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实力派作家肖仁福，长期在教育、财政、政府等行政部门工作，谙熟机关生活，已出版《官运》《位置》《心腹》等长篇小说五部，小说集七部，被誉为“21世纪机关小说第一人”。特别是他历时5年创作的百万字长篇新作《仕途》，4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在济南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推出，上市不到两个月就数度加印，销售十几万册，荣登各地书店畅销排行榜。近日，记者就三卷本的长篇巨著《仕途》，从小说揭示的“知识分子在权钱色欲望中的困惑”角度进行对话。
 |
(肖仁福新作《仕途》)
 |
(肖仁福近影)
问：您曾将自己八年来出版的六部长篇小说做过定位——《官运》写官（市委书记），《位置》写吏（预算处长），《待遇》写退（退二线领导），《心腹》写仆（领导司机），《意图》写民（事业单位职工），新长篇《仕途》写僚（秘书长）。其中三部写的是官场内外的弱者，三部是官场中的强人。这种定位，是从开始写长篇的时候就确定了的，还是在创作中逐步形成的？
答：当我将写作重心确立为我熟悉的机关人物时，开始只想着写大权在握的前台官员，比如地方领导和部门实权人物，后意识到官场强势人物永远只占少数，更多的是后台和台下的弱者，仅仅写少数强者，还不足以反映机关和官场全貌，也就将笔触作了延伸。这一来，发现可写的东西还真多，也就一部部写下来，形成了目前这比较系统的官场人物群像。
问：您的新长篇《仕途》定位为“僚”，其重心是以“幕僚”身份行走于官场的知识分子，在权力、金钱、女色等各种诱惑面前的困惑和艰难突围。您曾说，您的多部小说是可以对应着和联系起来阅读的，每部小说都有一个重心，彼此又并不孤立，组合在一起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您是在力图构架一幅现代官场的立体生态全景么？《仕途》写“僚”，在官场的立体生态全景中，是否属于一种“边缘人”的尴尬位置？
答：构架现代官场立体生态全景图，确实是我坚持不懈的方向。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做过四年教师，后一直待在机关，对机关各色人物了然于心，写起来自然驾轻就熟。当然这要点野心，还要些体力和韧劲，不是谁都敢这么想和这么做的。我已基本做到，靠的就是野心加体力和韧劲。我出身农民，乐于耕作，洗脚进城，笔耕为业，也乐此不疲。
说到《仕途》里的僚，我想还不能完全算作边缘人。应该是二环人物吧，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抛出三环外，若努把力也能进入一环，甚至成为环心人物。如今许多地方主要领导就是从二环进入一环，最后成为环心领导的。乔不群本是给领导写大报告的笔杆子，一直围绕在二环位置，只因开了不该开的玩笑，被发配边缘处室，去了三环。好在他有些实力，又有些运气，几经周折又回到二环，慢慢再挤入一环，最后成为政府环心。
问：三卷本巨著《仕途》，一百余万字篇幅，有读者和评论者说，在内容和写作手法上都超越了其他几部作品，登上一个新的高峰，这是否因为该小说最具有您的自传性的原因？是您二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机关里，一种零距离机关生活体验，对机关人事的独特感悟的真实流露？
答：有人给我几部作品贴标签，说《官运》是我的成名作，《位置》是我的代表作，《仕途》是我的扛鼎作，我觉得这些标签还算准确。许多读者都挺喜欢《位置》，几年时间这部作品已被四家出版社反复再版，可说经受住了市场和时间的考验。《仕途》出版后，读者评论者普遍叫好，觉得胜过《位置》，让我感到很欣慰。这也许与小说叙述对象有关。《位置》是我熟悉的财政部门的生活，可身为预算处长的主人公沈天涯到底还是他者，我本人并没做过预算处长。《仕途》也是我熟悉的政府部门生活，而身为刀笔吏的主人公乔不群已不是他者，正是我自己。我就是从机关笔杆子做起，再做到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直至所谓的市管干部的。我没有理由否认《仕途》的自传性质。这种自传性质让我对具有知识分子和官员双重身份的乔不群的心态把握精准，非常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那么真实感性，没有丝毫虚假成份。可以说，我的心态或说乔不群的心态，跟全中国入仕从政的官场知识分子心态都是一样的，渴望走向一环，甚至成为环心，只是一时又无法完全彻底逾越道统教育给自己设置的心理障碍，才显得顾虑重重，犹犹豫豫，脚下的路艰难而曲折。我敢大言不惭地说，不会有几个作家像我这样，对官员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体认得这么深刻，将这一人物形诸于笔下时，这么准确和地道。
