是教练，都交口称赞，“东方特色，应该就是张艺谋选她做中国体育代表团引导员的决定因素”。
开幕式前三天，张艺谋去看彩排时，突然决定改由她出任“中国小姐”，但并没有给出理由。在训练过程中，按照身高排序，于佩一直都是希腊代表团的举牌员，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几乎傻掉了”。“可能是导演觉得我的身高、形象等条件还不错吧，再加上平时训练表现还可以，于是就定下来了。”于佩说。
可当时的辛苦和压力，却不如她亮丽的外表引人注目。从站姿、走路、眼神、直到最后要能目测八米的距离、在鸟巢什么位置开始敬礼等等均要考虑得很周全，每一个动作可能排练过几十遍甚至上百遍，“甚至连笑起来要露几颗牙都有严格规定”。
这样的“美丽锻造”，常常令于佩忘记劳累。初次带妆进入“鸟巢”彩排时，当灯光打上面颊，现场音乐在耳边隆隆作响，“那种从心里散发出来的快乐，到现在我都记得。”
走在姚明前面“头也不回”
最难忘的一天如期而至。8月8日早上，本来应该休息放松，但是为了让大家感觉和平时一致，还是在驻地排练了一小会儿，于佩反而觉得这样“消除了紧张”。中午吃过饭，一行人就出发去“鸟巢”了。
在去“鸟巢”的路上，于佩给家里打电话，告诉父母她将是中国代表团的引导员。“因为之前的人员变动一直很大，所以不到最后一刻谁都说不准，当时我都能想像到父母激动的样子了。”
上场前，反复暗示过自己要冷静，但临场时，于佩的心里还是怦怦直跳。当真正踏出第一步时，那一瞬间的感受就只有“激动和兴奋”。当时的旗手姚明近在咫尺，于佩却“连回头都没有”。“其实在那样的场合，也没办法跟体育明星们交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才最重要吧。”
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开幕式圆满结束，于佩也随之而“红”。跟所有的成名套路一样，马上就有报道质疑她“能作为奥运会中国队的引导员是靠关系”。这让这个“吃了多少苦只有自己知道”的女孩子非常生气，但她马上冷静下来，并在博客中写道：“走进艺术圈里要付出的代价首先是要有很强的抗击打能力，与其和他们作斗争，不如自己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眼下开学就要大三的她，重心将放在繁忙的课业上，但她也表示，“不管以后怎么发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自己的本心不能变，永远要记得自己是谁，永远要学会感恩和知足。”
阿凌·开幕式执勤武警
“观众越兴奋，我们就越要警惕”
“我们都身着统一的春秋长服，又不能乱动，衣服全部汗透了。幸好出门前都喝了霍香正气水”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能够亲临奥运开幕式现场本是普通百姓所羡慕的，但到了现场却要背对演出，并在大家兴奋激动时保持高度警惕，这份工作绝非普通人能胜任。
24岁的武警战士阿凌，以及他的战友，去年8月8日那晚，正是背对着那场世界瞩目的奥运盛会，度过了一个既难忘，又平常的执勤日。
面对本报记者的提问，他的回答朴实而腼腆：“真的没有太多感觉，奥运执勤只是一项平常但重要的任务。”阿凌所在的部队有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奥运安保部队。
整个开幕式都背对舞台
8月8日下午4点，阿凌跟他的战友就到达了“鸟巢”，当时天气很热，里面的人也不多，有的战士笔直地站在散热口附近，“都身着统一的春秋长服，又不能乱动，衣服全部汗透了。幸好出门前都喝了霍香正气水。”
让一些战士感到遗憾的是，在盛大的开幕式当中，虽然身处现场，但他们却不能尽情欣赏演出，只能偶尔斜视着撇上几眼，“一律背向舞台，眼睛不允许脱离观众席。大家只能听到声音，奥运点火时可以感觉到，但是还是不能看。”相比背向舞台的战士，作为巡视员的阿凌还算幸运，偶尔还可以“瞟两眼节目”，但是“观众越兴奋，我们就越要警惕”。
尽管当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但回想起当时执勤的状态，阿凌觉得还是有些紧张。“不过，越往后越轻松，尤其是到了残奥会的时候。但其实在这个时候更应该保持警惕。”直到比赛全部结束，阿凌和他的战友才彻底松了口气。
也有有惊无险的时候
阿凌所带领的武警小分队负责“鸟巢”的东侧区域，任务除了日常执勤巡逻外，还为施放烟花等表演活动建立或者封闭一些通道，偶尔也与志愿者或其他武警部门沟通协调。
也有过有惊无险的时候，回忆起当时执勤的情况。阿凌说，当时也发生过可疑的事情，记得一位游客把一个很新的电脑包放在垃圾桶盖上，然后就径直离开了。哨兵发现情况后马上报告，最后发现这只是个空包，虚惊一场。“发现可疑的人，我们一般不会惊动，而是跟着观察。”
这些“看似平常”的工作，早在2007年上半年，中国安保部门便开始展开了。奥运会对中国来说是首次，奥运安保工作对于中国同样无太多现成的经验可循。“说实在的，并没有专家来给我们培训过有关奥运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先设想可能出现的状况，再通过训练来应对。”阿凌的语气和缓而稳重，他告诉本报记者，家人经常打电话过来，叮嘱自己要小心，因为他们从电视上看到海外发生“抢火炬”的新闻，就很担心，“开始我认为没有什么危险，现在想想，这种事情不好说，一旦发生了就很麻烦，不过我们都有应对预案”。
他成了“有故事的人”
