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做朋友，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狗来说，人类是值得崇拜的领导者；对于人类来说，狗是最忠诚的仆人。狗的命运在人类的一步步侵淫下而被改变，其命运的转折，与人从来不乏相似。
正因为犬只已然成为都市社区的一员，它所引发的公共管理和人际关系上的难题，正转化成人与人之间的激烈对抗，乃至强权干预的极端情形。爱狗、恨狗、炫耀狗、伤害狗，从网络辩论到政策争议，从打狗行动到护狗志愿者，早已超出了“养不养，怎么养”的个人权利问题。
6月，陕西省汉中市因狂犬病恐慌而大举杀狗；7月，广州“一户一犬”新政，导致流浪狗的激增，并衍生出一段段被流放，被寻觅，被救助的故事。而简单的“一刀切”举动所引发的民意反弹，正考验着广州这座城市管理者、民间动物救助机构等各层面的管理能力，也考量着广州人的人狗情缘。
道不同，狗不相为谋
南都周刊记者·炫风 实习生· 郑璇 整理
犬只增多引发的安全隐患等不同的公共问题，导致各地的养犬政策也不尽相同。
上牌至抵：香港
国内犬只登记费用基本上下调，但比起香港还是有一定距离。
香港：狗只牌照收费46港元~80港元，牌照有效期为3年。
北京：重点管理区每只犬的首年管理服务费为1000元，以后每年度为500元，免费注射预防狂犬病疫苗。
上海：以环为界，内环每年2000元，外环每年1000元，包括犬类管理费、保险费和防疫费。
深圳：免牌照费，每只狗每年管理费为300元，包含注射预防狂犬病疫苗。
广州：每只犬管理费为首年500元，以后每年300元。
处罚最严：香港
各城市对违反养犬规定的惩治基本上以罚款为主，不同地区罚金跨度较大。
香港：违反与格斗狗只有关管理规定，最高罚5万港元，还要监禁6个月。
北京：对在禁养区内养犬的或者在重点管理区内饲养烈性犬、大型犬的以及冒用、涂改和伪造养犬登记证养犬的，由公安机关没收其犬，并可对单位处1万元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罚款。
上海：对于未经许可饲养、养殖、销售犬类，或者冒用、涂改、伪造和买卖证明的行为，将一律捕杀犬类，对饲养者处200元至1000元的罚款，对销售者处2万元以下罚款，对养殖者处3万元以下罚款。
深圳：饲养烈性犬的，处以5000元罚款；未对犬只实行拴养或者圈养的，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广州：在严格管理区内饲养、销售、繁殖危险犬，或者在一般管理区内未对危险犬实行圈养的，由公安机关没收犬只，对单位并处每只犬5000元罚款，对个人并处每只犬2000元罚款。
手法最怪：上海
上海市卢湾区公安机关探索出了一套居民养狗“听证制度”：小区中准备养狗的住户，可以向派出所提出养犬申请，社区民警初步审核后，由居委会召集居委会干部和离申请人最近的5户居民，大家面对面商议。申请人陈述养狗的理由和如何管好宠物，左邻右舍听取申请人的承诺后，表决是否同意其在小区养狗。
人心至深：深圳
《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出来后叫好声一片：取消5000元的初始登记费，每年管理费降至300元。放开限养，饲养两只以上犬只，要有居委会或者业委会同意证明。放开大型犬饲养，鼓励绝育，收容流浪狗等措施。
“一狗制”带来的烦恼
南都周刊记者·炫风 实习生·黄薪儒 郑璇 广州报道
卡拉是条狗。
在这部意味深长的电影里，“卡拉”的主人老二的妻子玉兰，带着小狗卡拉去遛弯。黑户的卡拉被派出所的警察抓走，如果不能在20小时内给卡拉上一个户口，卡拉就要从老二一家人的生活中消失。可办户口的5000元钱对穷困潦倒的老二来说是一笔巨款。于是老二不得不为求得亲朋理解和筹款而奔波，就像卑微软弱的小狗一样无助寻找着身份认同。
如果卡拉生活在现在的广州，那么它会有新的烦恼：尽管户口费从5000元降到了500元，但是卡拉不能和它的兄弟姐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7月1日，已经习惯了国家严格独生子女政策的广州人，如果家里养有犬只，还得奉行另外一条“计划生育”新政：每户限养犬一只，母犬繁殖幼犬的，幼犬必须在三个月内处理。无法自行处置的，须将犬只送到犬只留验场所。这就意味着，现在养了两只以上宠物狗的家庭只能留下一只。
新政20天，广州“一狗制”所引发的争议在激增。与此相佐证的是，广州街头的流浪狗数量在激增。坐落在番禺南浦的私宠之家是广州的一家民间宠物救助组织。从今年3月养犬新条例公布以来，该组织每天都要接十个以上的求助电话，这比从前几乎翻了几番。
相较今年6月，陕西汉中市因狂犬病恐慌而大举杀狗，眼下，广州的狗儿们命运也多蹇起来，再次成为城市公共话题。城市管理者、宠物生意人、犬主、厌犬者、宠物组织、流浪狗收容所，这些与狗相关的各方在“狗事”上的纷争扰扰，拼接出大都市社区的复杂生态。
“计划养狗”的尴尬
40多岁的广州人高慧敏养狗多年。她以前向记者抱怨，广州狗牌太贵，造成了路边有太多被遗弃的狗。上个月底，也就在广州市养犬新条例生效前夕，她带自己的狗去打防疫针，在流花路又看到了很多遗弃狗，这又触动了她的情绪。“那些狗在路中间的花基下躲雨，马路两边都是车，它们都不敢走，太可怜了。” 高慧敏说。
被触发类似伤感的，并不只是她一个人。