问：《仕途》描写了乔不群、秦淮河、蔡润身、李雨潺、史宇寒、马淼淼等系列知识分子群像，正如上面所说，其中主人公乔不群，身兼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双重人格，更是知识分子入仕从政的成功典型。但是在小说中，很难分出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只有行为适当者和行为失当者。您是怎样把握这种人格严重扭曲、真实且复杂的官场人生的度，把人性的复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他们几个人的最终出路，你认可的是哪一种？
答：现实是多维的，用好人坏人这种简单粗放的二元思维方式处理小说人物，肯定会严重失真，显得虚假，极不足信。现实的多维决定了人性的复杂，生活里不可能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不好不坏的俗人和常人。我比较推崇英国学者亚丹·斯密的行为适当论，也就是说行为的适当性才是行为的准则，一切恶果都是失当行为造成的。行为的适当说到底是一个度的问题。人在官场，谋权，用权，是其本份，也是实现官场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非常正当，无可厚非，关键是谋权用权时，得把握好一个度字，讲究适当性。度字没把握好，权力的追求者和拥有者就会失去自我，从权力的主人变成权力的奴隶。基于此，我的小说人物是很难分出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的，只有行为适当者和行为失当者。《仕途》里的乔不群和蔡润身，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府官员，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谋权和用权的现实问题。所不同的是，乔不群谋权用权行为比较适当，最后获得成功，包括职位的升迁和人格的日臻完善；蔡润身谋权用权行为失当，虽到了高位，也出过一定政绩，最后却身败名裂，人格也严重扭曲。这才是真实且复杂的官场人生，不能简单地说乔不群就是好人，蔡润身就是坏人。
说到几个小说人物的最终出路，我认可的还是乔不群和李雨潺。乔不群没做恶事，也没完全扭曲自己，凭自己的实力做上政府主要领导，最后因事调离桃林市，心灵却得到解脱，变得异常平静。李雨潺什么都看得淡，却仕途进步，住进局级楼，更为重要的是她真爱过，也获得过真爱，也就是说该得到的她都已顺理成章得到了。可最后她放弃了所有这些，超然物外。《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把空当成人生真谛。有时空也可视为动词，比如倒掉盆里的脏水，我老家人不说倒掉，叫空掉。用过的脏水不空掉，就没法再盛干净的水。电脑也一样，储存的东西太多，不及时清空，会死机的。人生正是如此，该空的东西一定要空掉。李雨潺就善于把得到的东西空掉，最后悄然离开是非之地，出走他乡。
问：《仕途》中的官场知识分子不是空洞的人文理念的载体，他们的欲望被您真实地还原到日常生活与行为之中。如同无法摆脱的魔咒，在面对权力、金钱与情欲时，乔不群、蔡润身、史宇寒、李雨潺等人始终无法摆脱欲望的根本限制。《仕途》非常成功地写出了人性的挣扎、文化的沉淀，具有某种范本意义。可贵的是还有乔不群等部分官场知识分子，虽身处权力、金钱和欲望的包围圈中，却始终不会也无法放弃士道传统的影响，内心深处或隐或现地追寻着精神的皈依。您是否认为士道传统对当下知识分子仍是重要的精神支柱？怎么让中国传统的文化痕迹与当下时代的思想内容糅合一体？
