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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医护人员来到市政府门前讨说法（网友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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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市第一医院本报记者 郝建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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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发生纠纷的医务监护室
医生被打感到委屈和压抑，死者家属虽然拿到21万元补偿，却有5人被刑拘———福建南平一场医患纠纷引发的肉搏，其结局无疑是两败俱伤。
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 “游戏规则”得不到患方的信任和遵守，正是医患纠纷处理与法治渐行渐远的深层原因。深度观察A13版
被打的医生倍感委屈和压抑，死者家属虽然拿到21万元补偿却有5人被刑拘——福建南平一场医患纠纷引发的肉搏，其结局无疑是两败俱伤。
剥开“医闹”升级的表象，不难发现卫生行政部门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得不到患方的信任和遵守，正是医患纠纷处理与法治渐行渐远的深层原因。
83岁的杨纯生老人颤颤巍巍地走到记者面前，揉揉浑浊的眼睛，张了几次嘴，最后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人都死了，我们要公道啊！”
杨纯生是福建省南平市医患冲突中因病死在医院的杨俊斌的父亲。6月18日，50岁的杨俊斌因“双输尿管结石伴双肾积水、右肾多发结石”进入南平市第一医院治疗。6月20日手术后，杨俊斌感到剧烈腹痛，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场医患纠纷最终发展成一场肉搏战，造成医患双方12人受伤，后经当地政府出面调解，医院出了21万元，患者一方总算平息。不料医护人员却不干，他们集体打着条幅到市政府，要求打击“医闹”……
两个男人的烦躁
从南平市中心通往杨厝村的路上，路过一个废弃的收费站。出租车司机小王介绍，以前过往司机要么强闯这个收费站，要么和收费人员打架，收费员打不过，最后只好拆了收费站。“我们老百姓都是讲道理的，国务院要求二级公路收费站停止收费，可他们就是不愿意放弃到嘴里的肥肉，那咱们就干。”小王的家乡与杨厝村相邻，他承认这里的人“强悍”，但同时强调“大家不会无理取闹”。
杨厝村属南平市延平区太平镇，距市中心大约40公里。这里大多数人家养猪，村民的房子表明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
7月4日，杨俊斌的家属还在忙着筹办丧事，几名妇女正按当地风俗给死者做纸鞋。
见有记者来访，一家人顿时警觉起来——杨俊斌的儿子杨义钦说，这几天不断有警察找上门，已有5名亲属被带走了。“现在丧事还没办完。”杨义钦显得有些烦躁，他拿出一份协议书说，“他们医院在上面盖了章的！”
与杨义钦一样烦躁的还有余修会。他是南平市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室医生，两年前从医学院毕业，目前还在各科室轮岗。冲突当天，他被患方家属打伤，至今还在住院。
南平市第一医院普外科9床、10床的房门紧锁，门上的玻璃用报纸遮盖着，看不到里面的病人，只能听到有低低的说话声。通常情况下，护士并不允许患者或家属遮挡病房门上的玻璃，因为那样不利于医院监控病人。
敲门许久后，一个女孩从门缝里探出头来，有点不情愿地把记者让进去。10床躺着一名穿格子衬衫的男子，9床空着。男子“睡”了一两分钟后，终于睁开眼睛，有些恼怒地称自己不愿意接受任何采访。
开门的女孩证实，男子就是余修会，她是余修会的女友。
“余修会本来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他是被患者家属当成人质打伤的。我能理解他的委屈和压抑，我开导他时他都哭了。”南平市第一医院医务科主任邱磷安说。
据介绍，9床患者叫蔡剑锋，也是南平市第一医院医生。余修会和蔡剑锋是在这次医患冲突中受伤的，经过法医鉴定，两人均构成轻伤。
医院里的一场混战
7月6日，南平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称“621”医患纠纷群体性治安事件中，双方共有12人受伤，其中患方7人被鉴定为轻微伤，院方2人被鉴定为轻伤、3人轻微伤。目前，来自患方的5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另有3人取保候审。“我至今忘不了这件事，他们像发疯了一样，见到穿白大褂的就打。我脱掉衣服（指工作服）去给病人换药，他们抓着我的胳膊问是不是护士，我说我是家属才躲过一劫。”南平市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陈乐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6月21日凌晨，当南平市第一医院宣布杨俊斌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家属立即和医生对立起来。院方要求封存病历，患方认为医院拿走病历可能会篡改。
双方均报警，后经协商，上午8时由院领导出面解决纠纷。
天刚亮，医院门诊大厅门前已经摆着10个花圈，还挂着“还我爸爸”等两条白布条幅，十几名家属聚在一起烧香、烧纸钱。
在尸体停留的14楼病房里，死者的直系亲属在等医院领导来谈判。
等到上午9时许，不见医院领导出面，患方家属就把泌尿外科主任、给死者做手术的主刀医生胡言语叫到病房，要求解释死亡原因。发生争吵后，胡言语、值班医生张旭被家属扣押。
