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报道
追踪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
这位原本急于回家结婚的先生接受了这一事实——甲型H1N1附着在自己体内，从美国密歇根州经东京，来到北京
《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 四川成都报道
5月12日中午，成都传染病医院，甲型H1N1流感医疗救治指挥部。
监控器一直开着，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包先生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观察仔细。身穿白色背心的包先生正绕床踱步，步伐稳健，并没有丝毫病态。从11时40分到13时28分，他始终没有放下手机，这是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
这位30岁的年轻人已经知道自己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5月11日，也就是他被确诊的当天，就有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你已经成为名人了。”而当时，包先生仍在高烧之中，情绪焦躁，数度扔掉护士递给他的口罩，不相信自己患上了让全世界心存恐慌与疑虑的新流感。
直到获知中国卫生部确认其感染了甲型H1N1病毒之后，这位原本急于回家结婚的青年才接受了这一事实——甲型H1N1附着在自己体内，从美国密歇根州经东京，来到北京。此后，川航3U8882又将其带到了1700公里之外的成都。
13日，成都市疾控中心公开表示，这位患者病愈出院已经进入倒计时。
病例就在眼前
包先生事后透露，在从美国飞日本的航班上，他已经感到咽痛。但从美国圣保罗机场到东京机场，再到北京首都机场，他一路平顺。
在甲型H1N1流感还未输入中国之前，国内机场对国际航班的监控已做了工作，对入境人员、特别是受感染地区入境人员进行红外线体温检测、医学巡查和医学排查。
5月9日凌晨1时33分，包先生从NW029航班下机，办完所有手续，先后通过了两次红外体温检测。红外检测温度是37摄氏度，包先生在两次测试后结果均显示正常，并且填写了健康生命卡。经过检疫人员复查后也没有发现异常申报情况，随后准许其离开检疫通道，进行边防入境手续。
由此可知，包先生在东京到北京的NW029航班上并没有发烧。
5月9日13：20分，川航3U8882抵达成都，与包先生同乘这架空客A320的有150名乘客和10位机组人员。此时，包先生已经感觉身体不适，在见到了接机的父亲和女友后，三人直接打车至四川省人民医院。
14时25分，包先生突然到来，四川省人民医院与其直接接触的15名医护人员，未及做任何防护。在获知包先生是从疫区美国回来的时候，医护人员给包先生及其父亲和女友戴上了口罩。当时，还没有人明确意识到，中国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就在眼前。
“医院咽拭检查是阴性，市疾控中心的结果也是阴性，病人要求出院回家。”四川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处长王晋川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按照最新的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虽然患者结果是阴性，但仍需留院观察。
10日上午，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两次复核检测，结果均为甲型H1N1流感病毒弱阳性，初步诊断患者为疑似病例。同日下午，接到四川省卫生厅报告的国家卫生部即发出通告。
10日晚，四川省市区各级疾控、公安部门，开始连夜追寻与包先生同机抵达成都的150名乘客。截至13日中午12时，已找到95名乘客。而参加处置患者的四川省人民医院15名医护人员，也全部被隔离观察。
A楼，烈性病房
5月10日清晨8点多，正在睡梦中的陈红接到电话，成都市传染病医院启动甲型H1N1流感防治应急预案——这次不是演练。当时还是疑似病例的包先生，将在当日下午3时从四川省人民医院转至该院。
作为成都市传染病医院应急队队长，陈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此前，她已经参加了4次甲型H1N1流感防治应急演练，最近的一次是5月8日，包先生到达成都前一天。
在成都市传染病医院西墙外，有一扇紧锁的铁门，里面直通通一条水泥路，这里被称为“专用通道”。5月10日下午3时，载着包先生的救护车即通过这条通道，直通传染病医院后院——那里有一座5层的病房楼，被称为“A楼，烈性病房”。包先生被安置在A楼5层。
成都市传染病医院把A楼其他四层的病人安置到安全地区。A楼成了包先生一个人的住院部。
对于包先生的到来，陈红并不太意外，这位参与了2006年四川禽流感病例救治的内科主任，并不觉得甲型H1N1流感有多可怕。对包先生的治疗工作，都按预案展开。
陈红是在当天下午3时许见到包先生的。“病情不算特别厉害，只是精神稍差一点。”她说。当时，包先生体温38.1℃，“神情合作，急性病容，眼结膜无充血，咽部充血⋯⋯”
此时，包先生还未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传染病医院的初步诊断也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疑似甲型H1N1流感。而包先生当时还不能理解成都市传染病医院对他的隔离。
处于发烧中的包先生，情绪焦躁，抵触治疗。直至深夜，疲倦的他才睡去。
包先生所住的烈性病房，面积约有20平方米，生活设施齐全，但没有电视。他不知道，传染病医院门前，当夜就聚起了大批媒体记者。
陈红和她的队员们，也不知道包先生已然引来大量关注。从10日下午3时直至深夜，包先生专属病区的工作人员没有人有时间去看一眼电视。
直至11日凌晨2点多，当陈红走出病区，去医院办公室汇报患者病情时，才惊讶地发现医院门口的“长枪大炮”。“消息挺透明的。”她说。
更让她意外的是，卫生部很快发出通告，确诊包先生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包先生安静了，他戴起了口罩，从护士手里接过温度计，认真地配合测量体温。11日凌晨5时，刚到成都市传染病医院14个小时的包先生，体温竟然奇迹般的恢复到36℃。
从38.8℃到36℃
