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宋以朗在决定是否将《小团圆》公之于世时，定必颇费神思。他面临着一个两难窘境：一边是无数读者及各类专业研究人员的期盼，一边是张氏1992年3月12日给其父母（宋淇邝文美夫妇）信中明言——“《小团圆》小说要销毁”。而他最终将小说交由出版社付梓，其理由除却读者与研究者的期待外，大致有二：一是张氏“销毁”念头仅在“一封普通信件”中提及，它不是“遗嘱正本”，也非“法律文件”，况且信中提及“销毁”之后张氏紧急补白——“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二是张氏晚年对此小说“不断修订”，由此推断她“根本舍不得‘销毁《小团圆》’”，因而“销毁”它“会是一件大罪过”。
宋以朗将《小团圆》梓行出版，有人将其举动比类于当年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违背卡夫卡（Kafka）遗嘱出版其遗著，从而正面肯定其文学史贡献；自然，也有相反的声音，质疑宋氏举动的合法性，并追问其潜在动机。事实上，有关《小团圆》该不该出版的争论已无实在的意义与价值，因为书业已在海峡两岸分别以繁、简两体面世——现实的问题就延展为：该如何看待它？
将《小团圆》归属“自传小说”类别，似乎已经形成某种顽强的阅读——接受共识。出版商的行销“主题”即聚焦于小说中作者的生平“信息”，并以某种街头叫卖的调门宣称：“《小团圆》以一贯嘲讽的细腻工笔，刻画出张爱玲最深知的人生素材，在她历史中过往来去的那些辛酸往事现实人物，于此处实现了历史的团圆。”而身处“娱乐时代”的读者，其阅读兴致也多聚集于盛九莉与邵之雍感情纠葛——他们视之为张爱玲与胡兰成旷世奇恋的“真实版”。
其实，“自传小说”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自传”要求个体叙事的绝对真实性，而“小说”则是叙事虚构艺术，两者本性相斥，无可兼容。因此，将“小说”当作者“自传”读，犹如将“画饼”当作“真饼”吃，并且还自欺欺人地高声宣称：“我吃饱啦！”我这样说，并非否定作者经验世界与其文学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我相信作者的经验会以不同的方式与途径进入作者的艺术世界，从而成为其艺术世界的有机构成因素；但我必得强调的是：任何作者的经验世界，与其艺术世界之间绝非简单对应的同构关系，就根本而言，艺术世界是对经验世界的超越——这便是艺术创造的活力与魅力。
盛九莉与邵之雍的情事，当然具有张爱玲的经验印痕；类此，《小团圆》中盛氏家世，也具作者经验世界的诸多陈年旧事——问题在于，无论是小说中的盛邵情事抑或盛氏家世，它们均是张爱玲在经验世界基础上的艺术创造，它们业已挣脱了作者经验世界的事实性羁绊，而以艺术性的样态表达着作者对世界与生命的独特感知。尽管任一艺术世界的建构必得经验世界的素材，但如若面对艺术世界仅欲“窥探”作者经验世界的事实，其结果常是愚蠢而荒唐；比如，有读者依据小说中九莉坠胎情节，断言张爱玲本人有过打胎经历——这样由小说故事“倒推”作者经验的做法，至少是臆断、草率的！
请把《小团圆》当作一部小说来阅读与理解，它不是张爱玲对自身个体经验历史的实录，而是她对自身经验世界的升华与超越。这部张氏小说以九莉为叙事视角，在乱世背景下展示着大家族的分崩与个体的爱恨情仇，其间显然有某种“史诗”内容，但张爱玲着意不作时代与家族的沧桑史诗，她沉迷于九莉的感知世界，不是沉迷于她的经验事实而是沉迷于她的情感历程与生命态度——这正是张爱玲叙事的深邃与动人之处。盛邵纠葛是《小团圆》的叙述核心。张爱玲自称：“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张氏的爱情叙述，消解了五四“新文学”及“革命文学”有关“罗曼蒂克之恋”的天真想像。
“完全幻灭之后”，还能“有点什么东西在”呢？不过是对生命存在的悲凉感受，真真切切。
（相关链接：《小团圆》，张爱玲著，台湾皇冠出版社2009年3月中文繁体字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简体字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