在2007、2008年，广州养犬条例修订期间，很多被邀请参加政府专家意见会的人士，得知条例草案中规定“一户一犬”，大多数持不赞成态度。“即使必须一户一犬，也应该是对法规生效后才养狗的家庭按一户一犬来限制。”一个参与了条例修订的NGO组织人士向记者说，“大部分与会者都在反对，可惜最终，政府坚持‘一户一犬’，对此我们很无奈。”
这位NGO组织人士同时告诉记者，被邀请参加条例修订的，还包括宠物用品商和兽医行业等代表。他们更多从经营者的角度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犬只数量不应该被限制”，并推动名犬的规范繁殖。与他们相反的是，一部分市民代表，包括政府代表，却不希望出现广州犬只过多的情况。最终这个新的修订条例，平衡了各方意见。“一户一犬，就是为了控 制总量。”他说。
广州的旧养犬管理规定订立于1997年，主要规定为“高收费限养”，养狗需交纳上万元人民币上牌费。新养犬条例，将管理费征收标准从1万元登记费降至每只狗第一年500元，第二年起每年300元。
在广州新养犬条例出台前，南都网在政府和养犬者之间搭建了一个“羊城狗规逐条数”的平台，期间发表反对声音最多的，是那些在1997年旧条例生效时高价买狗牌的犬主。对比之下，广州周边珠三角等地的犬主们则大多表示庆幸，一些深圳的犬主还把深圳与广州的养犬加以比较，认为“深圳是中国宠物犬最好的家园”。
在中国，各大城市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养犬政策。为了修订新条例，广州公安部门曾专门到香港、深圳及中国北方一些实行养犬条例的大城市调研。在北京，8年前曾对养狗加以“严格限制”，征收高额管理费，2003年通过的新法规取消了“严格限制养狗”的规定；深圳方面，则在2006年制订的新条例中把养狗办牌年费从6000元大幅下调到300元。在个别地方城市，譬如安徽淮南，前年更规定“养狗无须经公安机关批准”。
在各地修订养犬条例的过程里，大都遇到了“高收费失效”的问题。在北京，由于喜欢养犬的人越来越多，欠费匿养犬的数量激增，到2006年时被统计到的北京犬只的实际数量接近已注册的10倍，有报道称“民警抱怨整日为抓捕违法豢养犬疲于奔命”。事实上，类似的“公开黑户”，在中国各大城市都普遍存在。
流浪犬的归宿
在广州新养犬条例通过以后，一些爱犬组织已经向犬主建议，先把犬只寄养到宠物医院并寻找新主人，或者在遵守法规的前提下“进行一些灵活处理，譬如借用亲朋或邻居的户口应付‘一户一犬’”。一个月将过去，很多犬主也发现，“单靠公安机关的力量，被上门查狗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过，如果流浪狗在救助组织或公安部门逾期无人认领或者领养，这些狗只就将与过去一样，进入城市环卫的程序处理范围。
7月20日，根据有犬主提供的线索，《南都周刊》记者给广州卫生处理厂打电话，询问死去的猫狗如何处理？能不能火化？有没有骨灰？卫生处理值班人员的回答很干脆：“宠物要你自己送过来。你是看不到火化，拿不到骨灰的，因为我们会直接把它放到高压锅炉里面，煮烂为止。”
可能没有太多人——包括那些曾经失去过宠物猫狗的广州人，知道卫生处理厂是唯一官方认可的动物尸体处理中心，他们的处理过程是：先将动物的尸体经过高压、高温蒸煮，然后再粉碎，处理过后的液体交由粪便处理厂，作为肥料处理。
这个流程，对于养宠物或者爱宠物的都市人而言，可能是难以接受的。不过，对于公共管理者，或者那些不喜欢宠物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专业无害化的处理，有利于维护市容环境，也是一种科学理智的处理动物尸体的方式。”
在几年前，曾经有很多宠物医院做“宠物火化”甚至“土葬”的生意，后来那些掏了钱的宠物主人们发现，这大多数是奸商的谎言。现在，在爱狗的义工以及网络上的犬主们中，一度传言四起：为了迅速处理多余而被遗弃的狗只，警方把流浪狗或没收的家狗带走以后，直接带到肉联厂，或者使用“锤子逐个砸死”的快捷方式。
如按照规定运作的话，由公安部门收集到的广州市流浪狗，将被收容在白云山麓的一片砖瓦房里。附近的居民经常听到狗叫，但没有人能说清楚那些狗只将往何处去。即使你是私人寻狗者，想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犬只，也必须出示公安部门的批条。
不是所有的不符合“限狗令”规定的犬只都会变成流浪犬，乃至被处理。记者访问了北京一个因救助拆迁区流浪狗而生的基地，广州也有同样致力于此的组织，但义工们经常抱怨，流浪狗增长的速度总是超过他们的安置能力。
人与狗的误会
实际上，在限狗令前有“公开黑户”或灵活处理的手段，很多流浪犬，却并非因为政策或条例而在都市里流浪。
在广州番禺南浦岛，有一家开办5年的“私宠之家”流浪犬救助中心。在2004年，番禺一家马场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马场老板留下了十多只专用来配种牟利的杜宾与大丹混种狗，关在狭小的狗笼里，被“私宠之家”负责人发现，成为了第一批被救助的遗弃狗。
蹲坐超过一米高，被“私宠之家”首批救助的元老“丹丹”被安置在救助中心顶楼。它5年来看着各种流浪狗被送到中心，又被领养者接走，或者死去。“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狗是特别容易被遗弃的。一般情况是，最近什么种类的犬被市民养得多，也就是被遗弃得特别多的狗种，譬如京巴，北京狗。”在中心工作多年的义工Phoebe对记者说。