5月10日下午3时，当包先生被转移到成都市传染病医院时，体温是38.1℃。而在5月9日15时，他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就诊时，所测体温为38.2℃。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予以“左氧氟沙星、病毒唑”等静脉滴注后，包先生的体温并无明显下降，最高时达38.8℃。
而到了成都市传染病医院短短14个小时，包先生的体温即已从10日下午3时的38.1℃，降至11日凌晨5时的36℃。病情缓解如此之快，出人意料。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成都市传染病医院了解到，10日下午3时，包先生转至该院后，该院专家组制定的治疗方案中即已开始使用达菲，在甲型H1N1流感的感染早期，使用达菲这一价格高、货源紧的药品，被认为有效。
卫生部专家组接受本刊采访时，对这一做法表示认可，认为是“对症下药”。对于成都市传染病医院的治疗方案，卫生部专家组了解后，基本维持原样，只是调整了一些抗病毒药物。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中药制剂也有少量使用。因为卫生部“人感染猪流感诊疗方案(2009版)”中，首次出现中医辨证治疗，在成都市传染病医院专家组的治疗方案中，使用了银柴冲剂这一普通感冒中成药。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主任刘清泉，是第一个成为卫生部甲型H1N1流感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的中医从业者，他对本刊记者说：“甲型H1N1流感不出中医治疗时行感冒和瘟疫的规律。”
而包先生专属病区负责人陈红认为，患者病情并不重。“如果不是因为传染病级别划分，这种程度的感冒一般都不必住院。”
陈红向本刊记者介绍，对包先生的治疗，除了使用达菲，并没有特别的药物或方法，只有多饮水和服用一些退烧药。甲型H1N1流感的死亡率较低，大部分病人症状较轻，只是传染性比较强。“预防才是最重要的。”陈红说，在她看来，对包先生的隔离治疗，实际上还是为了预防传染。
从12日早上起，包先生已停止输液，可以下床自由活动。据成都市传染病医院副院长田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包先生的食欲基本恢复正常，体力和精神都在逐渐恢复。该院正准备为他的病房安装上网电脑，方便他与外界的联系。
目前，对包先生依然是特级护理，24小时都有护士陪护。对于他的体温，已经从发热时每隔二三个小时测量一次，改为每隔4小时测量一次。
防止患者病情反复
按照卫生部的标准，当包先生的症状体征消失后，观察3天无异常，即可出院。目前来看，包先生的病情稳定。但陈红的工作并没有减轻，他们还需要防止患者病情反复。
目前，陈红所负责的专属病区共有14人，其中有医生3名、护士约8名。由于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护士体力消耗较大，每隔4小时轮换一次。医生则是每隔12小时轮换一次。他们的休息室，是与包先生病房差不多大小的一间病房，里面放置了三张上下铺。
12日下午，包先生的父亲与女友从市传染病医院转移到市集中医学观察点。经过两天的隔离观察，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不良症状。这向公众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们目前是安全的，不必因为有人在接受医学观察就感到紧张。
作为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包先生的样本资料被尽可能保存完整。卫生部专家提醒成都市传染病医院，需要他的更多资料，为以后甲型H1N1流感的防护做准备。
12日中午12点05分，包先生家乡内江市市委书记打来慰问电话，已经退烧的包先生一口家乡话：“我现在感到已经好多了，整个身体都轻松多了。患上甲型H1N1流感，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为了不再影响到其他人，我需要继续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我很好，请大家放心！”
与包先生相关的，抵京NW029航班245人，川航3U8882航班160人，以及北京航旅酒店的工作人员、四川的哥、四川人民医院15名医护人员⋯⋯目前都还在隔离观察，目前并无异常。■
新流感危机中的北京一夜
在这个略显凉爽的初夏之夜，对传染病有着深切记忆的北京城经历了一次严峻的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5月10日午夜，燥热了一天的北京有了些许寒意。一辆带有120字样的大型面包车从前门大街的北京市急救中心驶出。它没有打开警报，只是闪着红蓝两色的警示灯，迅疾向东。
这不是一辆普通的急救车，它是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独一无二的大型移动通讯指挥车，可以通过卫星系统向指挥中心传输图像。非常情况下，防疫人员可以指挥车为基地，携带无线设备，在5公里范围内收集信息。自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还是它第一次被启用。
在距离北京市急救中心几公里外的北京市卫生局会议室里，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的负责人，正焦急地等待它从位于首都机场附近的旅航酒店传回图像。中国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曾在这里住宿。
当日22时30分，北京市卫生局接到卫生部通报：四川省发现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该患者9日凌晨乘坐NW029航班抵京，同日上午乘川航3U8882航班离京赴蓉。
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同时下发的《关于乘坐NW029和3U8882航班的人员实施医学观察的紧急通知》，北京市决定对乘客和机组人员实施集中医学观察，对已回家乘客的家属实施居家医学观察。
超过1000名卫生疾控人员被迅速动员，随后其他各类政府工作人员也陆续加入协助的队伍。
距NW029抵京已40多个小时，147名乘客散落在偌大的北京城，其中超过一半是外籍人士。
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儿？
