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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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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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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人民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
贵州都市报记者杨雄/摄影报道
1949年11月14日，深夜，贵阳市广东街四方井(今中华北路)的一户人家迟迟没有熄掉如豆的灯光。这是冯济泉的家。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城，父亲冯程南让母亲张荣萱连夜赶制出两面五星红旗。
次日，贵阳市的城头第一次飘起了五星红旗，解放军大部队在民众的欢呼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这个南方军事重镇。当天，有二十四万人口的贵阳市宣布解放。
■特殊时期的使命
郑亚宇和肖良汉是两位被派遣到贵阳开展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们两人均是贵州籍人，之前分别就读于武汉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
1949年2月，中共中原局所属的江汉军区党委城工部派郑亚宇和肖良汉回贵阳，并交给他们两个主要任务：一是肖良汉通过其父肖文灿(时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院长)完整地保护师院，使之不遭到反动分子的破坏；二是团结青年学生，积聚革命力量，迎接贵阳市的解放。并让他们以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名义开展工作。
回到贵阳后，他们开始以贵阳市的大中学校为阵地展开工作。肖良汉的父亲安排他在师院附近的中山中学代课，使他有了合法的社会身份。郑亚宇则以转学到贵州大学为由开展地下工作。为了宣传党的思想，肖良汉从解放区带回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并坚持在家中收听解放区的广播，然后记录下来印制成宣传单，在进步师生中传阅。
师院附中学生杨守达是肖良汉培养出来的一位革命青年。1948年，他年仅16岁，由于思想进步，杨守达被选举为师院附中学生自治会主席。当选后，杨守达宣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主要向学校学生宣传先进思想，还成立了班级一角图书馆，向同学们推荐进步书籍。然而，由于没有党组织的引导，更多的时候，杨守达感到的是“报国无门”。
1949年4月，杨守达认识了肖良汉。在肖的介绍下，他参加了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工作。1949年9月20日，在肖良汉的建议下，杨守达去贵阳中山中学就读。
■特务眼皮底下的秘密工作
回到贵阳两三个月后，国民党特务盯上肖良汉家。其父肖文灿教授曾收到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然而肖教授临危不惧，照常支持革命工作。暑假中的一天，国民党特务窜入肖文灿家进行搜查，幸亏肖良汉早有准备，把所有进步书籍和收听解放区广播的记录都藏入了墙壁的夹缝或混入书库之中，才没被特务抓到把柄。
1949年11月初，戴自俺从国民党第四十二补给区司令杨亚仙处获悉，杨已将他的两个老婆送离贵阳，准备逃跑。11月9日，郑亚宇又从其父处得到了国民党党政头目逃离贵阳的确切情报。这些迹象表明，国民党在贵阳的日子已不多了，解放指日可待。
接下来，他们将平时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记录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解放军宣言》等抄写成文告，或摘写成标语，或撰写为传单，落上“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名称，然后组织几十位同志，趁夜深人静之际，分头将这些传单、标语、文告等贴在贵阳市交通路口和大街小巷的墙壁上、电线杆上。
当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偕党政军要员逃离，而解放军还在进军贵阳的途中时，肖良汉、郑亚宇等人商议，认为解放军虽未抵达，但正在向贵阳挺进，城市即将属于人民。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安定人心、鼓舞斗志，他们决定命城工人员王永武去广播电台，找电台的朋友，伺机广播贵阳解放的消息。王永武奉命办到了。