亚洲动物基金会广州高级项目主管冯冬梅向记者分析，近年都市养犬者明显增多，但包括养犬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并不具有科学的养犬常识，这制造了不少人与人之间因为狗而产生的矛盾。“譬如，狗叫通常是想与人亲近，但不懂的人会恐惧；另外不遛狗可能会使犬只的危险性增加，但不懂的人会认为遛狗增加了狗咬人的风险。” 冯冬梅说。
包括救助流浪狗的志愿者本身，也在积累经验与提高认识的过程中。在“私宠之家”刚开办的头一年，由于流浪狗太过拥挤，曾发生过争夺食物而互咬致死的事件，于是直到现在，该救助中心一直将收养流浪犬的数目限制在20只以下。“这些年，各地开了不少宠物救助中心，甚至有些个人也在救助流浪狗，但很多流浪狗拥挤在一个空间里，反而恶化了它们的生存和护理环境。”Phoebe说。
流浪狗大多有皮肤病，这与它们长期吃垃圾有关，因为狗不能吃咸食，即使一点点盐对狗来说都是有害的。不过，犬主们未必能理解这样的常识，他们经常以家常饭菜喂饲狗只，即使一些专业养犬者作解释或指导，很多市民都不愿意改变习惯，这使很多家犬都染上了流浪犬的病症。根据社会工作者的反映，顽固的犬主们，大多以有一定年纪的市民为主，“他们一边不停地说自己很喜欢小狗，一边又对你的科学建议敷衍了事。”
今年3月份，广州曾出现一起虐狗事件，一名老伯在自家阳台用棍子虐打小狗，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强烈抗议。该老伯声称自己打狗是因为“狗不听话”，作为主人他“有这个权利”。最后，经过“私宠之家”上门交涉，这只小狗终于被送到救助中心。
不顾公共环境的犬主，或者没有养犬常识的居民，通常是社区狗事斗争的主角。记者采访了多位非养犬人士，其中大部分对体型过大的狗只有抗拒感，而狗只制造的噪音则是另外一个广被抱怨的反犬理由。在上海市卢湾区，为了平衡社区各方的利益，养狗问题已交由居民间的“听政制度”管理，让居民间达成“君子协议”，自定养犬规范。
“打狗”与“狗权”
如果说社区邻里的协商，或者都市养犬政策是围绕着狗只的利益平衡，那么在中国，“打狗”和“提倡狗只福利”则是犬只在社会中遭遇的两极状态。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狂犬病多发国。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由狂犬病引发的死亡人数为3300人，在中国法定的32种甲、乙类传染病中仅次于艾滋病和肺结核。5月下旬，陕西省汉中市为防止狂犬病蔓延，出台了“创建无犬城市”的政策。无论是流浪狗还是有人饲养的狗，“只要发现就要100%消灭”。6月中旬，汉中进行了备受关注的打狗行动，即使在外来志愿者和本地居民的抵抗之下，汉中也摆出“将打狗进行到底”的强硬姿态。近两年，在重庆、福州等地，随着城市化的扩张，“打狗行动”也时有起伏。
冯冬梅说，早在1973年，中国就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以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的方式去大规模消灭犬只。在当时，养宠物是政治问题，而新一代人对狗的认识则只留下“脏”，“咬人”等。“毕竟，以目前中国的大环境来说，很多民众都对犬只抱有偏见和误解，要求社会的眼光，还有政府的法规一步到达国外水平也不现实。”她说。
宠物犬在中国都市的命运正在一点点地改变。在《南都周刊》多位记者的采访中，不少犬只福利提倡者都认为，“现在养狗的人本身可能并不真的喜欢狗”。他们认为，很多犬主养狗，尤其养名种狗或大型狗是为了炫耀，或者是追求潮流的行为，把犬只作为玩偶，或者任由其满街大小便不管。“我们觉得他们这样做属于虐待动物，”冯冬梅说，“文明人养狗，他的狗通常也是文明的，反之亦然。”
另一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以纯种狗和猫为主的宠物市场，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了20%以上，这反过来促使了商业推手不断制造都市人的养宠热潮。近十年，宠物医院、宠物商店滥配种、乱治疗等行径，也在制造着都市狗的流浪命运。此次广州新养犬条例，加入了“不得虐待、遗弃所养犬”的保护动物福利的条款，这被犬只福利提倡者看成是一种进步。
“有时候，养犬的政策，跟你的宠物会不会流浪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他们以这个条例做借口养，以后他们可能还会用别的事情做借口，比如说要结婚、要生小孩，去遗弃他们的犬只。所以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人的责任心，如果他们真的很喜欢自己的狗，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解决问题。”“私宠之家”的Phoebe如是总结。
“人们一直都认为养狗是为了保护人，在广州，其实是人保护狗。”
6月一个清晨，李珊(化名)带着“金仔”和“妹妹”在滨江东附近遛。“金仔”是一只80多斤重的纯种金毛，“妹妹”则是一只混种的“细只佬”。
见路上没什么人，李珊给两只狗都解了套，让它们自由伸展一下拳脚。“金仔”呼地就跑远了，“妹妹”还在磨磨蹭蹭地找个如厕的地盘。李珊掏出报纸来拾狗粪，这是狗主的“例行公事”。
