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户，选票下的牺牲品？
一场村民自治规范运转的标准样本，为何又疑似一场标准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暴力?
一切决定都有会议记录，一切方案都有书面备案，党员会、村民代表会，每一份会议记录上都留下了到会者严肃的签名。这几乎是一个村民委员会民主运转的标准样本。而外来户的心头，却充满被辱没被剥夺的感觉，在他们眼中，这更像是一场标准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暴力。
在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东澳这个村子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有山有田，千余人口，不大不小，安安静静。
这里的历史与广东很多地区一样———上世纪中叶，边防军在此围海造田后地广人稀，便从各地陆续吸纳了一些外来住户。
黄少南一家，就是1980年代从广西移民而来。平静了几十年之后，他们忽然有了“二等公民”之感，“难道我们只能做本地户的奴隶?”
外来户满腹的不平和委屈，来自“不平等待遇”的加剧。2008年，东澳村第一次减少外来户的福利分配比例，2009年更进一步，连田都一度不想分给他们了。
前来协调此事的镇干部，更显得无奈———这种利益排挤均是村民代表会议及村民会议通过的严肃决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程序合法，决定有效。
一边是对“奴隶”遭遇的不平之鸣，一边是“民主”公正的振振有辞，这座普通的村庄究竟发生了什么?
往事
“牛、农具，什么都是平均分的，大家都一样……”
东澳全村人口1768人，其中1980年以后迁来户籍的有三百多人。
1982年，黄少南的父母带着六个子女举家迁来，包种了30亩土地。
这次迁徙对家庭的意义不言而喻。在广西家乡，人均只有1亩5分水稻田。而东澳村“土地不受旱，不用靠天争水，潮水浇田就能吃饱肚子”，这些都足够具有诱惑力。
这是1980年代外来户的共同命运。以比邻东澳的草蓢村为例，1980年代初有2700亩地，本村只有700个劳动力，不得不大力“招耕”，结果引进外来户900多人。
30年前，“招耕”是政治压力，“丢荒是要负责任的”。
远道而来的外来户，一落脚就扛锄下田，白天下地晚上盖房，与本地住户一起熬过了那个特殊的拓荒时代。
如今，黄少南的老父亲已是耄耋之年，壮年岁月的回忆只有终日不停的田间劳作，以及不分你我的平等往事:“牛、农具，什么都是平均分的，大家都一样……”
老人每天坐在小院的门口，看着对面那片140亩的秧田———村里仅剩的一块水田，恍惚何处才是真正的家乡。
1990年代，村子边上开通了珠峰大道，占地6平方公里的新青工业园近在咫尺，靠近工业园的东澳一角，建起了南旺商品房小区。昔日的成片农田，逐渐让步于城市的扩张和含金量更高的集体企业。
和本地户一样，失去土地的黄少南开始了他的零工生涯。建筑工地、运输市场，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年底还帮人砍甘蔗，“除了抬死人，什么都做过”。
随着农业税费的免除和土地收益的提高，就在他开始重新看重自己名下的土地时，却已经抵挡不住命运的下沉。
下沉
福利分配成为竞选者招揽选票的重要筹码。
土地厂房，这些村庄仅有的财产换来的集体收入，每年要在全村进行盈余分配，成为每个集体成员应得的福利。
但从一开始，外来户就难以获得与本地住户同等的分配比例。邻近的草蓢村外来户甚至多年被排斥在福利的分配之外。
相较之下，东澳村一直奉行外来户只及本地住户70%的分享比例，在很多年里让黄少南安之若素。
变化，从2005年开始。当年9月6日的党员会上，在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周根全的推动下，几十年来第一次对福利分配方案实施修改。经表决通过，黄少南这样1982年后迁入的外来户，分配额度由70%陡降至40%。
在那次修改会上，新任村主任周根全解释了调整方案的原因:“根据镇委镇政府的有关文件”，原有分配方案未能“照顾到大部分人根本利益”，尽管他同时强调“应该尊重历史继续给予外来人分配权”。大部分人指的无疑是本村住户。
这个改变并不偶然，也不突兀。
与其他村庄一样，东澳村的首次村委会主任选举，是在1999年。经营钢材铺的周文华获胜，并连任两届。6年后，他放弃了候选人资格，但从此成为村中两大竞争阵营之一的首脑，2005年，小村庄真正燃起选战的硝烟。
福利分配成为竞选者招揽选票的重要筹码。最终，以周根全为代表的竞争阵营以300票的优势胜出。毕竟，本地户人口远多于外来户，，表面看去，周根全是以少数利益为代价，争取多数的支持。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少数利益，却是选举时的决定性力量。三年后，周根全果然落败。胜出者周兴强，来自另一阵营。
有人评论说:修改分配方案是周根全走错的惟一一步。当时有村民代表提议减少外来户福利时，周根全的大儿子便提醒父亲其中可能有诈，周说，大不了不坐这个位子，犯不上得罪村里大部分人。
那是一场白热化的选战。东澳本地户大部分同宗，小亲族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几乎是既定的。每个人都看明白了:全村1300张合法选票，掌握在外来户手中的300张才是关键力量。
外来户更加成为漩涡的中心。在他们的房屋有专人分片“把守”，看到对方的助选者来了，就跟进去。众目之下，谁都只能打打哈哈聊聊家常。
一方说:“(他们利益受损)都是周根全搞的。”而另一方则趁机承诺:有新文件，按政策办，肯定不会再少于4成了。
外来户的票仓作用充分显现出来:三年前周根全领先三百多票，三年后，2008年，他仅仅输了18票。
外来户合力托举了周兴强，并将福利升高的希望，寄托于他。然而，一切并不那么简单。
漩涡
“个个都是这样，都说尽力，到后面就是四个字:无能为力!”
当选后，2008年讨论福利分配的村民代表会议上，新的村委会主任周兴强提出6成的方案，作为对外来户拥护的回馈。
结果25张表决票，13张赞成，12张反对。微妙的票决结果在投票后被搁置。
第二天，村干部约请5位外来户代表吃饭:“各让一步，你们拿5成行不行?本地户意见很大。”5个人都不同意。
僵局之下，第二天开始分发福利，仍然按照过去4成的标准执行，外来户推举新领导而改变命运的意图落空了，有人拒绝领取。
周兴强摊开双手:没办法。外来户开始攥起拳头:“个个都是这样，都说尽力，到后面就是四个字:无能为力!”
就这样，新的命运逻辑显现出来:选举时，外来户是最重要的摇摆力量，各方同时大加“争取”；选举结束后，他们是“执政”和“在野”双方相互博弈的利益筹码。“选举时，我们只要一个电话，书记村长马上上门；不选举时，干部都不愿进我们家门———让反对派看到又是麻烦……”外来户凌大程说。
黄少南经常孤独地坐在门口，作为外来户村民代表，他的家显得很敏感。“党员和代表一般不太方便来。”每个人的态度，都被做出站队的解读。
除了外出找活干，他不怎么出门，来串门的，几乎也都是外来户子弟。如今他们人到中年，扶老携幼，深深的委屈，弥漫在每一个人心头。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下沉的螺旋仍在加速转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