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将访问莫斯科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苏联为之轰动。
维尔什宁，这位卫国战争时期的歼击机飞行员，决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定要写出一首讴歌社会主义中国的歌曲”。《莫斯科-北京》经瓦·穆拉杰里谱曲后立即红遍中苏大地。
毛泽东听到这首歌后，当即决定要亲自见一见歌词作者。然而，维尔什宁因他人诬告，被划为“苏维埃政权的异己分子”。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关切，指控被撤销，他很快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助理，这是当时中苏特殊兄弟关系的写照。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这首歌没人敢唱了，维尔什宁失去了所有耀眼的头衔，贫困潦倒地死在雪地里。
一个人的荣辱浮沉，却见证了曲折的中苏关系史。“苏联和中国永久是兄弟，这两大民族永远团结紧……”时至今日，这首《莫斯科-北京》仍是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汉语广播的片头曲。
【文章导读】
毛泽东访苏曾两次被拒
毛泽东赴莫斯科访问社会主义“老大哥”其实筹划已久。中国外交部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早在1947年3月2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俘虏了不少共产党的干部，斯大林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安全表示担忧，他急电毛泽东，表示可以派专机接毛泽东等人赴苏联暂避。
出国避难，这是毛泽东所不愿的，但是到苏联去访问倒是可以考虑。毛泽东通过当时苏方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致电斯大林，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明确要求。 6月1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
但两个星期后，斯大林却来电称“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出行为宜”。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的理由是，毛泽东离开中国对革命不利。
1948年春天，中央已经转移到达河北境内，而陕北的局势已定，延安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访苏的心情变得迫切起来。4月 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决定提前到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
4月29日，斯大林回电原则同意毛泽东访苏。5月10日，斯大林却再次出尔反尔，以安全为由拒绝了毛泽东访苏的要求。后来才得知，斯大林不欢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访问莫斯科，是怕得罪美、英，担心中共与苏共关系太密切会授人以柄。而且，共产国际中已经出了一个独立性比较强的铁托，无疑，毛泽东也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人。
大葱成了见面礼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描述毛泽东访苏要求被拒的历史时，称“中苏双方从开始就充满了不信任，充满了怨气”，这也为此后几十年来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埋下了伏笔。
外交部编号为109-00003-02的解密档案显示，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终于如约抵达莫斯科。5天后，是斯大林70大寿，这也是毛泽东此行的重要议程之一。毛泽东亲自为斯大林选好了足有两车皮的寿礼——一车江西蜜橘和一车山东大葱，这也是中外外交史上少有的“国礼”。送蜜橘很好理解，但大葱就匪夷所思了，这个问题，困惑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阎明复很多年。
2006年1月，阎明复透露，他终于找到了答案：毛泽东访苏时的特殊国礼源于一个笑话，山东人打架的时候，给他们一根大葱，他们就歇手。“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毛泽东是想用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了”。
毛泽东在送斯大林大葱“消气”的同时，却也难以掩饰自己的“气”。警卫员李家骥向毛泽东请示饮食问题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你给我记住，要准备活鱼。如果拿的是死鱼来，你就把它撇回去。”李家骥非常困惑：为什么主席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在国内从不挑食，有时候还会吃剩饭，今天怎么了？
直到1999年春，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夫人韩桂馨才揭开了这个谜团。1949年1月31日，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秘密来中国访问，当时，解放区物资匮乏，即使中央机关也没有更多的美酒美食，只能用自己养的猪、鸡，还有滹沱河里的鱼来招待苏联客人。正在用餐的时候，米高扬却质问：“这个鱼是活的吗？”毛泽东后来在莫斯科“要求吃活鱼”，无疑是对米高扬的回敬。
【文章导读】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去的列车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国外访问(1957年11月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时又访问过苏联)。经过10天的旅行，12月16日中午12点，专列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等人顶着凛冽的寒风在站台迎候。因天气寒冷，苏方在车站只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随后毛主席便前往斯大林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当晚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大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两人的见面，无疑具有世界影响。两人一见面，就热烈拥抱起来。这个拥抱，开启了中苏两国的“蜜月”时代。斯大林毫不掩饰地称赞毛泽东，说他比想像中更年轻，更健壮；说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却说，我是个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则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这与他对刘少奇的谈话如出一辙。寒暄过后，中苏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第一次会谈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希望苏联废除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消苏联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等方面一切在华的特殊权益，与新中国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体现完全平等的条约。斯大林却指出，1945年签订的条约，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对这个条约的任何改变都会给美英两国以攻击苏联的口实。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恰恰是毛泽东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会谈因此陷入僵局。
