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的高考，已经画上圆满句号。两个月后，又一批90后的年轻学子将奔赴大学课堂，问道学术，修习文化。
高校学术圣殿乃藏龙卧虎之地，站在大学三尺讲台上的大师和学者到底是何方“神圣”？每年新生入学时，流传在校园里的关于大师和名教授的小故事，总是为新生们津津乐道。
大学究竟需要怎样的教授？真正的师者风范是怎样的？遁之于无形的大学文化究竟有怎么样的魅力？或许“温故”可以激发我们新的思考。本期摘选了一些老清华、老北大以及西南联大时期大学名师们的“小故事”。纵是一个远去的时代，但群星璀璨的大师群相却从来不曾让人忘却，而今反而更是让人怀念。
辜鸿铭：上课前与学生有“三章约法”
通晓九门外语的辜鸿铭，回国后几经辗转，才到北大教课，教的是英文。他那瓜皮帽下轻轻摇曳的小辫子就成了沙滩红楼极著名的一景。那年头，没有见过这辫子的北大人，就不配做北大人。
辜鸿铭开课之初，就对学生宣告：“ 我有三章约法。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的时候，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
人们认为前两条还好办，第三条实在是有点怕人。可是大家都慑于辜鸿铭的威名，也不敢有二话。于是辜鸿铭开始上课了。
辜鸿铭最擅长的是西方学问，可他最感兴趣的却是中国的东西。讲英诗时，辜鸿铭一上课，就对大家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又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他还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终有一日，老先生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大家莫名其妙：《离骚》不是咱们的国故吗？外国也有？这“洋离骚”又是什么玩意儿呢？后来大家一听才知道，原来就是弥尔顿 (JohnMilton)的长诗《 利西达斯》(Lycidas)。
对辜鸿铭这种随意比附中外学问的做法，学生们觉得很有意思。当然也有人很不以为然。有个叫陈汉章的老先生就对他说：“论英文我不如你，可是论国学你不如我。要到达我这水平，至少要三十年。”辜鸿铭无话可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黑板上写的洋文是那样的漂亮，可他的方块字却是那样的蹩脚，常常是多一笔少一笔，而自己毫无知觉。
北大有那么多教授，辜鸿铭都看不上眼，独是对请他来北大的蔡元培颇有好感。在课堂上，他公开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又一次，北大开文科教授的会议，大家纷纷发言，蔡元培也预备站起来说话。可是还是有唧唧喳喳的声音。辜鸿铭立即大声说：“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他平时尖声细气的，不大像个爷们儿，这时倒英武起来。
金岳霖:老师对学生，就像学者对学者
“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说这话的，正是被张申府誉为“ 中国哲学界之第一人”的金岳霖。
很绅士的哲学教授
抗战时，金岳霖也跟着到了昆明，去了联大。那时候，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镜，镜片一只为白一只为黑。黑白相间，很有意思。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绅士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走路时，他微仰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样子有些怪。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喜欢他。除了哲学，他对小说也来者不拒，不管什么样的小说都看。沈从文请他给国文系的沙龙去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金满口答应，在那边讲了起来，讲了半天，有人就纳闷了：那么小说和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金岳霖说：“ 没有关系。”
联大侧门旁有条狭窄街巷叫文林街，文林街的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叫金鸡巷的小巷，住着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如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因常有相熟的同学和老师过来喝茶聊天，慢慢成了一个小沙龙。金也是这里的常客。这时，他常常四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为的就是和同事的孩子比赛。看谁的石榴和梨大，若是他金岳霖比输了，就得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然后他还会去买！金岳霖常常输，但他乐此不疲。
常把学生看成学者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而且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说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感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沈有鼎的学问好得不行，但就是不肯写文章，总到处听别人讲课。金岳霖的课，他不来。金并不恼，他们还是好朋友。
上面提到的金、沈的这段对话，对金的学生殷海光影响至深。直迄晚年，他仍未能忘却，反而异常感佩地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潘光旦:中国教育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
有一年上，清华园中有一位学子拄着拐杖找到了校长：“校长，我这样还能留学吗?”