院方认为，其间家属存在侮辱医生、非法限制医生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但家属在接受采访时称，自己的人死了，医生有义务说清楚死因。
9时过后，双方开始第一轮谈判，患方开出30万元的价，医院没有理会。初次谈崩后，开始出现暴力。
医院监控录像显示，9时20分，两名穿短袖的长发中年妇女，冲进14楼泌尿科护理站，举起椅子、电话机、花盆等物品，砸向工作台内的空地上，一边砸一边大骂，护理台周围站满了人。“我们的过激行为在所难免，但那是在被打时候的还击。医院提供的录像都是对他们有利的。”据杨俊斌的儿子杨义钦讲，当天11时许，有30多名医生组织起来攻击家属，他们用玻璃杯、药瓶、椅子砸人。
死者杨俊斌的哥哥杨俊仕当时也在冲突现场。他的头上至今还有一条4厘米长的表皮破裂伤痕，能看到明显的血肿。他说，他是被一名护士用垃圾桶砸伤的。
眼看冲突升级，现场民警喷了随身携带的辣椒水，这才将冲突双方隔离开来。“医生打人”的消息通过手机传到杨厝村，“增援人员”迅速赶来，他们开始拿木棍追打医生。余修会就是在这次冲突中被打伤的。
警方事后通报称，当天，患方分乘5辆中巴，共来了180人左右。
患者死因之谜
杨俊斌的妻子刘珠莲记得很清楚，丈夫杨俊斌是6月20日早8时20分自己走进手术室的，12时24分被从手术室推出来。“从手术室出来时，人很清醒。医生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我们家属一下就放心了。”
下午2时许，杨俊斌感觉肚子胀，医生王波检查后认为，是尿不出来的缘故。杨俊斌手术后插了导尿管，护士怀疑导尿管太细，准备换一根粗点的。
杨俊斌一听要换导尿管，吓得直反对。有过导尿经验的人都知道，插导尿管对男性来说，完全可以用“难以忍受”来形容。
刘珠莲说，导尿管没有换，医生用针管从杨俊斌肚子里吸出一些淡红色的血尿。
下午5时许，术后的5瓶药（500毫升2瓶，250毫升3瓶）全部输完，杨俊斌开始喊痛。
医生看杨俊斌心电图、血压正常，解释说这是麻药散了，疼痛属正常反应。医生问杨俊斌肚子还胀不胀了，杨俊斌回答“不胀了”，医生说不胀就没事。
下午6时许，杨俊斌感觉疼得实在受不了，医生获悉后嘱值班护士给他打了一针。从病历看，这针属于止疼的常规药——安痛定。“这针打完后，一点作用也没有，他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还骂我们连个医生都找不来。我就再去找医生，医生说过一会儿给他打一针比较好的（指杜冷丁）。第二针打后，他不喊痛，也不说话了，我还以为这下好好睡了。细看时，发现他双手攥成拳头放在心窝，浑身出汗，脸色苍白……”
值班医生一看急了，火速报告主任。
几分钟后，各科室医生、泌尿外科胡言语主任陆续赶来。
大家轮番给杨俊斌按压胸部，进行心肺复苏。可惜，杨俊斌的心脏再也没能跳动起来。
杨俊斌死后，医生们一度怀疑杨俊斌的死因可能与杜冷丁有关——杜冷丁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麻醉药，临床常用于术后止疼。说明书指出，该药不良反应有头昏、头痛、出汗、口干、恶心、呕吐等。过量可致瞳孔散大、惊厥、幻觉、心动过速、血压下降、呼吸抑制、昏迷等。
6月26日，英国《太阳报》报道，美国传奇巨星迈克尔杰克逊被怀疑是由于注射杜冷丁引发心脏病死亡。杜冷丁使用说明书上同时注明：“未明确诊断的疼痛，尽可能不用本品，以免掩盖病情贻误诊治。”
以医生为主体的丁香网的一位网友认为，医生在没有查明疼痛原因前，给杨俊斌使用杜冷丁与该条不符，因此应该对其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更多的医生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杜冷丁用于术后止痛是符合医疗规范的，如果用量合理，即便是杜冷丁造成的死亡，也只能属于意外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
杜冷丁致死的推测传了几天后，南平市第一医院从同行那里获悉，杨俊斌在来他们医院前，曾到当地一家部队医院治疗过心脏病。现在他们更相信，杨俊斌可能死于心脏问题。“术前，常规心电图检查做过，发现有问题，但患者及其家属明确否认有心脏病。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是先看心脏病，待心脏问题解决后再进行手术。”南平市第一医院医务科主任邱磷安说。
杨俊斌的妻子刘珠莲接受采访时也承认，丈夫出事前曾在南平一家部队医院求诊过，因为这家医院要3万元的费用，所以没有在这家医院看。这意味着，如果杨俊斌确实死于心脏病，那么家属故意隐瞒病史，也要对其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据了解，“621事件”发生后，南平市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胡言语在内部总结会上提出，术前应对心脏问题更加重视，增加心脏彩色B超检查诊断。“本来，出现医疗事故，首要的问题是弄清死亡原因，这既是给家属的一个交代，也有利于医生、医院、医学总结提高。但现实的情况是，病人一旦死亡，家属想的是赔偿，政府想的是稳定，真相似乎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中国卫生法学会会员、陕西医学会卫生法学分会副主任、外科副主任医师尚进说。
医学鉴定的信任危机
杨俊斌的儿子杨义钦至今坚持认为，他们一家人都是受害者、维权者，而不是所谓的“医闹”。“我们的人是走着进了手术室，活活被医生治死，这不是医疗事故是什么？”
杨义钦对医疗事故的朴素理解，最能代表普通老百姓的想法，但却不一定正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专门对医疗事故定义：“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实践中，医疗事故的发生既有违背诊疗常规的错误，也有专业水平不够、技术不熟练、经验不足的过失，而且往往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是很难截然分开的。所以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认定，只有相关专业的医学专业人士，通过分析讨论研究才能完成。”尚进分析说。