通报
时钟指向23点，海淀区疾控中心主任江初被疾控中心值班室的电话叫醒，通知他立刻回海淀卫生局参加全市卫生系统视频会议。虽然没有说开会内容，但江初心里想，“大概是来了”。
据本刊记者了解，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在当天19点30分举行例会时，参会人员大多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四川可能出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
这个例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有人判断卫生部可能会在第二天早上公布确切消息，但会后不到半小时，卫生部就在网站上公布了疑似病例的详细情况。应急指挥部随后决定连夜查找密切接触者。
北京市卫生局随即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取得联系，对该航班所有乘客入境信息进行筛选，查找可能留京者。
22点30分，几乎就在北京市卫生局接到卫生部正式通告的同时，运载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样本的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1个半小时后，标本被送进北京市宣武区迎新街100号的国家流感中心生物安全防护三级(P3)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适用于通过呼吸途径传播的致死疾病病毒。中国目前还没有更高级别、适用于高度危险性病毒的生物安全防护四级实验室。
本刊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当晚国家流感中心的3个小组、15名工作人员负责确诊工作。其中一组在P3实验室进行病毒分离。其他工作人员进入同时开启的3个P2实验室，对病毒核酸进行检测、开展临床标本中病毒序列测定准备。
将近23时，北京卫生局又得到四川省方面消息：患者曾在首都机场附近的航旅酒店住宿。顺义区政府得到通报后立即将该酒店封锁，急救中心则派出移动通讯指挥车进行现场支援。
同时，北京市卫生局召开视频会，安排连夜查找接触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根据初步筛选结果，可能留京的NW029乘客有国内乘客69人、外籍乘客75人。11日总人数又增至147人。10日23时30分左右，各区县疾控中心负责人拿到了自己辖区的乘客名单。海淀区最多，有27个，包括25名中国人和2名外国人；朝阳区的外籍乘客则是最多的，将近20名。
江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许多乘客的住址只粗略地填写了“海淀区”、“中关村”。但是根据要求，各区应在11日早8点前完成全部查找。
不久，各区疾控中心先后派出了第一批“流调”人员，正式启动密切接触者的查找工作。
紧急召集
11日零时，家住立水桥的海淀区疾控中心“流调”人员周蒙接到电话，要求他立刻到20多公里外甘家口的疾控中心集合。
海淀区疾控中心紧急召集了150多名人员，分成28组外出查找密切接触者。
根据本刊记者在各相关单位了解的情况，当夜北京市区两级卫生防疫系统及相关医疗机构，动员卫生防疫和后勤保障人员逾千人。
零点30分左右，移动通讯指挥车到达航旅酒店。图像显示，警方已在现场拉起了隔离带。全副装备的顺义区疾控人员，正逐屋向住客登记询问，并进行甄别。最后103名密切接触者就地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零点45分，北京市急救中心接到指示，派车前往北三环马甸桥附近的一处住宅区转运密切接触者。医师何永年与一名司机驾车离开急救中心大院。
当何永年到达时，现场已经有了西城区的疾控人员。等了一会儿，一个年轻女孩跟随“流调”人员走下楼。此前，他们已经谈了40多分钟，女孩终于同意前往集中医学观察点。
何永年说，经过检查，这位刚从日本归来的女孩体温正常。
11日2时15分，何永年的急救车驶入与地坛医院一路之隔的国门路酒店。第一名密切接触者到达集中医学观察点。
下车前，何永年再次认真为女孩测量了体温。如有异常，她会被立刻送至地坛医院。随后，急救车被开到地坛医院西南角的消毒点进行消毒，何永年与司机在更换防护服后，驾驶另一辆已经消毒的救护车返回城区。
这座2008年夏天刚刚落成的专业传染病医院，拥有“工”字型住院楼。非常条件下，可以隔离成四个完全独立的区域，据称这种设计可以有效避免2003年SARS期间出现的医院内交叉感染。
在出发转运密切接触者之前，护士监督何永年穿戴了全套防护服，使他没有一点皮肤暴露在空气中。符合世卫组织标准的N95口罩外，他又按规定戴上了一个医用口罩。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市的防疫药品储备不仅已与中央储备衔接，还与军队储备建立了联动机制。
外籍乘客
11日凌晨2点半左右，北京市外事办涉外处长高志勇接到了外交部的电话，“批准了，寻找外籍乘客的‘流调’人可以出发了。”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是北京涉外范围最大、涉外特点最为明显的突发事件。
在北京市卫生局召开视频会议的时候，高志勇也赶到了会场。他现场拟订了一份“流调”人员注意事项，其中包括外籍乘客不配合、申请领事保护等问题。在上报外交部和北京市应急办的同时，开始按照名单通知各使馆。
北京市外事办要求各区外事办主动与区疾控中心联系，还把翻译都叫了过来。为了寻找和了解外籍人员情况，外事办还找到了旅游局、商务局、外专局、教育局、外企人员服务中心等涉外单位。
这些专门查找外籍乘客的“流调”人员都没有找警方随行，但还是有外国人在接到电话后躲了出去。后来为了查找在某国使馆住宿的乘客，外事办的工作人员和“流调”人员一直等到天亮，最后在幼儿园门口把送孩子的这位外籍人士拦了下来，他和孩子都是NW029航班的乘客。
也有国家对外交人员前往集中医学观察点有异议。“其实，绝大多数国家使馆都是非常配合的。”高志勇告诉本刊记者。
到11日白天，寻找已经十分困难，最后有6名美国籍乘客毫无音信。外事办于是与中国驻美使馆和全部5个领事馆取得联系，希望通过护照号寻找相关信息。直到12日下午，终于找到了其中的5人。
外事办最后找到美国使馆寻求帮助。美国使馆联络国内后，告之因为该国法律保护国民隐私，不能把乘客的联络方式交给外事办，但是承诺由家人劝他去疾控部门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集中医学观察点