答曰：“怕不太好吧!”
“为什么？”
“人家美国人会说：中国是不是两条腿的人不够了，连一条腿的也送来了。”
这时，一位美国教员却发话了：“连他都不能去，还有谁能去？”后来，学校易长，这位学子遂得赴美。他成为中国第一位单腿留洋的学子。若干年后，一颗耀眼的明星冉冉升起，世人开始知道了他的大名：潘光旦。
自此，当年清华园那个单腿少年，开始真正地“ 独”步中国学术界。
联大时期，他的课非常叫座，有次谈到孔子，他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五体投地的!”一看自己的腿，他发觉不对，又戏谑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
潘光旦的博学多才早已驰誉儒林，成为各方公认的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鸿儒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潘氏有才气而无脾气，博学而谦恭，自是不二之选。人之师表，此之谓也。
然而，潘光旦又何止于“博学多才”呢!他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将自己的通才思想落实为通才教育，还培育了大批通才。老清华之能成为通才教育的典范，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是有大功的。
作为教育家，其对旧时教育的弊端体会尤深。他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尤其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者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识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只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只不过培养一些专家或文官。 三者都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在他看来，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其言针针见血，足见潘氏深得教育三昧。
傅斯年:“举发”大教授？拿证据来！
敏而好学的傅斯年，十二岁上便读十三经，这就初步奠定了其国学基础。后来考入北大预科，以病弱之躯，名列第一。他二十岁升入北大国文系，二十三岁投身文学革命，创办《新潮》杂志，参加五四运动，任总指挥。在北大时，傅斯年成绩特优，取得几乎所有课程都接近满分的骄人成绩。当时在北大笑傲一时的刘师培、黄侃和陈汉章等人物，都对傅斯年格外青目。黄侃尤对其宝爱有加，寄望极高，时加奖掖，希望对方成为自己衣钵的继承人。
黄侃的算盘打得不赖，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年上，北大来了个蔡元培，而后又来了个胡适。那年胡适才二十七岁，嘴唇上的胡子刚刚有点样子，他年纪比那些先生们差一大截，倒和学生们差不多，于是他格外谨小慎微，处处伏低伏小，看人颜色。可自从那篇《文学革命论》刊布之后，他竟立刻声名大震，红极一时。傅斯年开始还对胡适不上心，后来开始很留意，再后来终于就跟着上了胡适的道，再不吃黄侃那一套了。黄侃颜面尽失，咬牙切齿，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胡适开始给本科生教课。傅就在胡适那个班上，听胡适讲课。那时北大藏龙卧虎，学生多非凡类，胡适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加倍刻苦用功，一个劲儿地开夜车。后来他还是很不幸地发现自己的学生中仍有三两位的国学功底似乎比他还要强一些。这些人中，有毛子水，有顾颉刚，当然头一个就是傅斯年。
此言大概不虚。且说当时傅斯年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朱蓬仙的，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老先生的门徒。可是讲起《文心雕龙》来，实在是不敢恭维。于是在课堂上，他就舛误迭出，学生深以为苦。然而，须知要举发这些错误，得“拿证据来”（胡适语），学生的笔记终不足为凭。恰有某生，借到了朱大教授的讲义全稿。傅斯年高兴得不行，一夜看完，一下子逮住了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上名上书校长蔡元培，请求补救，书中附列了三十几条错误。蔡元培是内行，一看自然明白，可是他很难相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现的，因为要预防教授们相互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部学生。众人顿时惊慌，害怕蔡元培真要考大家，又害怕傅斯年一个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校长前，每人分认几条，预备好了，这才进去。校长大人果然口试起来，分担的人就头头是道。考完之后，校长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学生们退出之后，个个大笑起来。到了适当的时候，这功课果然就得到了调整。
(本版史料均摘自刘超著述《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