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百家讲坛》，认为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两千多年被冠以“暴君”称号，这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冤案”，受到学术界、文化界和读者的广泛的批评。这个学术和文化之争，似乎还没有完全收场，最近，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出版的《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下部）新书中，王立群认为“焚书坑儒”的表述并不准确，“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活埋的是术士而非儒生，坑儒之说是在历史中不断演变成的，在汉代开始占据主流舆论”，由于古代典籍传播的口耳相传特征，以及秦朝的短命，焚书对典籍造成的影响也被放大了，所以希望中学历史教科书修改此项内容，还秦始皇一个公正的评价……
对钱文忠的这个学术观点，除了有的读者指出这是一种娱乐化的态度对待严肃的、历史上早已有了定论的历史问题之外，更有的文化批评家严肃地指出，媒体上把钱文忠看做是为商纣王“翻案”第一人，是媒体和民众对于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甚至现当代史，都显示了让人惊异的无知，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对历史认知的盲区……
王立群的否定“焚书坑儒”的新的历史观点出来之后，从一些评论来看，他据以得出否定“焚书坑儒”这种历史观点和认识的有意义的细小的历史事实和材料、文献，仍然沿用的是过去的资料，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和证据。对王立群的这个新的历史观点，著名剧作家、“巴蜀鬼才”魏明伦的异议更是尖锐：“儒生是当时读书人的统称，术士是儒生的一部分，秦始皇活埋460个读书人是血的历史，其中许多人是无辜的。‘坑儒’再确切不过，何来夸张之说？不管‘坑’谁，都是暴行”……
综合来看，缺乏新发现，缺乏更多的历史事实和依据，应该说是这两位学者在历史研究方面存在的共同的问题，这让人想到一些历史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经常会犯的一些问题：他们在对过去的历史（而且是已经有了定论的）研究中，似乎更注重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历史态度，他们所能够给予我们的仅仅是一些主观的见解，至多只是历史中人性的破镜之散乱残片而已。在钱文忠和王立群的这些学术观点中，历史知识的不足和不能提供新的历史认识，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自然让人忍不住发问：这些文人为什么总是爱做这些“翻案文章”？
钱文忠和王立群的研究，实际上体现了他们历史研究的一种独特的品性。那么，历史研究者需要怎样的一种精神品质？他们应该是特殊事实的仔细观察者和调查者，他们具有真正的历史综合或概括所依赖的敏锐的感受力，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个人机智，他们当然也需要有个人的风格和个人的偏好，但更需要在对历史的判断中体现出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的道德责任感和尊严意识。当然，说到对历史的研究，的确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有的人单纯依靠经验主义，有的看重历史的虚构性，还有的认为历史学家甚至可以作为艺术家具有诗人的精神去研究历史，但不管运用怎样的方法研究历史，一定要符合历史的客观性，要以广阔的历史视野把读者引向对事物和事件客观、公正和准确的历史评判，让我们当代人可以窥见到历史上那种真实的生活和鲜活的历史戏剧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