接近11日凌晨3点，就职于中科院下属研究所的林国(化名)接到了海淀区疾控人员的电话。一个温和的男声告诉他，他搭乘的航班出现了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为了防止疫情扩大，希望他能前往集中医学观察点。
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林国说，听到这个电话，他的心里反而踏实了。
5月8日，他乘坐NW025航班由底特律抵达东京。这班自加拿大经美国至日本的飞机上，有3名日本乘客确诊感染甲型H1N1流感。
次日，林国乘NW029抵达北京。他回家后上网，看到国内报道说全部7名抵达中国内地的NW025乘客已进行集中医学观察，“我也是NW025的呀？”林国于是给卫生部门打电话“自首”。“他们告诉我，只有患者前后几排的乘客需要观察。”
几个小时后，林国又在网上看到了NW029出现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的报道。当时夜色已深，他决定睡一觉再说。
接到电话十几分钟后，收拾好行李的林国见到了前来接他的疾控人员。他详细登记了抵京后的行程和接触者。在等急救车的工夫，林国给在美国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去了有专业人员照顾，更安全”。
不久，一辆车窗全开的120急救车悄然驶来。林国最后与另外两名密切接触者同车到达了国门路饭店。
林国走进酒店大堂时，看到30多名密切接触者正在领取钥匙，场面有些混乱。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但林国还是有些担心交叉传染。后来他还发现，饭菜由服务员送到房间。
酒店的条件确实很好，每个密切接触者都有独立房间，甚至在楼外还有一个花园可以散步。能够上网、使用电话。桌子上的便条，用“希望”的口气提醒他们，不要喝生水、吃长时间放置的食物。
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事先后给林国打来电话慰问，曾与他一起吃饭的朋友也接到了卫生局的电话，希望居家医学观察。
另一位密切接触者通过电话告诉本刊记者，他11日白天乘急救车去宾馆的路上，先后接到工作单位、北京市卫生局、疾控中心、区政府、公安分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甚至过去单位的电话，“大家都想知道我没在家，去哪了。”
11日4时30分左右，国家流感中心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那位患者标本甲型H1N1流感病毒呈现阳性。随即开始进行病毒基因序列测定。
找人
11日5时刚过，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莫巍接到了东城区卫生局副局长的电话，告诉他和平里街道有两个家庭出现了密切接触者，希望街道立刻组织人前往，协助家属进行居家医学观察。
他们在半个小时内赶到这两个地方，“流调”人员刚刚离去。
4点至5点间，绝大多数密切接触者开始登车。在海淀区疾控中心的统计表上，这一小时内有14名密切接触者开始前往集中医学观察点。
5点半，周蒙接到了第二个任务信息，寻找一名1983年出生的女孩。此前他已经在车公庄附近找到了一对中年夫妇。
女孩的登记信息上只有北三环一所大学的名字，无电话、无身份证信息和护照信息。
为了不引起恐慌，周蒙在进入校园前换掉了防护服。他们一栋栋查遍了所有女生宿舍的收发室登记，都没有这个人。一直找到早上7点半，学校里开始有人上班，他们去了校医室。对方闻讯立刻上报校长，校长立刻组织各院系在这个拥有数千名师生的大学进行排查。
只有一个1981年出生的女生同名。将近9点时，仍没有结果。周蒙起身想离开的时候，一个校领导主动说，查查毕业生吧。“早些年去找人，有些单位能推就推，就怕说自己这里有这样的人。”周蒙说。
果然，在2008年毕业的研究生中查到了同名者。找到她的导师，才发现过去的手机已经是空号。为了不引起反感，周蒙委托学校给女孩黑龙江的家里打了电话，通过女孩母亲核实了身份，但她也不知道女儿的手机。
但这位母亲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女孩会在11日9点50分乘飞机前往武汉看望同学。周蒙立即上报了信息，女孩在登机前被疾控人员发现。
名单
11日早8点，北京市找到的密切接触者接近70人。海淀区第一批27人名单中只剩下两名外籍乘客未找到。但此时，海淀区疾控中心主任江初手中的名单已增加到64人，其中国内乘客42人、外籍乘客22人。
这份扩容的名单，让江初很头疼。本刊记者看到——除了缺少地址和身份信息，有5个已经找到的密切接触者姓名也有差错。
据了解，这份指导全北京市密切接触者查找工作的名单，有关信息均来自乘客在入境登记卡上填写的内容。
江初说，在艰难寻找到密切接触者后，劝说其前往集中医学观察点，耗时超过两小时的占三分之一以上。
江初说，过去“流调”人员找不到人，就会回头找领导。这次将近100人出去以后，都自己找街道办和派出所联系，一方面说明“流调”人员的个人能力和责任心更强了，也说明社会对卫生防疫工作更为理解和配合。“4月份，我们区财政局就主动问是不是需要增加开支。”
11日上午9时，国家流感中心完成病毒血凝素基因的部分序列，开始进行最后一个环节：与美国提供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株序列进行比对。
装有基因片段扩展物的微小试管被送进综合实验室，将其染色，在紫外线灯下发光成像，最后输出图像。印证结果显示，该病例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这时，和平里街道办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从曾经历过SARS防疫的干部中挑人，协助居家医学观察。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强拿出一份他在SARS时期写的文章，上面是基层应对传染病的经验总结。此时该街道已有三个家庭发现密切接触者。
挑战
上午10点，周蒙前往寻找第三个密切接触者。他根据信息来到西三旗的一所学校，意外地得知，机场先给学校打过电话，学校立即把密切接触者和同屋的一个男生“隔离”在宿舍里。他请示了疾控中心，同屋男生不需要送往集中医学观察点。
大约11点，一名日本乘客与女友在朝阳区民政局进行结婚登记的时候被发现。他们坚持办完了手续，才登上急救车。
11日下午14点左右，一名男子来到北京市铁路公安局北京站接待室，表示自己也是NW029航班乘客，随后被急救车接走。