一辆小面包车从背后开过，李珊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却没想到，面包车开着边门，慢慢靠上了正迎风信步的“金仔”，车中人伸出一个活索套来往“金仔”脑门上扣。
“救命！”惊恐的李珊用尽全身力气嘶吼着。她清楚地记得先前朋友讲述的一起抢狗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一旦狗入了套，面包车会用力地往前开。狗的脚力很有限。抢狗人会等到把狗拖得半死不活时，才减速把狗提上车。在广州，80斤的狗肉可以卖出近600元的价钱。
这一伙抢狗人显然被李珊的呼救声给吓蒙了，作罢闪人。珊飞奔过去，抱着“金仔”就给丈夫打电话，“‘金仔’差点没了，‘金仔’差点没了.....。”李珊一边说一边掉泪，情绪失控。
如果说抢狗只是偶发的低概率事件的话，那么十几天后，《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实施，对于李珊来说，则是一场更为可怕的生离死别。
“我绝对不会放弃‘金仔’或‘妹妹’中的任何一只。”即使这样说，但李珊还是没想出个应对之策。
50多岁的蔡姨，已经作出了决定：她选择了离家出走，带着她收留的11条狗3只猫，从老城区荔湾搬到番禺乡下去。
最先被驱逐的收养人
07年李珊收养了第一条狗，也就是“金仔”。从那之后，她的这项“副业”便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已收留过20多只狗。
每一条狗刚被收留的时候，几乎都是病狗。其中有一些只是患了皮肤病，因为模样吓人而遭遗弃。李珊一只一只地送医，等到痊愈后，再为它们寻找新的主人。仅前一只被送走的斑点狗，前后医治共花了5000元。“妹妹”本来也是要送人的，由于长得比较丑，一时送不出去，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就再也舍不得送人了。
“为了狗，我变得不睡懒觉、变得爱打扫卫生、也不再和同事们大手大脚地花钱腐败。”在新养狗条例实施之前，李珊保持着平均一个月拯救一只流浪狗的节奏。不过现在她不再收留新狗了，因为害怕找不到主人。“政府正在打压我们的热情，”李珊说：“街上流浪狗越来越多。”
这一个月对李珊的心理折磨非常的可怕。遭遗弃的狗本能地会跟着人走。有一次李珊带着“金仔”和“妹妹”在遛弯，一只小狗很乖巧地跟着他们走了两条街，它非常渴望能被领回家。李珊实在没有办法，就狠狠地对它说话，它失望地跑开了。回家之后，李珊大哭一场，现在她上街都会带着狗粮，看到流浪狗就分一些，这已经是她能做的全部。
与李珊一样收养了多只流浪狗的蔡姨，为了能照顾狗而搬去乡下，成为了一个普通狗主对抗养犬新条例的典型。
广州番禺区石楼镇茭塘村，一个普通的村庄，交通不便，来去只能靠打摩的。第一次踏进蔡姨新居，会有种“震惊”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只是因为满屋的铁笼子和病狗歇斯底里的狂吠声，还因为空气中狗味、屎尿味和药味混杂而成一种难以名状的气味。蔡姨的卧室就在隔壁的一个小房间中，那也仅是一张床的空间，房门口堆满了狗粮，是好心的网友送过来的。
蔡姨的狗与很多人的狗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丑。锁在厕所里的“大B”，跟随蔡姨已经长达十年，它是蔡姨和几个拜佛的朋友在经过一个肉包铺时买下的。“当时食客都已经在座上等着了，我说我一定要买。”三只小狗店家开价80元一只，两只比较可爱的被蔡姨的朋友买了，蔡姨要了这一只没有尾巴的。
门口那只最安静的狗叫“丁丁”，是蔡姨6月29日刚救下的。“丁丁”是条土狗，属于36种禁养犬之一，它的主人那天把它绑在电线杆上准备打死。旁边有家士多的老板娘见了，就去向蔡姨报信。蔡姨到的时候，“丁丁”已经自知劫数难逃，全身软在地上，口水流了一地。
蔡姨花钱买下“丁丁”后，当天就把它送去芳村的一个宠物店暂住。拉来载狗的面的司机还不忘趁机摆一道，“我这面包车是干净的，用来运这么脏的狗，50元，一分不能便宜。”
“知道自己活了，‘丁丁’当时很高兴，我跟它不熟，它不停地摇尾往我身上蹭，好乖。”在蔡姨简陋的家中，几乎每一只狗都有一台电风扇照顾着，不至于热得难受。
在养犬新条例对市容市貌和居民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之前，最先被条例所“驱逐”的，是像蔡姨和李珊这样的好心人。
广州狗主的一次偶聚
很多不认识的人都以为李珊是专业养狗的，其实她在广州一家外企工作。李珊的语速很快，能够用三言两语就把一些纠缠不清的利益问题给解释清楚。
7月7日，李珊在广宠网上发帖号召大家印制“保护狗狗”的T恤，这是她在反复征求一位律师朋友的意见后，在确认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才展开的。所有T恤的设计和印制费用，以及繁琐的分发工作都由李珊独自承担。
“我调查之后发现，目前遗弃狗狗最多的就是老年人。因为他们特别害怕听到‘罚款’这两个字。”李珊说：“T恤活动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主动弃狗的狗主。”帖子发出之后，网友的预订热情并不是特别高涨。一周之后，李珊收到了一百件左右的订单。