答：欲望其实不是坏东西，它是一切行动的原动力，没有欲望的驱动，我们哪有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热情和灵感？只是欲望有个特性，容易膨胀，喜欢与贪焚为伍，这才是我们特别要警惕的。评论家将《仕途》视为书写知识分子欲望的书，不无道理。作为一种人性的需要，欲望在书中被细致地描述和剖析。包括权力的欲望、金钱的欲望、情色的欲望、满足的欲望、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些都在乔不群和蔡润身等官场知识分子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我的意图是想通过对官场知识分子的描写，将笔触深入至欲望与理想、物质与精神、势统与道统等诸种关系的厘清中，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演绎出精神稀缺的知识分子宿命。也许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遭遇和知识分子在市场时代的心灵彷徨，进行入木三分的揭示，显示出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深刻体察，从而提升小说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意蕴。
您说得对，《仕途》里的官场知识分子，身处欲望的包围之中，却始终不会也无法放弃士道传统的影响，内心深处或隐或现地追寻着精神的皈依。我正是企图通过这种对知识分子精神根基和文化惯性的不懈书写，体现时代内涵的变迁，认识官场知识分子心灵和命运的某种悲剧性。这种书写也是对当代官场知识分子命运轨迹和精神危机较有深度的心理发现，让官场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生存状态以及灵魂变异，在看似轻松幽默的文本中得到一种反向呈现。
这种书写的成功当然得益于我对知识分子和官场经验的双重体认。我乐意将我的作品视为一种个人的心理传记，或是官场知识分子的集体精神记忆。这种心灵体验和文化印记，烙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痕迹，又镌刻上了当下时代的思想内容，从而勾勒出传统士人的精神传承与时代遭遇。从这个意义上看，《仕途》确实写出了人性的挣扎、文化的沉淀，这种挣扎和沉淀又带有强烈的异化色彩。千百年来由“士”而“仕”的知识分子，始终无法逃离“道”与“统”的二元命题，“仕途”已经无形中成为一个隐喻、一个象征。它既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积淀和负重，又是当代人的焦虑根源和救赎资源。意识到这一点，我干脆将“仕途”二字拿过来做了书名。
问：细节是小说的生命，《仕途》中大量鲜活、形象的细节描写，很吸引读者。这些细节又是与传达时代精神和切合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相辅相成的。比如袁明清住院，乔不群去陪夜时，担心打鼾影响领导睡眠，咬朝天椒强迫自己保持清醒状态；为排除妨碍甫迪声当选市长的不稳定因素，乔不群串通医生哄骗老干，将他们送往外地住院“观察”；乔不群主持另修政府大门，等等。这些真实感人的细节，是来源您从前的现实生活的积累还是虚构想象？
答：对小说来说，细节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作家如果没掌握独特的好细节，绝不可能写出成功的小说。我因此特别重视细节经营。不论是早期的中短篇小说，还是《官运》、《位置》和《仕途》诸长篇小说，里面都有大量精彩细节。甚至可以说，我的小说都是以细节链接情节，向前推进小说的。说到怎么获得细节，也没什么奇怪的，生命是具体的，生命过程本就由点点滴滴的细节组成，咱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细节里。只要积极对待生活，睁大发现的眼睛，不愁得不到精彩细节。再说已活到四五十岁的份上，也多少有些历练，见识过些人事，写作小说时自有好细节不请自来。比如乔不群去医院给领导陪夜，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写起来也就有汤有水，颇有感染力。不过咬朝天椒的细节是虚构的，却自觉虚构得合情合理，可说是神来之笔，有效增加了叙述力量。把黎振球和顾吾韦他们请去体验那些细节，我也觉得很满意，许多读者都说写得绝，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微妙。