和平里街道给三个居家医学观察的家庭送去了慰问信和水果，还给一个父母都在集中医学观察的男孩送去了英文电影DVD，“他一直在国外生活，看不太懂国内的电视节目。”莫巍说。
北京市外事办向国门路酒店派驻的工作组，专门处理机票改期、签证改签等事项，他们的工作内容，还有买烤鸭和星巴克咖啡。
这时，海淀区只剩下两名外籍乘客没有找到。一名美籍华人住在亲戚家，海淀疾控制中心找到了他可能出现的几个街道的社区工作者和派出所，一栋楼一栋楼地询问最近谁家回来了外国亲戚。一位参与查找的街道干部说，向一般居民询问时还不能说和流感有关，怕引起恐慌。
“人民战争。”江初告诉本刊记者，这就是联防联控。不久海淀区疾控中心就得到了这名美籍华人的信息。
11日白天，北京市卫生疾控机构在媒体发布了查找消息，并向市民群发了短信。北京市卫生局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力度。
这天傍晚，江初了解到，最后一名日本乘客已经返回日本。
本刊记者从北京市急救中心派驻首都机场的应急小组了解到，自10日中午至11日傍晚，他们还转送了十余名发热的入境旅客。
截至5月12日17时，147名NW029密切接触者中，已找到139名。
当晚22时，卫生部再次发布消息，发现一起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该男子乘坐加拿大至中国的航班抵京，3天后乘火车前往济南。
甲型H1N1流感带来的挑战，还未结束。■
新流感的国际传播风险
不论多么强大、富有和先进，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立应对所有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李静 | 北京报道
5月11日16点48分，北京急救中心机场应急小组联络人的手机响了。根据机场检疫机构报告，一名朝鲜籍入境乘客的体温超过标准，需要立刻转运至地坛医院发热门诊进行复查。
20多分钟后，120急救车在机场引导车的带领下驶入T3航站楼旁的停机坪。现场跟随采访的《望东方周刊》记者看到，一名穿着灰色格衬衫、戴口罩的中年男子，在机场防疫人员的带领下走了过来。
便装的防疫人员告诉急救车上的医生，这名男子从迪拜飞来，体温38摄氏度，在进行登记时什么也不说。随后本刊记者发现，他不能说汉语或英语。
办理完交接手续，男子登上急救车。身穿防护服，戴防护镜、口罩的防疫人员显然使他感到不安：虽然两侧车窗都打开着，但他的手握过的钢制扶手上还是留下了汗水。
男子一路都不停地向前张望，有时用手抚摩着喉咙，表情痛苦。17点30分左右，急救车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北京急救中心机场应急小组在当天下午转运的第三名发热乘客。从5月2日进驻以来，他们已经转运了70多名发热乘客和甲型H1N1流感患者密切接触者。
但是，在5月8日和9日，仍有两名甲型H1N1流感病毒携带者从首都机场入境，并在10日、11日自感发热、咽痛，最终成为中国内地最早的两名新流感患者。
由于两人的患病，超过200名同机乘客和机组人员也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威胁就这样近在眼前。
“特别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讲，传染病的威胁大大加重了。”解放军302医院感染控制科主任、国家质检总局流感防控专家组成员庄英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全球化的出行，正改变人们对传染病的一些传统认识。
“旅行性质”
当甲型H1N1流感开始在全球蔓延时，许多人认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7年年度报告中的预测可能就此成真。
WHO当时警告，在艾滋病、SARS等病毒之后，未来几年可能暴发另一起全球范围、灾难性的传染病，它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较远地理距离传播的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快”。
其中，全球乘坐飞机人数已超过每年20亿人次，这也是疾病传播速度加快的主要原因。
这份报告还认为，全球传染病出现和传播的速度在2007年均达到历史峰值，传染病也越来越难以治愈。
墨西哥于4月13日出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死亡病例后，至4月30日全球已经有4个大洲的15个国家宣布出现甲型H1N1流感病例或疑似病例。
除与墨西哥陆路、海路交通便利的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以外，其他大洲的第一个病例都是从墨西哥“飞来”的。
4月27日，西班牙宣布发现一名甲型H1N1流感病例，成为欧洲第一例患者。这名男子于4月下旬刚刚结束在墨西哥的旅行。
4月28日，新西兰一所中学的10名学生和1名教师被确诊，他们4月25日刚从墨西哥旅行归来。
同一天，韩国疾病管理本部表示，一名从墨西哥旅行归来的韩国人被确认为甲型H1N1流感疑似患者，这是亚洲首例疑似病例。
就在27日晚，WHO在日内瓦宣布，将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高到4级，即一种新病毒在人际间传播，可以引起“群体性”暴发。
5月3日，哥伦比亚社会保障和卫生部证实，一名刚从墨西哥返回的哥伦比亚人，已被确认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
不过进入5月后，情况开始变化。包括日本、丹麦、中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首例病例，都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之前一名奥地利患者被怀疑在危地马拉感染甲型H1N1流感。
截至北京时间5月12日18时，全球共有30个国家报告5251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首例患者乘坐航班返国，并带去了流感。
WHO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做了一个比喻：甲型H1N1病毒的初期传播具有明显的“旅行”性质。
无奈的对策
“显然，除非限制跨国旅行，否则人们在传染病面前是非常被动的。”庄英杰说，首例患者往往会在防疫机构作出反应之前引发二代病例。