目的难以达到，毛泽东想到了长于谈判的周恩来。在征求斯大林意见时，斯大林非常圆滑地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这样一来，会谈只好暂告一段落。
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了苏联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苏方对毛泽东关心的中苏条约问题始终避而不谈，使毛泽东有些着急。第二天，他找到苏方有关人员，要他们转告斯大林，要求再次就中苏条约等问题进行会谈，并想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的签字手续。
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当毛泽东再次询问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还是认为周恩来不来莫斯科为宜”。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意与新中国另订新约。
12月下旬，各国代表团在参加了斯大林寿辰庆祝活动后纷纷回国，惟独毛泽东留了下来。斯大林几乎每天都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却始终不谈签约的事，也不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对来看望他的苏方人员说，你们要保持同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这明确表达了对斯大林拖延讨论新约的不满。
这时，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缅甸、印度、丹麦、瑞典和英国等国准备承认或同新中国建交。中国在国际上朋友越来越多的新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同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这一谣传使苏联方面非常被动，也使斯大林终于认真考虑与中国签订新约问题，并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
1月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苏联方面的情况，并明确提出让周恩来“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一扫十余天来的沉闷心绪，精神特别好。利用周恩来尚未到达的时间，他拜谒了革命导师列宁墓，到列宁格勒参观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到波罗的海远瞻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喀琅施塔得要塞等地方，充分领略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风韵。
【文章导读】
形势旋即发生第二次转机，美国在观察到毛泽东对苏联进行长期的访问后，担心中国会倾向苏联，同时美国也感觉到新条约的签订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于是这个亚洲大国就会完全倒向苏联。于是，美国马上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中立”的姿态。就在毛泽东与斯大林僵持在新旧条约问题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英、中三国元首申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过去四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也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进行掠夺的野心，也不准备以武装部队干预中国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准备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
一周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又发表了演讲《中国的危机》，公开称“国民党不是在战场上被打倒的，而是被中国人民抛弃了”。艾奇逊在界定美国西太平洋安全防线时，认为那是一条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菲律宾的防线——任何明白人都能听出来，这一防线中并不包括台湾。从这一点看来，美国在说国民党被中国人民抛弃了的同时，自己也抛弃了台湾。
美国出此策的目的很明显，他们的对手不仅有中国更有苏联，他们想借由出卖台湾而拉住毛泽东和新中国的注意力，以干扰中苏结盟。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做出了第二次让步。
新旧条约对于中苏两个国家，是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问题，苏联不愿意失去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利益，他的挡箭牌即是雅尔塔会议和英美对中国会提出利益纷争；中国以强硬的态度让苏联和整个国际社会看到了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决心。而对于国内局势，毛泽东认为“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
如历史所演进的，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才开始讨论到如何修改中苏条约问题，并且在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苏联档案中公开了这段谈话。
毛泽东：我说的两点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谈话很快进入中长铁路问题，在苏联人看来，这是苏联的大动脉，从心脏莫斯科一直遥控到远东。
斯大林：现在转入中长铁路协定。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作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协定，但适当进行实际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2月14日，尽管双方在讨价还价中会谈了两个小时，但都做出了让步，最关键的问题归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按照中方要求有了1952年底这个时限，中国在二战后因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即将全部收回。而苏联则失去了它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斯大林在审时度势后做出判断，他必须赢得中国与之结盟的政治立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最终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而中国“一边倒”的政治立场能够给他带来苏联东线全线的安全。所以，他是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归的。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对华政策，甚至可以说不是不得已，而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文章导读】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
当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中苏双方其他高级领导人合影时，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发现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回到下榻处，他向毛泽东提到这一点。毛泽东微微一笑说：这样就一般高了嘛！毛泽东身高180厘米左右，斯大林看上去要矮一些，但从照片上看，两人基本差不多高。