阿凌也是一名体育爱好者，记得2001年高中刚毕业时，当听到申奥成功的消息时“非常激动”。阿凌更没想到7年后自己可以以“参与者”的角色融入到这场盛事中。“去年圣火传递出事情的时候，我就特别遗憾自己不能在现场保卫，军人的天性还是希望有所作为吧。”阿凌语气恳切。
而之后的8月8日，阿凌完成了一个心愿：守护在圣火旁，见证北京奥运的开始。从这一天下午4点迎接观众进场到次日凌晨1点半观众散去，近10个小时中，阿凌和他的战友们都保持着高度警惕。
采访中，阿凌的语气始终平静舒缓。只是在谈到保护北京火炬传递过程中看见了姚明时，这个腼腆的小伙子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澎湃了一把”。
在他看来，奥运让他变成了“有故事的人”。
董建·奥运狂热分子
“八年醒来一场梦”
“有时候，我也想找一份踏实的工作，毕竟自己这么些年挺亏欠家里人的”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我给张艺谋导演的开幕式第一个小节打80分，第二、第三、第四分别打50分、60分、60分。我追求完美，所以我不觉得奥运会开幕式无与伦比。”在中国人民大学最近举办的一次后奥运艺术与创意高层研讨会上，一个留着平头，衣着随意的男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的语速不快，语气平缓却有力。
他叫董建，而当大家问起“董建是谁？”他会毫不避讳的表示：“我是一名奥运狂热分子，烧到39度。”
八年一场奥运梦
2000年，身为球迷的董建因机缘巧合和几个朋友合作了一首足球歌曲《燃烧你的梦想》，这年的5月被《北京青年报》当作申奥素材报道，题为“小董和老谋子叫板，要拍申奥宣传片”。就此，他辞掉工作，开始追寻囤积心底多年的“奥运梦”。
见面时，董建随身携带着《国际先驱导报》过去的奥运报道，随意谈论起报道中他所认识的人，并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他眼中与奥运有关的“有意思的人”。
就身份而言，董建是奥运开幕式创意、吉祥物、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和城市雕塑、奥运歌曲应征作者，组织过十几次有关开幕式创意和奥运歌曲创作的座谈会，并作为主要参与者创作了《我来了》、《精卫填海》、《鸟巢梦》等奥运歌曲，而他的最大期望则是“在《精卫填海》的伴奏下，能让奥运圣火点燃在鸟巢最高处。”
只是“小董”还是叫板不过“老谋子”，他八年来的奥运心血似乎没得到奥运“主流班子”的认可。自认“悲剧色彩比较浓”的董建，自然觉得跟“奥运组织者们”的气场不合，“奥运会要热热闹闹歌舞升平，我却常常拘泥在那些有悲剧色彩的神话当中。”
一直把奥运当成自己的梦想和理想，结果所有的努力似乎付诸东流，“好像八年醒来一场梦，这让我那一阵子十分萎靡。”一边说，董建一边望向远方。
去年8月8日当天，董建带着一颗受伤的心，跑到一位熟识的研究神话的老师家看开幕式。
有些荒诞但又很真实
董建的故事听起来有点荒诞，但表现在他身上又那么恰如其分。
2000年，董建恰巧听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位老师的讲座，里面提到“精卫填海”的悲剧精神。精卫的那股力量引起了董建的强烈共鸣，之后他特意去神话发源地山西长子县发鸠山考察了精卫传说。在董建眼中，精卫似乎印证了“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奥运精神。
于是，在奥运吉祥物征集时，他拽上两个美院的学生跑去海边“找灵感”，还专程联系了“鸟巢”的美术顾问艾未未，只可惜后者非常“不客气”地评价了他们的创作。
为了给《精卫填海》谱曲，董建也费了老大的气力。他去找过郭峰，但觉得人家“不了解精卫的精神，没这种感觉”；他在演唱会的后门等刘欢，守在人家大吉普车旁边，毕恭毕敬地递上自己的作品……“刘欢后来都记得我了，说怎么又来啦？”董建笑着说：“可惜最后还是没谱。”
“这些年挺亏欠家人的”
有谱的事情倒也办成了一件。
2006年春节时开始征集奥运志愿歌曲，一个玩摇滚的朋友召集了一大帮子人在一个酒吧召开“座谈会”，“有一个叫陈元的音乐人。他说‘我来了，我没准备什么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但我带来了一颗火热的心。’主持人一听，就说‘干脆拿我来了开头吧。’”董建回忆道。
为了写歌词，董建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个叫杜大卫的志愿者，是斯里兰卡佛学院的一名教师，说了句“尽我所能”；一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志愿者，提议应该有实实在在的态度；还有一个叫杨培显的涉外宾馆的厨师长，爱好写作，写了好些合唱的歌词……这样搜集下来的创意很多，董建最后的歌单上词作者就达到11位之多。
后来就是为歌词寻找作曲者。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奥运志愿歌曲《我来了》最后成功出炉。
八年的故事在董建看来仍历历在目，虽然夹带着一些遗憾、一些委屈，但他仍然为体育痴狂着。如今董建正在继续自己的足球梦想——拍一部足球纪录电影。语气中充满激昂和豪情，但他又降低音调若有所思地说：“有时候，我也想找一份踏实的工作，毕竟自己这么些年挺亏欠家里人的。”
推荐《国际先驱导报》博客：http://blog.sina.com.cn/m/xqd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