他解释说，这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现代化交通工具、特别是民用航班的使用，缩短了人们旅行的时间，使其短于传染病的潜伏期。因此，防疫部门对此往往束手无策。
5月8日从加拿大抵达北京的中国内地第二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第三天才出现发热症状。这段航程飞行时间不到15小时。而即使在船运速度大大提高的今天，从北美航行至亚洲也需要10天以上。而一般传染病的潜伏期通常在4至6天。
5月以后，许多国家停飞了与墨西哥的直飞航班，或者对墨西哥航班和乘客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结果使甲型H1N1流感传播的势头有所减弱。而由于美国确诊病例的迅速增加，从美国飞往世界各地的航班又成为各国疾控部门关注的焦点。
另一方面，大城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原因之一是它们往往承担了交通枢纽的作用，“交通更发达，人们交流的频率更高，也就更容易传染和被传染。”庄英杰说。
给北京防疫带来极大挑战的两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都是途经这里，前者只住宿了不到12小时。
未发作的传染病患者乘坐航班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密闭的空间更适合病毒传播。在中世纪，在旷野中拉鼠疫患者的车夫只要不接触对方就不会被传染。而现在，虽然WHO确定患者前后三排的乘客为密切接触者，但同机的其他乘客也很难免除风险，其感染机会包括前往洗手间等在机舱内的活动。
事实上，从4月中下旬开始，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暴发，对国际航线的影响也开始显现。目前国际航线的价格几乎都达到3年来最低。
5月8日，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卫生部长和高级官员，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会晤，研讨防控甲型H1N1流感在亚洲流行的有效措施。
这个亚洲级别最高的防疫峰会公报说，有证据表明，依靠限制国际旅行防止病毒的传播效果不明显，而且还有可能对目前不景气的地区和全球经济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有发热和流感样症状的病人应推迟国际旅行，国际旅行后如果发病应根据国家指南及时就医。
公报最后还宣布：遵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国际旅行的指南，以避免对全球和地区秩序的社会和经济危害。
新威胁
在疫情严重的美国，美国疾控系统对各大航空公司的要求也只是报告在发热、 喉痛、咳嗽、鼻涕4种症状中，具备2种或以上症状的患病旅客。
应对航班上的传染病毒携带者，“只有依靠旅客自觉报告以及监测。”庄英杰说，比如加强登机前的检查，此外并无有效办法。他强调，甲型H1N1流感的传播特点必须引起人们的关注。
根据WHO的2007年年度报告，自1970年以来，新的传染病威胁以“空前的速度”出现，每年均会出现一种以上。目前有近40种疾病是一代人之前所未见的。这些新出现的传染病后被命名为“新兴病毒”(EID)，包括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病毒、SARS病毒等。
1997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就是“全球警惕，采取行动---防范EID”。
在中国，一般将EID称为新发传染病，目前已有20多种新发传染病在中国被发现。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主任徐建国向本刊记者总结新发传染病的特点是：病因不确定，不知采用何种特异性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政府首长很难及时作出决策；大众容易产生心理恐慌，造成社会不稳定；先进的交通工具、现代国际贸易和交流，可以把传染病从一个国家或地区传到全球，造成世界大流行。
徐建国认为，一种新的病原体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被发现以后，很快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相继被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很难用“传播”的理论来解释。
此外，依靠目前的水平无法对其进行预测，做出特异性准备。
新流感漩涡中的国际航班风险，正是人类应对新发病毒乏力的表现。
根据WHO报告建议，全球各国应空前团结，才能应对传染病带来的威胁，“不论多么强大、富有和先进，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立应对所有公共卫生的威胁。”■
毒株运抵中国
在有能力进行科研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已经看到成效，但下一步，还应该包括如何去援助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安排药物、疫苗和其他后续的监控措施
文 | 赵佳媛
2009年5月9日晚，来自美国的三个甲型H1N1病毒毒株抵达了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这是美国科研人员从流感病人体内分离出的毒株。
4月下旬，不少报道还提到美国科研人员期待病毒毒株以进行下一步疫苗研究的迫切心情。4月29日，美国疾控中心的分子病毒和疫苗部门负责人Ruben Donis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他的团队已经测出了病毒的序列。而在短短两周内，5月6日，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又分离出了H1N1流感病毒毒株，并有富余赠与其他国家。这样的研究速度，与这次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重视和人力物力的全局调控不无关系。
不“毒”的毒株