尽管如此，在7月18日地王广场的发货现场，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因为很多狗主不请自来。不过他们并没有因为白跑一趟而埋怨，比起一件表明立场的T恤，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群同病相怜的同伴，以及相互间有限的精神支持。
“我儿子给家里的狗取了个名叫Money，‘Money来’，‘Money来’特别好玩。”家住员村的徐先生说：“Money会跟人踢球喔，每天我回家还会帮我拿鞋子。”
“我家的Rocky还会自己开空调，好多次回家我还错怪我老婆，怎么出门也不记得关。”Rocky是一只很温顺的罗威纳犬，属于禁养犬种，它的主人说：“Rocky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会想尽办法留住它，实在不行就花钱给它搞一块军牌。”
“我的lucky(一只土狗)也是禁养犬，已经养了5年了，给它做绝育，为它治狗瘟的时候，我都一直陪着它，没有离开过。在中国不能养中国狗，这种事情实在是荒谬。”
“土狗一来没人买，二来不会生病，他们当然不让养了。麻烦你们去养一些贵一点的，经常生病、有利可图的狗。”人群中有人不无讽刺地接着话茬，“谁知道他们把狗收走之后有没有统一管理。很多狗只是广州不让养，他们转手马上在其他城市卖？这可是很大一笔收入啊。”
“我有四只狗，其中有一只是猛犬。不过我是绝对不会把我的狗交给他们的。”大块头的阿吉是现场说话最冲的一个，“曾有个小孩用羽毛球拍打我的狗，我给了他一巴掌。我不怕说，我现在每天是带刀遛狗，谁要是打我的狗，要么连我一起打死，要么就是你死。” 狗主们的情绪随着讨论的进行，愈发地激动起来。
“我们是不可能改变政府的，我们也不要奢望穿几件T恤就能有多大的改变。”李珊插嘴说，“我只希望大家在面对管理条例的时候，不要轻易地放弃你的狗，至少要努力争取到最后一刻。那样的话，对你自己的狗也就有一个交代了。”
发完T恤后，李珊显得颇为无奈：“你看，养狗的人这两个月的心情都没有好过，一碰头就是在讨论这么郁闷的事情。”
养狗就是积德
对于李珊来说，狗就是她的亲人，想尽办法也要让它活着留在家中；对于徐先生来说，狗是他的朋友，把狗的“户口”挂靠在朋友家，赠予他人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对于那些叫卖狗的人来说，狗就是他们的工具，一种挣钱的手段。
至于蔡姨，一个义工说：“她就是这些狗的活观音。”
与大多数狗主相比，蔡姨对狗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在她家的客厅正中，摆了五尊佛像。1992年，工作了18年的蔡姨失业了，从那时开始，她患上了偏头痛，转而信佛。“我也没有烧什么纸钱，就是有空的时候植树、放生。”蔡姨身体好了以后，对佛事更诚心了。
1997年的时候，蔡姨收养了自己的第一条狗，起初家里人还没有什么意见，后来蔡姨的狗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多起来。她老公对她的意见最大，闹到后来不得不分居。蔡姨和狗住在泮塘，老公则住在了文昌路。
“动物是最苦的众生，上辈子没有修好，这辈子做了狗。人对它好，它死了就不会再做畜牲。”蔡姨说自己收养狗也是有得有失，她现在一个月1000元的社保费全花在狗身上，自己生活拮据。她的金项链金戒指，已经全部化为给狗治病的药材，“钱没了就没了，狗还有就行。”
蔡姨的老公对她的做法看不惯，孩子也不大去看她。最近蔡姨的老公刚被查出患了肠癌，不过尚未最终确诊。蔡姨说起这个事，态度比较复杂：“我丈夫就信一点点佛，他要是全信，就不会得这个病.....。”
原本在泮塘的街坊，回忆起蔡姨的时候，对她的印象并不坏。“这个人好像不怎么说话，家里又收留了那么多狗，感觉有些古怪。”一个经营小店的老板说，“住她对面的一个老头很搞笑，每天有事没事就要骂她几句，她也从不还嘴。”
养犬新条例刚公示那几天，蔡姨知道在泮塘是住不下去了，于是她托人找到了茭塘村，以为在这里可以长住。
现在蔡姨每天5点多起床，轮流带每一条狗去方便，然后还要冲狗笼、扫狗毛、给患皮肤病的狗擦药。“看到生命活得这么顽强，我就很开心。”蔡姨说。
不过村里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没有给她好脸色看。大清早起来，蔡姨遛狗都挑村的东头遛，那老太在村西头远远看见了，大老远还要追过来骂。不仅是骂，如今老太还叫儿子下逐客令，不走就把狗打死。蔡姨无奈只好向几个义工求助，准备过些日子再搬一次家。
“像这样照顾狗不回家的，可能就我一个了吧.....。护生比放生要艰难得多。”说起自己的事，蔡姨显得有一点自豪，“今年是狗的大劫。”
李珊的战略
不同于这些还想着为狗狗找一个下家的尽责狗主，不少人直接把多余的狗抛弃在大街小巷，甚至乱棍打死。在荔湾区经营一家饮食档口的陈先生在7月初就把自己的狗送给朋友了，而那个朋友明说是拿去吃的。“当初想到养狗，也就是因为每天都有很多剩余的食物，不给狗吃也是扔掉。现在不让养就不养了。”陈先生说。
目前绝大部分的违禁狗主都处于“潜伏”的状态，每天晚上遛狗，避开人流的高峰期，一到白天就把自己的狗关在家里。
“很多地方都听说有人上门查狗，不过这一带倒没有这种事。”家住五羊新城的谢小敏说：“已经有好几个保安来关照过我了，不过我的狗并不是禁养犬，所以我也不怕。也不知道是哪一家邻居如此勤快，隔几天就去投诉一次。现在我对邻居的戒备心都更重了。”