其他还有不少得意之处。比如乔不群主持另修政府大门的事，读者们就很是津津乐道。甫迪声选上市长后，觉得前任耿日新的下台与大门位置不妥有关，心里很想另开大门，嘴上却不便明言。乔不群察知其想法后，动起了脑筋。先请张天师选定方位，趁甫迪声出国之机，快速把门楼砌起来。甫迪声回国后见了，暗自高兴，却故意在大会上批评乔不群无事生非，责令其写出深刻检讨。乔不群去交检讨，甫迪声又是一番批评教育，接着赞扬门楼修得还不错。乔不群从此得到甫迪声有保留地重用，登上新台阶。另比如何德志做报告时，墙上横幅里的志字掉了心底，数千参会人员惊讶不已，满脸神秘。一时全市上下议论纷纷，说何得志肯定会有不测。这本是无稽之谈，却不幸言中，何德志曾引进一位所谓的外商，后外商携巨款潜逃，何德志无法承受，心脏病突发逝世。这多少有些戏说的味道，却道出了普遍社会心理：官场太受关注，墙上掉半个字也会引发无端猜测。再比如桃林政府赴省参加招商博览会，乔不群让李雨潺将黎大伟叫去，冒充外商，吸引领导和记者眼球，令人忍俊不禁。尽管叙述略显夸张，却颇有戏剧性，也挺符合现实生活的。
《仕途》上市后，那么多读者追捧，我想与小说里充满大量生动细节不无关系。前面说过，小说不是故事，最见功夫的地方就是细节。到底故事好编，细节难得，小说的高低不是处决于故事，主要处决于细节，以及描写细节的语言。细节的获得靠生活积累，也要靠合理想象，二者缺一不可。
问：您的小说不仅细节饱满，颇有可读性，且艺术水准极高，结构能力非同凡响，显得很大气。读您的鸿篇巨制《仕途》，就足以感受其结构能力的超强。还有您把握语言的能力，干净凝炼，自然流畅，又很幽默，很睿智，颇有内涵，读您的文字感觉特别轻松愉快，实在是一种美的享受。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叙述魅力和语言魅力吧？这种魅力从何而来？
答：结构能力就是谋篇布局的能力，织网结络的能力，不然众多的人物和细节就是一盘散砂，形成不了统一有序的整体。这种能力跟人的气质有关，有些人的气质适合装点小盆景，有些人的气质适合一览众山小。我喜欢爬山，爬大山高山。我把写作长篇当作爬山，山上有忽明忽暗的路径，在里面穿行游走，山重水复，柳岸花明，其乐无穷。
说到小说语言，自认为感觉还算可以。我酷爱唐诗宋词，还有明清话本，对内涵丰富表意微妙的中国文字有些感悟。谴词造句时尽量少用虚词，多用实词，因为所以而且于是一类连词，意义不大，面目可憎，能不用尽量不用。实词富有实际意义，立体感强，表现力足。尤其是多用巧用名词和动词，每句话都落到实处。唐诗宋词里面主要就是名词和动词。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哪句不是名词和动词搭配起来的？起承转合也很自然，全靠内在逻辑推进，顺理成章，一气呵成。
写小说就是这样，结构问题和语言问题解决了，驾驭复杂生活，经营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时，才会得心应手，游忍有余，且不露痕迹。
问：《仕途》中塑造了李雨潺、史宇寒、辛芳菲和曾玉叶等多位女性人物形象，其中李雨潺一看就知是位寄托了您理想的女性。她对权力和物质看得淡，却重情重义，懂爱也敢爱。李雨潺是年轻的女大学毕业生，即使对她成了“第三者”，您仍是包容的笔墨，这个人物是否太理想化、太美化？
答：您也看出来了，我对李雨潺是有所寄托的，她确实是个理想化的人物。已有读者提出，这样的女性现实里不可能存在。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至少在我视线范围内是这样。如果生活里的女人都像李雨潺一样，男人岂不更加臭美，更加忘乎所以？
那为什么还要设置李雨潺这个女性人物呢？我是在揭臭男人的底，为臭男人制造不切实际的幻觉：女人要漂亮，要温柔，要善解人意，要有较高品味，要乐意献身男人，却对男人没有任何要求，不图你的钱，不图你的财，不影响你的仕途，甚至连名份也不求，不破坏你稳定的家庭，相反还能促成你平步青云，大贵大富。世上哪来这样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人？可我知道臭男人天天都在梦想桃花盛开，能有这样的女人出现在自己面前。也许我自己也在做着这样的梦，才有意无意塑造了李雨潺这么个让男人解馋的好女人，哄哄男人和我自己。
问：您还蛮坦白的。除李雨潺外，《仕途》里还有众多女性，我发现几乎都是好人，没有坏人，至少比男人优秀。这些女性人物的设置，是否暗含某种寓意？对男性人物，您却有些不太留情，可说极尽了批判嘲讽之能事。我都怀疑您是不是女性崇拜者？
答：说我是女性崇拜者，我不否定。我总觉得女性比男性进化快，女性身上多理性，男性身上多兽性。世上混账男人多，混账女人还是比较少见的。我认识不少这样的夫妇，女人勤勤恳恳，维持家计，拖儿带女，男人却吃喝嫖赌，什么烂事都干，在外混不下去了，才回家找老婆要钱，老婆不给还要大打出手。万恶的奴隶社会就是从父系社会演化过来的，母系社会可不会演变成奴隶社会。母系社会若能一直维持下来，我想我们早已进入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了。