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以大使夫妇的名义在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但出于对毛泽东等中国贵宾的尊重，他破例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这次盛宴。当斯大林步入宴会厅，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拥抱时，整个大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为毛泽东饯行。2月17日，毛泽东登上回国的专列，结束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苏联之行。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意义重大。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与苏联缔结了新的互助条约，毛泽东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任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少有的经历。通过直接接触，毛泽东对斯大林有了新认识。后来，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毛泽东说：“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
【文章导读】
50年过去了，历史尘封的东西大多已经解密，关于毛主席访问苏联前后，敌人破坏和暗杀的许多档案已经公开了。从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敌特制订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台湾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特务，要在列车运行中将毛主席暗杀。毛人凤命令：“通知情报总署，按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A、B、C三套方案：第一，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大规模破坏东三省铁路重要部位；第三，炸毁长春14号铁路涵洞，在哈尔滨双城铁路集中埋设炸药，将车炸毁。”交待完后，毛人凤对美国顾问布莱德说：“炸了毛泽东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布莱德兴奋地说：“岂止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它的意义不亚于一场战争。日本人为你们做出了样子，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毛人凤做出部署后立即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咬了咬牙说：毛泽东访苏，是针对我们的，如果他们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的条约往哪里摆，难道一点儿约束力也没有了吗？不管苏联的态度如何，你们要先发制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次毛泽东访问，绝不能让毛泽东活着访问苏联成为事实。
国民党特务为了暗害毛主席，曾经在大兴安岭隧道放过炸药。
大兴安岭隧道是1903年才建造完成的，也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路，一旦被炸，毛主席和铁路列车都将被埋在长长的隧道中。为了确保隧道万无一失，保证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当时增加了很多公安部队的战士，在隧道两边不停地巡逻。毛主席经过大兴安岭隧道时，陈全有负责勤务。大兴安岭那年特冷，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列车安全通过，他们在大兴安岭隧道的两端挂上棉被，防止因为太冷，隧道顶壁的水滴落下来结冰而将铁轨冻结，妨碍列车通过，他那时就负责每天将棉被悬挂和摘下。毛主席专列经过的那天，巡逻队发现了铁路上的一块巨石，就在清除搬运时，山上打来冷枪，有一个战士被打伤。部队立即组织人员对敌特进行围堵，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击毙了三名敌特。在铁轨上，公安部队还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经过公安干警的努力，敌人的阴谋破产，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大兴安岭隧道。蒋介石得知后非常气愤，打电话找来毛人凤，责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将毛主席的车炸毁。
毛主席的列车一路不停长途奔驰。为了保证主席休息，决定在哈尔滨市休息一下。省公安总队奉命负责保卫安全，省公安部队政委王化成具体指挥这次保卫任务。
第二天列车继续按计划行驶。列车从哈尔滨市开出，王化成也是在列车出发前的五分钟才知道。
列车到了长春，谢富治和罗瑞卿到车站去接毛主席。在大兴安岭隧道炸毛主席专列的计划落空后，国民党又密令潜伏在长春的特务于子洋执行暗杀计划。于子洋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长春解放后潜伏下来，为了掩护，他在长春市胜利大街租用了一栋两层小楼，纠集金晓科等十几人，组成了一个潜伏组。于子洋与混入铁路内部的特务刘金鹏密谋，在四平路投放炸药、在道岔处放置大石块的方法企图颠覆列车，加害毛主席。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刘金鹏还在铁路内部发展了苗延年、南云海等多人，以便计划实施时协同行动。这一重大的情况被公安局获知，市委书记刘业雄要求严密监视，定时破案，吉林公安局调兵遣将，在毛主席回程临近时刻，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在毛主席回来之前，公安部队一举将毛人凤在北京潜伏的电台抓获。至此，敌人企图破坏毛主席访问苏联的暗杀阴谋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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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莫斯科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就发到了中南海。第二天，苏联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也由此带动了欧亚十余个国家对中国的承认。
两个月后，新中国主席毛泽东决定亲赴莫斯科访问。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商谈废除不平等的中苏旧约，就两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商谈；同时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活动。此次出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正式出访。红墙内的人们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为毛泽东的远行忙碌开了。时为访苏代表团机要员的沈剑心现在还保存着当时出访时配置的装备，一人一床缴来的美国人的鸭绒被和每人一双的大靴子。
除了必备物品，毛泽东出访的衣着也是需要着重准备的。据时为毛泽东卫士的李家骥回忆，周恩来和罗瑞卿都建议毛泽东要顺应国际的礼节，请他着黑色服装，黑色的礼服，黑色的皮鞋，甚至袜子也是黑色的。毛泽东就问：“怎么这么复杂，我就不穿黑的。”总理做工作说：“咱们国家第一次以主席这样的身份访问苏联，我们一定要和外交礼节相适应。”主席听总理这么解释，就说：“那好，就一套黑色的，一套做灰的。”灰色是他喜欢的颜色。
在毛泽东的行囊里，最多最重的是书。《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还有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装了整整两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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