番禺丽江花园业主李芳，认真看了楼道布告栏上张贴的养犬条例后，松了一口气。儿子刚满三岁，她最当心的就是，小区狗多，狗主时常放养，小孩有次差点就被一只狗咬到。
今年3月，因狗打扰了邻居，广东番禺某小区业主陈先生，发现自家两条藏獒被人毒杀，准备把整个小区的邻居都告上法庭。因狗事引发的邻里纠纷，成了管理者头痛的问题。相对于市区的严格限养，在番禺丽江花园、祈福新村等非严格限养大型社区，新养犬条例的出台，让原本投诉最多的“狗事”处理有据可依，狗主与非狗主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些松缓。
一有时间，李珊就会带狗们去海印公园溜达。不过一些在海印公园散步的人却对这些遛狗的人意见很大：“周周乐”现在简直变成了狗场，来这里的狗越来越大，那些狗主也不拴绳，撞到老人小孩怎么办？草坪里还经常见到狗屎。
李珊对这些指控一直默默忍受，她明白确实有很多狗主没有对卫生尽责。但有一些过激的言论也让她很恼火，曾有人在网上向她质问：“你们有钱养狗，怎么不去孝敬一下父母？”
“狗的问题其实就是狗主的问题，不负责任的养狗行为才是应该管制的，而不是狗的数量。”李珊对不负责任的养狗行为最看不惯：“新的养狗条例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提升狗主的素质，而不是现在一刀切简单的管理方法。”
在李珊的心中，有一个不成文的“小战略”——先解决狗狗的生存问题，再讨论花钱上牌的问题。“在香港养狗交80元是包芯片、包疫苗的，而且人家还有很好的狗狗乐园。我们给一只狗交500元到底有什么用？我没有看到，连狗厕所也不建造一个。这是在利用人们的爱心赚钱。”
李珊有一个朋友的狗是已经上了牌的，但是它没有享受到任何的权利。
有一次那只狗从桥上不慎掉入珠江中，主人打电话到110，那边说“我们不救狗”。着急的狗主叫来帮手，用绳子吊着自己也下到珠江中，然后再打电话给110，“现在人掉水里了，你们救不救？”
南都周刊记者·王越 北京报道 摄影·邵欣
2007年9月，北京奥运会前的市容改造进入加速阶段，北五环边上的清河营村将被拆迁，原来的居民可以立刻凭着巨额拆迁补偿搬入新居，驶向繁荣的“幸福快车”唯独拒载了一个特殊群体——此前村民们喂养的狗。
还住在平房的时候，人需要它们看家护院，但上了楼，它们就成了负担，于是被赶出家门。当时已怀有身孕的“黑妞”被主人以100块的价格当狗肉卖给了前来救助的志愿者。揣着温热的百元钞，主人骑上自行车绝尘而去，懵懂的“黑妞”追在后面狂奔到精疲力尽，都不肯相信被抛弃的命运已经降临。在村口收废品的人趁机诱捕了很多流浪狗，杀掉卖肉，有一个小男孩亲眼看到他们用绳子勒杀狗的情景：奄奄一息的狗嘴里冒着血沫.....。
如果要讲类似的悲情故事，恐怕一部长篇小说也说不完。
被遗弃的，仍不离不弃
2009年7月19日下午，伏热难耐。满头大汗的小丽打开一个院落的大门，领记者进去。大门里面还有一道铁丝网隔成的小门，待记者小心翼翼地从开了一道缝的小门里挤进去，它们迫不及待地扑上来，以冲撞式的拥抱和热烈的亲吻表达他们的欢迎。
一年多以前，包括小丽在内的四个救助活动的骨干志愿者每人凑了几千块钱，在犬舍林立的梨园养殖区内租下这个面积一亩多的院落，将在清河营村救助的流浪动物转移过来，成立了“瑞家志愿者团队”的流浪狗救助基地。一方面为它们提供基本的吃、住、医疗等福利，另一方面坚持在各个即将拆迁的区域进行宣传，希望不要有更多宠物重蹈覆辙。
当志愿者之后，以前开宠物店的小丽关了生意，全职照顾这院子里收留的近70条流浪狗。说“全职”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她不能为此领一分钱报酬。
没有踏足过这个救助基地的人也许会有很多忧伤的猜想。这些狗几乎都经历过从天堂坠入地狱的落差，被遗弃，饱经流离失所的沧桑，甚至有些曾遭受过残忍的虐待，搁在人身上，大抵会发展为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反人类、反社会的极端案例。我想象中的敌意与不信任，没有在这个院子里出现，即使面对素未谋面的生人，这些被伤害过的狗仍然表现出极大的善意和亲近，甚至连恐惧都没有。
这些热爱与人亲近的动物，他们最好的归宿还是能回归人的家庭。串种小狗“小黄豆”在流浪生涯中失去了自己的右眼。对来基地的任何一个人，它都会仗着自己娇小讨喜而扑上来急切地小声哼哼着撒娇，希望能将它带回家。它这个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一位居住在北京的台湾知名作家已经领养了“小黄豆”，等过几天作家从台湾回来，就会把“小黄豆”带走。
上半年，基地里共有13条狗找到了新主人。
无论谁犯错，受伤的总是狗
在人的社会中，养狗和真心爱狗不是一个概念。出于对宠物市场经济前景的憧憬，很多人成为狗贩，在缺乏市场判断和专业知识的情况下盲目地繁育犬只。更多人出于好奇和好玩，加入养狗一族，却不对狗进行基本的训练和管教。当麻烦大于乐趣，抛弃就成了最简便的解决方法，而把负担和隐患留给了整个社会。
去年冬天，一个经营不下去的犬舍准备关张，犬舍老板要把手里卖不出去的几十条古代牧羊犬以每斤4元的价格卖给饭馆。基地的志愿者们闻讯赶去，按价把23条幸存的狗赎了出来。“你们没见到那些狗，太惨了。”小丽指着基地里一间屋子的墙壁上贴的照片，照片中的古代牧羊犬瘦得像一副骨架标本。“这还是我们看到的，我们没看到的估计更惨，不少犬舍里的狗活一辈子也没出过笼子。”小丽说。
