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心”

他静静仰望着窗外的蓝天，气若游丝，已经说不出话，唯有痴迷的目光吐露出内心的深情。

93岁，漫长而又短暂。为中国的战鹰装上一颗“中国心”，这个目标就像穿越一个世纪的火焰燃烧了他全部的生命。

回首来路，他没有亲手收获果实，他用一辈子种下一棵参天大树；他没有亲手捧得鲜花，他用一辈子披荆斩棘、点火拓荒；他没有骄人的光环，他用一辈子托举起一代后来者的臂膀。

告别人世，他留下遗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将自己积蓄的10万元人民币缴纳最后一次党费。一生中，他缴纳特殊党费及救灾捐款共计30．4万元，占到他工资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他的家，清贫得如一张60年代的黑白老照片。

吴大观，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以他赤热的“中国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无限辽阔的天空……

艰难探索站到世界的平台

上世纪50年代，沈阳东郊一片出没着野兔子的荒草地上，走进一支神秘的队伍，新中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研制机构在这片草地上诞生。担负技术总负责的40岁的吴大观，是这支队伍中唯一见过喷气发动机的人。

太多的过程，都散落在今天已经看不到的荒草地上，人们能够清晰记忆起的是灯光，吴大观办公室的灯光，设计室的灯光，资料室的灯光，从黎明到深夜，灯火通明。学俄文出身的年轻人们要从ABC开始向英文进军，唯一的老师是吴大观和两张唱片；6架部队送来的U2飞机残骸成了他们最宝贵的研究“标本”；一部手摇计算机噼噼啪啪成千次成万次成几十万次地计算着一组组不能差之丝毫的数据；一把烟袋杆长的计算尺，丈量着以吨计算的设计图纸。

路，终于打开。那是一个个创纪录的闪光足迹。

1958年，中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机———喷发－1Ａ发动机试制成功，它把歼教一1飞机送上蓝天，飞到了北京。1959年，红旗2号喷气式发动机试制成功。1969年，中国第一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涡喷7甲发动机试制成功。1971年，中国第一型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5发动机试制成功。1978年，中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6发动机试制成功。由于种种原因，所有这些发动机在当时都没有实现定型装备部队，最终下马。

悲壮深深烙在吴大观的心里。然而，他的伟大正是在这远离鲜花、掌声、聚光灯的悲壮中寂寞而坚韧地前行。他在西安航空发动机厂主持英国斯贝发动机专利仿制工作期间，着眼吃透技术，为我所用，从全国有关研究院所的重要岗位选派力量赴英参加试车，从而带动了我国高空试验台、震荡燃烧等一系列尖端技术的发展。他还采集回来上百吨英国培训技术资料，全部翻译成中文，出版了11本文献，对全行业发动机的研制技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5年12月，他与另外8名专家给中央写信，力陈独立自主解决飞机“心脏病”的重要，建议以国外先进技术为基础自行研制大推力发动机，从而催生了中国“太行”发动机的诞生。今天，由“太行”发动机装备的战鹰已经冲上蓝天。

他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的人，他是后来者的天梯，他是院士的老师。正是因为有了他和他那一代先驱们的艰难探索，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才能在穿越黑暗、迷雾、险滩之后，站到世界的平台。

怀揣 “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

1942年，吴大观从西南联大航空系毕业，带着新婚的妻子去了贵州大山里一个叫大定的地方，这里有国民党出资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修理厂。两年后，他舍妻别子受派前往美国接受培训，先后在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等处学习。这期间，他不仅进一步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的技术，还第一次了解了喷气式发动机。

3年后，吴大观踌躇满志，回到祖国。然而，迎接他的是已经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在航空界所呈现的惊人腐败，工厂无力为继，当年的航空志士们已各奔东西。“航空救国”梦破了。吴大观进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做了一名讲师。

一颗渴望为祖国的强盛插上翅膀的心是不会沉沦的。面对现实的黑暗，吴大观成为学校罢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动的先锋，并担任了教师联合会主席。他最终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那个暑期，吴大观扮作一个照相馆的小老板，由原名“吴蔚生”改为吴大观，带着妻子华国和出生不满一岁的女儿，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一路辗转来到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

1951年，新中国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吴大观和飞机设计师徐舜寿分别担任了发动机处和飞机处处长。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从沈阳接收的一处老兵工厂起步，进行飞机修理和零部件生产。吴大观和徐舜寿一起向局里打报告，请求离开北京机关，到沈阳去，到一线去。火车飞跑着，那片出没着野兔子的荒草地到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吴大观以“走资派”和“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关押批斗。他通过看守他的一位善良的老工人把技术书偷偷带进 “牛棚”，白天刷厕所，晚上看书，画图没有纸，就用手纸和旧报纸，画好了，夹在床上的草垫里。

“文革”终于过去了。吴大观重新回到了发动机的世界。他开始和时间赛跑。他拖着一只失明的左眼和仅剩0·3视力的右眼，每天早晨7点前就到办公室，晚上11点才离开。引进斯贝发动机期间，进行150小时定型持久试车时，英国专家组织两班倒，63岁的他却一个人顶两班，发烧到39摄氏度仍不下岗。他在88岁的高龄上学会了使用电脑，天天坐在电脑前，戴着眼镜，再拿着放大镜，搜寻下载着各种有关航空发动机资料，一摞一摞地装订好，送给工作在一线的晚辈们。

他在90高龄写下肺腑感言：“在我这个中国老航空人心中，为中国制造的飞机装上中国制造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心脏’———航空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

一个人，一生，如此单纯执著地为自己的祖国做一件大事，他该是多么幸福！

把忠诚与爱洒满祖国的万里长空

多缴纳党费，是吴大观几十年的自觉行为。

50年代，作为二级专家，吴大观每月的工资是273元。他十分不安，几次打报告要求降低工资，未获批准。于是，从1963年开始，他主动每月多缴100元钱党费，一直坚持了30年。“文革”期间，他被打成“特务”，工资停发。 “文革”结束后，他把组织补发给他的6000元工资，拿出4000元再次补交了党费。从1994年开始，他以年为周期，每年向中组部继续多缴纳党费4000－5000元。

生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是超然于物外的。走进吴大观的家，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个清贫如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的家感到震撼。刷着半截白灰半截油漆的老墙，吊着一根老式日光灯的天花板，一张可以折叠的简陋饭桌，磨白了皮的破沙发，一排用当年从沈阳搬家过来的包装箱打的衣柜，衣柜里最好的一件衣服，是有4个口袋穿了40多年的涤卡中山装，他把它称为“常委”。

除了多缴纳党费，他努力做得更多。“希望工程”，他捐款；南太平洋海啸，他捐款；四川抗震救灾，他捐款；身边的同事朋友有困难，他更是倾囊而出；及至家中的保姆生病住院，他全部买单。

在近90岁的高龄，离开一线岗位，有时间了。吴大观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以及各种航空刊物报纸，每天从早到晚孜孜阅读，认真做学习笔记。在他走后，家人把这些心得日记和学习笔记总共56本，全部交给了组织，这是他为党和国家所能做的最后的奉献了。

今天，中国已经跻身于目前世界上仅有的、能够独立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5大常任理事国，后来者们正在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奋进。

吴大观———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抱国有成的党员专家、祖国人民的忠诚儿子，以其毕生的信念与奋斗，将他一颗赤热的“中国心”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百年航空史册，镌刻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据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