或许人们会疑惑，既然在中国内地也已经出现了确诊病例，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从病人体内分离毒株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病毒株的分离牵涉到病毒学实验室的资质问题，要避免病毒泄漏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分离毒株所需时间和目前紧迫形势之间的冲突。所以在WHO(世界卫生组织)的监控和统筹下，各国协作，分离、研究并分发野毒株以作研究以及分发固定毒株进行疫苗生产，是极为必要的。
这次美国疾控中心提供的毒株，来自美国及墨西哥的流感病人，这种直接从被感染的人体内分离出的毒力较强的毒株，被称作野毒株，通常只能用于基础研究如病毒的毒性分析以及测试抗体或疫苗的实际保护效果。而用以制造疫苗的固定毒株，则是毒性大大削弱的减毒毒株，一般可通过在实验动物体内连续传代获得。
获取毒株之后，便只待WHO统一进行固定毒株的制备并将“样板”分发给具有生产能力的国家大规模制备疫苗。这也就意味着，疫苗的初期制备工作其实已悄然开展。
5月14日，WHO将召开会议，讨论是否需要暂停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转而全部投入制造H1N1流感疫苗。
继美国之后，加拿大和中国香港地区也主动提出向中国内地无偿提供病毒毒株。姑且不论对野毒株的研究是否有我们想象中那般不可或缺，毒株的交流毫无疑问表明了各个国家为了应对这场可能全球流行的流感所做出的努力和合作，也说明了中国疾控中心与有疫情的国家在疫情通报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和交流。
此次流感暴发后，全球应对非常迅速。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旗下全球最大的生物信息数据中心NCBI的首页，每日都在不断实时更新各国提交的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序列数据。利用这些数据，研究人员就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分析出流感的起源、当前发展状况、进化，甚至藉此开发DNA疫苗。
更充分的准备
WHO于1952年起就建立了全球流感监控网络，每年针对季节性流感的情况给出两次建议，修正季节性流感疫苗。在WHO的流感相关网页上，你能够看到，全球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超过100个负责监控流感的中心，也列举了全球34个同WHO有合作关系的疫苗生产单位，其中中国的生产商有10个，数量居所有国家之首。
可以想见，一旦疫苗的批量生产启动，这些工厂都将是第一前线。在WHO的指导下，每年要生产4.25亿剂三价疫苗，用以储备应对季节性流感。这个巨大的数字，其实也仅够全球7%的人口使用。
季节性流感每年发生，感染约10%的人口，造成百万例死亡，而大流行性流感是一种新出现的病毒，人群对此毫无免疫力，无疑将引发更高的死亡率。面对这次潜在的大流感，需要制造多少疫苗？是否会对变异极快的病毒有效？疫苗又该如何分发？这对全球合作应对H1N1流感提出了挑战。
5月8日，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东盟10+3卫生部长特别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认为已经为大流行性流感作好了更充分的准备。所谓充分的准备，既包括WHO采取的积极措施：为各国相关部门和公众提供了全球病情、趋势、确诊及死亡人数和建议措施等最新信息；还有各国通过SARS得到的应对流行病的经验。更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运作良好的全球协作：不断召开的官方或非官方的小到地区内或大至国家间的交流会，全球性的资源和数据公开及交换，对于疑似病例的跨区跨国追踪等等。
这些，是人们在经历了一场梦魇般的SARS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流感终究不是SARS，面对流感，经验之外又该如何应对？我们只能抱着乐观的态度，却不能松懈。
合作，还是合作
1918年的大流感，有不少人几乎可以说是死于对流感这样未知事物的恐惧，死于战争时期错误的病情隐瞒。今天的共识是，公共卫生部门的建设需要加强，公众信息传递必须透明。
讲述1918年大流感惨状的著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的作者John M. Barry在4月28日的《纽约时报》上撰文提到，纵览1889、1918、1957、1968年的四场大流感，几乎都有证据表明，病毒在第一波温和来袭之后，一定会有第二波更凶猛的攻击。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新型流感的二次侵袭率为22%~33%，要大于季节性流感，第二波距第一波的时间间隔大约是6个月，但仅制备疫苗就至少需要4个月时间，要制造充足的疫苗量更是时间紧迫。
在5月11日发表于《自然》的文章中，刚发表最新流感数据研究工作的计算生物学家Neil Ferguson认为，目前的流感流行情况虽不及1918年大流感，但同1957年那场较为温和的流行颇为相似，而限于数据，仍无法得出更确切的判断。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的Scott P. Layne3月20日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中也指出，目前为止，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靶标非常有限，必须开发新层面的疫苗和药物，才能应对季节性流感和流感大流行。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模拟，乐观地认为甲型流感可能已被控制，并不会发展成全球流行的疾病。而今年2月初，哈佛医学院的Wayne Marasco等研究人员，恰恰回答了Layne的问题，宣布在血凝素上发现一个在流感亚型间(如H5N1禽流感病毒和1918年H1N1大流感病毒)非常保守的融合茎部区域，据此制备的抗体兴许可以作为抵抗季节性流感乃至瘟疫型大流感的共用抗体。《科学》杂志的新闻中也提及，英国及德国的病毒学家早已开始了对病毒样本的研究，期望能从病毒变异的研究中找到制备更有效疫苗的方法或是找出病毒的毒性持续时间。