除了没有工资领，小丽对投入全部精力“伺候”这些小家伙们没有任何意见。让她不满的只有人——始乱终弃、利欲熏心、残忍虐待，都只能用来形容某些人的劣根性。虽说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人爱狗、救狗，可是如果没有不负责任的狗主、狗贩子，这些狗也不会有此遭遇。
“像那些村民，为什么搬到楼房就不能养狗？”在小丽看来，那是逃避责任的借口，只要学一些简单的驯狗技巧，牵绳遛狗，避让老人和孩子，自觉清理狗的排泄物，定期给狗做免疫、绝育，生了病给它们治，狗就能得到很好的管理。正因为疏于管理，才会有狗吠扰民和伤人事件，有狂犬病传播，有被狗粪污染的公众绿地和道路，让养狗的人和其他居民之间产生对立和罅隙，甚至仇恨。
去年下半年，朝阳区石佛营西里小区发生了在草地上投鼠药毒狗的事件。被毒害的狗的主人在小区里张贴了许多声讨乃至谩骂投毒者的“小字报”。但投毒者也有自己的理由：年幼的孩子在小区里玩耍时被没有主人约束的狗咬伤，却找不到人赔偿。
始作俑者都是人，罪过和代价却由狗以生命来承担。
计划生育是基本“狗策”
志愿者曾在清河营村劝一条狗的主人给狗做绝育，主人坚决不同意。但当狗怀孕生仔之后，他又坚决地将自己无力照管的小狗连同雌狗一起扔给了志愿者。“你们拿走，我不要。”留下小狗后，这人就抛下这么一句话。很多人认为剥夺狗的生育权很残忍，可在绝大多数为狗服务的志愿者们看来，这是保障不会有更多狗沦为流浪狗的治本之道。
小丽并不希望记者将她曾经备受争议的一个观点写进报道里：通过宣传和推广绝育，逐渐减少串种狗的出生。虽然它们也有生存权，可由于血统不纯，品种不高贵，不值钱，也就特别容易被人抛弃，而且抛弃后很难再被领养。
基地有一只先天残疾的金毛“毛毛”，出生时就少了一只爪子。它的狗贩主人将还没断奶的它装在鸟笼子里抛弃在宠物医院。被救回基地后，“毛毛”长到一岁半大，被一位志愿者领养了。
“我说得很残酷，可也是实话。”小丽指着基地里最多的串种京吧、西施、中华田园犬说，即使残疾，因为是金毛，“毛毛”也有人喜欢，可这些不值钱的小家伙们，哪怕再健康活泼，也很难讨人的欢心。与其让它们生出来遭罪，还不如“计划生育”。
与众多的动物保护组织一样，“瑞家志愿者团队”也一直在为保护动物权益立法奔走呼告。可这条路漫长而坎坷。更重要的是，假使人们养狗的观念没有理性的转变，法律也只能杀一儆百，惩恶而无法扬善。
“不保证能对狗终生负责的人还是不要养狗，比如还没有固定居所的学生，没有征求家庭其他成员同意，没孩子但有生育计划的夫妻，乃至已经超过一定岁数的老人。如果养了狗，就要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走到哪儿都带着它。”小丽抱起刚生了七只小狗的一只小土狗“花花”说。下周，他们会去潘家园拆迁区做宣传，告诉更多的人，开始新生活，其实不必抛弃他们的好朋友。
文·沈玎 摄影·黄集昊
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所有的狗都是从狼进化而来的。四万多年以前，狼和人类因为拥有相似的生活方式而逐渐走到一起。两者都依靠捕食其他物种而生存，都组建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并结合成一个大的家族群体，通过感情和对领导的共同支持而维系生存。这些相类似的自然行为模式，是人和狼可以共同生活在一个群体里的基础。
和人做朋友，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狼聚集在人类的居住地周围，并开始从垃圾堆中搜寻食物的时候，它们自己就开始了驯养的过程。因为觅食比打猎更简单，而人类也欢迎狼来帮助清理居所，所以这种低级别的互动得到了鼓励。
与此同时，人类自然而发的，对温顺友好和凶残警觉的狼的区别对待，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小环境。狼通过不断的演变进化来适应这个环境，从而慢慢地越来越像狗了。这些依赖人类的狼群彼此交配，使它们身上的特质得以传承。
一次偶然的基因突变使狼在身体结构和认知水平完全发育前就达到了性成熟，其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的狗像小狼一样，依靠其他动物来指挥和照顾它们，在群体中扮演追随者的角色，并渴望结交新朋友，充满好奇心。
有些人把狗看作是退化了的狼，但实际上它们拥有的只是不同的能力，而不是低劣的能力。能够理解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的口令和动作，本身就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彼得·斯坦哈特在《有狼相伴》一书中写道：“进化并没有磨练狗解决问题的技能，而是训练了它理解人类的能力。”
由于狗在各种迥异的和变化着的人类文化中，面临选育的压力，所以很快就出现了品种的分化。如巨大体型的偶然突变。倘若人类认为这一特征符合特定的需要，就会鼓励基因突变的品种继续繁殖，从而催生了诸如猎犬、牧羊犬、斗牛犬等等五花八门的不同类别。
狗的一些特性使其得以胜任许多不同的岗位，例如狩猎或放牧。近代人更加快了对狗的潜力发掘：16世纪，狗开始为盲人提供帮助；19世纪晚期，狗头一回被用于完成警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狗第一次以红十字犬而不是战士的身份出现.....。