由此能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前提是医院或医生有违反规范和常规的行为。对于普通人而言，自然不具备对医生行医过程是否违反规范和常规进行甄别和监督的能力，所以一旦产生医患纠纷，就需要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员来鉴定。
我国现行的医学鉴定机构有地级市、省、全国三级医学会，但全国医学会只参与极少数影响重大、疑难病例鉴定。医学会受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好多地方的医学会会长由卫生局领导兼任。有人形象地把这种同行之间、熟人之间的鉴定比为“兄弟姐妹间相互鉴定”，鉴定者会自觉不自觉站在医方。以南平市为例，医学会专家库名单中，南平市第一医院占了很大部分，如果再细分到泌尿外科，可供选择的院外专家就更少了。
“鉴定都是卫生局的人在搞，他们和医院是一伙的。我们家属什么权利也没有，最终还不是由他们胡说？”这是杨义钦拒绝为父亲进行死亡原因鉴定的理由。虽然不一定客观，但目前的医学鉴定公信力不高，结论经常不利于患方的问题，却是社会公认的。
死者杨俊斌的妹妹杨福妹接受采访时，也表露了他们被逼而“闹”的心理。“谁不愿意好好协商，可医院根本没有诚意，他们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只会拖延时间把家属拖垮。要不是我们全村去了那么多人，我们的人不就白白死了吗？”杨福妹的这句话与社会上流传的“不闹不解决”是同一个意思。
“按说，鉴定申请一方需向医学会交纳几千元的费用，现在好多医院都愿意主动出这笔钱，把纠纷的处理纳入法治轨道，可一些患者还是不配合，他们就是不相信鉴定结论。”尚进说。
患方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医患纠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即便鉴定结论对患方有利，接下来的赔偿还会遇到很多麻烦。以受害人死亡为例，按照民法相关规定，死亡赔偿金按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大多地区在20万左右。但如果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患方只能获得象征性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不会超过6万元。
尚进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赔偿问题上，与现行民法相比存在着赔偿项目少、赔偿数额偏低等问题，这也是患方绕开合法程序而选择“医闹”的一个重要原因。
医学鉴定体制存在问题
“从杨俊斌之死可以看出，所谓的‘医闹’，既有老百姓对医学缺乏了解的问题，也有医患沟通不够的问题，但仅仅看到这些还远远不够。”有20年临床经验、代理过近百起医疗纠纷案件的尚进，一直在关注着南平事件。在他看来，“医闹”的升级，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是被法学界广为传播的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一句名言。亚里士多德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法治社会，已获得普遍遵守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与上述思想接近的法律专业术语是“恶法不是法（恶法非法）”。恶法是指那些不顾多数人利益，背离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法律、法规。恶法，一定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遵守的法律。
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10部卫生法律、20多部卫生法规和400余部卫生行政部门规章。这些广义的法律，大多出自卫生部，法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部门立法”。
与“部门立法”相对应的是“开门立法”，就是立法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特别是要吸收利害相关人、专家学者的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指出：“部门立法模式很容易造成‘立法自肥’现象，使得部门在法律中‘夹带私货’，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力。”
目前，南平方面还在调查这起医患纠纷。但当地警方也有人担心，过于严苛地打击“医闹”，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医患纠纷，还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从根本上治理医闹，首先要提高鉴定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医院、患方、政府，包括警方，必须强化法律意识，努力把医患纠纷的处理，回归到法治轨道上来。”中国卫生法学会会员尚进说。
曾经做过临床医生的北京市鼎钟律师事务所的孙万军律师，这些年一直致力于医疗事故鉴定体制研究。他认为我国现行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在合法性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已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他建议改革现行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减少医患关系方面恶性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