有人说女人的名字叫弱者，其实依我看，男人的名字才叫弱者。君不见除体力蛮力外，女人哪点不强过男人？女人智力有优势，放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女人总占优，比如考大学和考研考博，女生就比男生厉害。女人青春短，男人寿命短。男人为什么寿命短？就是经不起诱惑的诱惑，恶习太多，不仅伤身，还容易变得弱智。女人虽说青春短，身体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越活越健康。男人越老不中用，没有女人照顾，一天都活不下去。勉强活到五六十岁，也是东倒西歪一个，高压高糖高脂，尿频尿急尿沥。早晚公园里锻炼身体的多是女人，男人不是躺在病床上，就是躺在骨灰盒里。女人越活越智慧，不像男人容易犯糊涂。李世民够英明吧，可五十岁后就弱智起来，判断力严重下隆，开始做傻事。武则天的女皇却越做越精神，越做越精明，七十岁后还神清气爽，干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女人远比男人心理素质好，面对突发事件，女人能沉着应对，男人却总是不知所措，屁滚尿流。女人里多出刘胡兰，男人里多出甫志高。我有位朋友在地方做父母官，贪污案发，夫妻双双被抓。朋友妻为保护丈夫，面对高压，咬紧牙关，一分钱都不交代。朋友却经不起敲打，双规没两天就竹筒倒豆子样，什么都倒了出来，还说自己被两个娘所害，一个婆娘，一个老娘，怪钱都是她俩收的，责任都推到她们身上。
这可不是我说女人的好话，是现实确实如此。我也就愿意通过小说合理美化女性。李雨潺为情而生，最后舍情而去，是我理想中的完美女性。史宇寒为权而生，官瘾大，可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维护丈夫利益。曾玉叶为钱而生，初恋情人出国后，心恢意冷，献身男人，追求财富，可并没什么恶行。辛芳菲与曾玉叶有相同之处，靠耿日新发迹，做上老板后也行贿，却收下家庭贫困的大学毕业生马淼淼，还帮她找到失踪的哥哥。就是陆秋生的老婆康翠英那么势利，对丈夫非常苛刻，也不属大恶大奸之例，算不上坏人。男性人物就有所不同，除乔不群和秦淮河等少数人物还算优秀外，郝龙泉做恶多端，蔡润身和何德志都是官迷和好色之徒，顾吾韦、黎振球和米春来之流也有不少可笑之处。
问：您的小说，文坛已经给您贴上了“官场小说”的标签，《仕途》的背景虽然还是官场，但侧重面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官场知识分子在欲望中的挣扎，力图淡化这种标签。您以后的创作方向，是否会避开官场题材，另辟新的领域？具体有什么创作计划么？
答：写到官场就是官场小说，那写农村不就是农村小说？写工厂不就是工厂小说？写水库不就是水库小说？写猪场不就是猪场小说？这好像有些说不过去。可既然人们已习惯将写官场的小说说成是官场小说，我也不好太较劲。听之任之吧，这跟写作本身本来就没关系。
说到以后的写作，暂时还没想好，目前主要配合两位文学博士修改关于我个人的评传，年内可望出版，与读者见面。但以后肯定还要写小说，却不会有意回避什么，在意什么。我必须先有想法，才后有写法。无话找话，什么好销写什么，我才不干呢。我把写作当作最大的乐趣，非写得自己快乐不可。把自己写快乐了，读者读你的小说才会得到快乐。有出版人给我出主意，点明写什么题材，写什么人物，我绝不会上当。不熟悉的题材和人物，硬着头皮去写，不是与自己过不去么？文学是用来审美的，文学创作活动本来就是美的过程，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很苦，糟蹋自己呢？写作是个过程，人生也是个过程，重要的是学会离苦得乐。内心的快乐是名和利换取不来的，通过创作享受写作本身的快乐，才是我最需要的。所以我不会给自己定什么写作计划，想写就写，不想写拉倒，反正不会有谁拿枪点着你脑袋，逼你写作。
当然不写大部头小说时，也会写点闲文，比如随笔什么的。随笔是思想的火花，我觉得思想也值钱，能够卖钱。上半年我出了本《领导也是人》的随笔集，没做任何宣传，悄悄放书店卖，也卖得挺不错的。今年四月我去北京西单图书大厦转悠，当时《仕途》还没上市，想看看有没有《领导也是人》，不想竟在两位读者的购书推车里看到这本书，让我高兴了大半天。
稿源：红网 作者：刘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