听到广播后，市民们认为贵阳业已解放，又见临时治安委员会也在大力维持治安，因而甚为安心，一些原已离城的回来了，准备逃离的不逃了，想乘机捣乱的，也有所收敛了。
后来，五兵团首长杨勇、苏振华在接见肖良汉时笑着告诉他，当时中央军委收听到这个广播时，还致电五兵团，查问是哪支部队率先进入贵阳，弄得他们摸不着头脑，想不到竟是他们这帮“小青年”干的！
不仅如此，解放前夕，肖良汉还利用家庭关系在贵阳市上层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中做统战工作，冯济泉的父亲冯程南因此与肖良汉结识。
■保护解放前夕的贵阳城
在贵阳处于暂时无组织机构管理的“真空”状态下，土匪肆虐，强盗盛行，再加上国民党特务的威胁，贵阳市各高校、电厂、广播电台、电信局、邮政部门等都面临被破坏，市民的生命财产更是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保护城市，地下党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保卫人民财产的斗争。他们找出秘密保存的80支破旧步枪，经过修理后发给工人站岗巡逻，并安装架设高压电网，实行武装护厂。
11月12日，国民党贵阳宪兵队驶来一辆卡车，寻机破坏，因群情激奋，见势不妙后狼狈而逃。后来，国民党军19兵团89军中将军长刘伯龙亲自出马，指挥破坏电厂。电厂工人并未慑于他们的淫威，在全市人民的声援下，勇敢地与反动派对峙，终于将他们赶跑。这样，贵阳电厂被成功地保护了下来，保证了贵阳市的正常供电，成为解放前夕全国仅有的6家没有停电的电厂之一。
此间，肖良汉和郑亚宇也积极参加到了保护贵阳的斗争中。当时，他们致信思想比较进步的国民党省参议会副议长张彭年等，要求建立维护贵阳治安的机构。肖文灿给予他们支持，认为曾任贵州省主席、黔军总司令的卢焘比较适合出任“治安会”的领导人，后亲自拜访卢焘，请卢焘出面主持“治安会”。
11月11日，贵阳市地下党联合地方上一些在民众中、在工商界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经过不懈努力，“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终于成立。卢焘出任主任委员，开始组织人力保护贵阳。
冯济泉的父亲冯程南也是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参与者之一。“为了便于识别，委员会的成员都在左臂佩戴了一个袖章。他们在贵阳市沿街的每户人家门前都安了一盏电灯，便于市民夜间出行和晚上组织巡查。”冯济泉说，“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保护桥梁、工厂等设施。”
“那段时间父亲异乎寻常的忙碌，由于国民党狗急跳墙，许多进步人士都被暗杀了。有好几天父亲都没有回家，我们不由得为他担心”冯济泉说。
11月14日，贵阳知名人士卢焘被国民党军人枪杀，当年他57岁。国民党军的这一举动，震惊贵阳城。十几个小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部队进驻贵阳。贵阳市宣告解放。
■缝五星红旗迎接解放
杨守达等人是最早一批见证解放军入城的市民。11月14日晚上，杨守达组织十多个同学在中山中学写迎接解放的标语，一直忙到深夜。大约凌晨1点钟，解放军先遣部队经过中山中学的校门口，大家都显得异常的兴奋。
11月14日夜，在贵阳市的每一个角落，迎接解放军的工作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贵阳市铜像台(今喷水池)和大十字两地，陈职明、冯程南等人召集人力用木板搭起亭子，上面布满彩灯，贴满了宣传标语；肖良汉一家也在抓紧时间印制宣传单；而冯济泉家中的两面五星红旗，也在母亲的努力下赶制了出来。
11月15日凌晨，冯程南拿着妻子缝制的一面五星红旗离开家，会同贵阳市商会陈职民等人到龙里迎接解放军。另一面旗帜被冯济泉叔父冯枬拿到油榨街，召集进步市民一起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15日那天贵阳街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电线杆上、墙壁上处处都贴满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欢迎解放军’的口号。许多青年忙碌地在人群中分发传单。”23岁的冯济泉和同学也参与其中。终于，人潮中传来震天动地的欢呼声，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贵阳，当日，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进驻贵阳。
据冯济泉先生回忆，进入贵阳的解放军驻扎在公路上，“他们对市民秋毫未犯，甚至拒绝了人们送去的饭菜。我母亲邀请几个在我家门前的解放军战士到屋内吃饭，他们都笑着谢绝了！”冯济泉说。
(本文参考《回顾贵州解放》系列丛书的第一册、第四册。特此感谢！)
■特别提示
下一解放城市：重庆
解放时间：1949年11月30日
接力报纸：重庆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