地球上再也没有第二种动物的进化轨迹，是如此严格按照人类的喜好来进行。狗和人类在几万年前就达成了共识：前者要为无限卷入后者的生活而不断地自我调整，这是狗成为人类第一个朋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和狗做朋友，又爱又恨
对狗来说，人类是一个值得崇拜的领导者，可以满足其所有的情感需要和物质需要；而对于人类来说，狗是最忠诚的仆人，也是最知足的孩子。在狗的情感中，不存在权钱利益，也不存在虚情假意或是背信弃义。而无法用语言交流，实际上促进了人类与狗之间的友好关系。当我们需要倾诉时，即使我们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说，也可以对着自己的狗唠叨个没完，而且知道它从来不会认为我们愚蠢；当我们突然有无法抗拒的冲动想要身体接触时，可以伸手抚摸甚至拥抱一只狗。同样因为狗不会讲话，它可以和性格孤僻的心理疾病患者正常交流，甚至可以感化和教育恶贯满盈的罪犯。
历史上，苏格拉底的一些哲学后人就自称为cynics(犬儒学派)，意为像狗一样的。犬儒学派宣扬要回归自然，以对抗由于人类社会的制度和习俗而产生的虚假和伪善。他们有意违反文明行为的正常标准，以此撼动人们的惯性思维方式。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他们像狗一样诚实、没有虚假的需求，对财富和社会等级漠不关心。不过对于反对他们的人来说，他们的举止很不得体很不高雅，这一点也很“犬儒”。
对犬儒学派的这种矛盾的评价，也体现出人类对狗的矛盾心态。我们对狗的爱其实比想象中更接近轻视。人类习惯于控制并隐藏自己的欲望，比如性欲、贪欲和争强好胜的欲望。狗可不是这样，在人眼中，它们无拘无束地按照天性行事，到处撒尿，当众交配.....。实在是一个现成的坏榜样。
当人类在病态的焦虑下拼命否认自己身上的动物性时，他们会贬损动物何等令人生厌，而狗总是首当其冲。所以虽然我们爱狗，但是当我们辱骂别人时，却从狗那里借用了一个称呼来表示最卑鄙可耻的人，这个称呼是所有语言中表示最高程度的卑鄙和轻视的共同标记。
布鲁克林大学的教授凯瑟琳·罗杰斯认为：人们往往因为对于狗的过分熟悉而不把它看成是独立的动物，人们把狗看成是劣等的人，并用同一种道德标准去做评判。狗不仅不如人类明事理、有道德，而且不应该分享适合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福利设施。
除了这些不公正的指责以外，在不喜欢狗的人看来，狗的性格中还有很多不讨人喜欢的地方。如只会服从、摇尾乞怜.....。所以在汉语中，我们会说“走狗”、“狗奴才”。加之对狂犬病的恐惧，使很多人对狗从单纯的厌恶到害怕、甚至仇恨。
历史上曾经对狗和狂犬病有周期性的恐慌，18世纪时，伦敦下议院甚至要求警察和守夜人杀光他们在街上看到的所有的狗。一时间，伦敦的街道上布满了狗的尸体。奥利弗·哥尔德史密斯讽刺说：“对狗的恐惧才是目前真正在蔓延的可怕的传染病。”
几万年来，人类依靠狗来帮忙打猎、放牧、看家护院.....。人类与狗的关系比与其他任何动物都更加亲密。那些对狗的价值和可爱之处不为所动的人，永远不能理解人类这一居于主宰地位的生物，居然会爱狗，喜欢让狗给自己做伴，为它们花费时间和金钱或者为它们心烦意乱；而反过来，有一些爱狗人士也倾向于忽视狗的一些令人生厌的性格和引起的不必要的麻烦，包括肮脏、喧闹、吓人、到处吠叫，甚至咬人。
每一次关于狗的争论，每一次狗做出的无谓的牺牲，几乎都是源自人类自身对于狗的矛盾态度。
文 ·王越 插图 ·李峰
微笑与愤怒
狗有我们可以理解的表情。当它向后咧嘴，眼神安详，耳朵也向后倾，就是一个大大的微笑。恐惧时，它的表情跟愤怒很相似，都是抬起头皱着鼻子，露出利齿，但耳朵向后方扭转，尾巴也夹在两腿中间。
吠叫
吠叫就是狗的交流方式，从吠叫的语调中，动物行为学专家能听出它是不安还是孤独。遗憾的是大多数人不是“解语者”。
最立竿见影的办法是在它开始吠叫的时候迅速用滋水枪朝它的脸滋水。
啃咬东西
啃咬东西，是出自狗探寻本能和猎食本性的玩耍行为。这并非想搞破坏，只是因为它想念你的气味。发现它咬东西时立即制止，赏罚分明就能逐渐让它学会只咬可以咬的东西。
收藏剩食物
即使天天有肉骨头吃，仍然能在清扫屋子时找出狗存储的剩食物，可能已经发黑。“深挖洞，广积粮”是它们的天性，要杜绝这种麻烦，唯有每顿都给它刚好吃完的量。
爱做“电灯泡”
情侣或者夫妻喂养的狗总会在主人享受亲密二人世界时腆着脸不识趣地凑上来，很多人以为这是在与主人的爱人争宠，实际上狗并不理解人的亲昵行为，它只是认为主人可能陷入困境，需要解围而已。
逐臭者
“吃大便”在狗看来无比正常，它们天生喜欢散发浓郁腥臭味的东西，希望借恶臭的气味来掩盖自己的行踪。家养的狗突然开始吃大便，可能是主人喂养不当，让它饿过了头。
随地大小便
成年犬“四处留尿”是为了留下自己的信息。在室内，可以在狗醒来或进食30分钟后带它到卫生间或阳台，训练它在合适的地方排泄。
摇尾巴
通常，翘起尾巴轻盈地左右摇动代表喜悦和友好，但当它尾巴僵直地竖着，小幅摆动，同时眼睛大睁，发出低吼声，你就要假装平静地慢慢走开——它已经觉得受到威胁了。
追逐人和车
在行人和汽车后面吐着舌头拼命追逐，并不是因为狗想咬人，而是想赶上他们。这是狗用来消耗多余能量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