形势似乎很乐观，甚至有不少舆论认为，夏天的到来会令流感偃旗息鼓，而这个时段恰是我们进行疫苗生产、新药开发的关键转折点。
但截至5月13日，在南半球也已有了近50例流感确诊病例，那些国家所要面对的，是即将到来的冬天。此外，尽管有不少国家有了良好的监控机制，但覆盖面仍有限，依然有不少发展中或者落后国家根本没有条件实行这样的监控。疾病一旦在那些地区暴发，后果不堪设想。
合作，还是合作。在有能力进行科研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已经看到成效，但下一步，还应该包括如何去援助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安排药物、疫苗和其他后续的监控措施。
WHO疫苗研究的主管Marie-Paule Kieny称，5月19日WHO将召开会议，讨论一旦疫苗有效该如何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疫苗的事宜。面对流感的未雨绸缪，这或许是现阶段人们最应该去做的事情了。■
新流感呼唤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呼唤和彰显的是世界政治和国际社会的变革与演进
《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中国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的一次回乡之旅，轻易地将美国、日本和中国联系到一起。这一全球化时代的典型事件，正在改变着人们对国家间关系的认知。
在全球化时代真正到来之前，国家之间信奉一种“他者即地狱”的哲学---他国强大了，就是对本国的威胁；反之，他国出了乱子，则是本国的福音。新流感的跨国传播告诉人们，应该放弃这种哲学，信奉“他好我也好”的哲学。
今天，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被攻城略地的威胁正在减弱，我们面对的多是像新流感这样的威胁，与此同类的还有全球气候变暖、艾滋病、走私贩毒、海盗、恐怖主义之类。
这些被统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事物，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威胁的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区域乃至人类全体。对此，全球治理已是共识。关键是，我们需要怎样的全球治理？
WHO面临尴尬
在此次甲型H1N1流感还被称为猪流感的暴发初期，各国政府都有些慌乱，各自为政，不乏“奇招”：
埃及在没发现病例、也没有证据表明猪传播了该疾病的时候，颁布了屠猪令，下令屠宰本国30万头猪，此外禁止国民旅游和亲吻。黎巴嫩尽管未发现病例，但是也开始不赞成传统的阿拉伯式问候吻面礼。
尽管WHO专家说，有些措施也许无法阻止疾病传播，但各国依然继续行动。
而一方面，WHO专家告诫应该限制旅游，但一些国家明确表示反对，认为限制旅游将打击旅游业，会引发经济衰退。
事实上，从新流感暴发开始，对WHO的各种质疑就没有停止。
《今日美国报》报道称，许多美国人责备WHO的警告扰乱了人们的生活。许多学校停课，家长们在家照顾孩子无法工作，口罩和清洁剂脱销，可是它“看起来并不比季节性流感更严重”。
此次流感疫情爆发后，WHO战略卫生行动中心迅速进入“全天候临战状态”，4月27日，将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从3级提高到4级，这意味着一种新病毒在人际间传播，可以引起“群体性”暴发。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这似乎太过严厉了。其实，WHO是吸取了以往的教训。2003年SARS暴发时，西方媒体曾一致批评中国，并指责WHO对中国不够强硬。WHO总干事、时任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署署长的陈冯富珍，也被批为对SARS疫情重视不够。
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编辑霍顿说：“WHO处于不可思议的困境之中。WHO的一贯做法是就各国政府的请求做出回应，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许多国家政府的想法与WHO的想法不一致。”
霍顿称，2003年，当SARS在多伦多开始传播时，WHO发布了取消赴加旅行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激怒了加拿大。加拿大外交官和记者组成的代表团飞赴日内瓦，在WHO总部外安营扎寨进行抗议，最终迫使WHO取消了对加的旅游限制。当时同样的建议也针对香港、北京和台北，但WHO的建议却受到了称赞。
国家之间的合作是首要的
WHO的尴尬透露出全球治理的困境。
全球治理的理论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认为应当多发挥包括WHO在内的国际组织的作用。
但是几次大的国际公共事件却表明，这只是一种设想。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胜军告诉《望东方周刊》：“现在来看，无论从政策协调还是机制建设上，国家之间的合作还是首要的。”
“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个特点是它们都超越了简单的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而涉及国家内政。国际组织只是协调和提供技术服务，在内政方面无能为力。”张胜军说。
不管受到怎样的质疑，WHO的作用有目共睹。WHO驻中国代表处新闻官陈蔚云对本刊说，以此次甲型H1N1流感为例，得益于《国际卫生条例》，国际社会能够快速共享受感染国家的疫情进展信息。
“此外，WHO还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指导，比如，如何监控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如何诊断是否感染病毒，如何保护医务工作者及大众免受病毒侵害等。”
但同时，陈蔚云也坦承，像很多国际协定一样，《国际卫生条例》也面对既要使194个国家在标准和方法上达成共识，又不能损害各国利益的困难。
“在如何进行全球治理上，我们需要新思维。”张胜军说。
建立全球卫生合作基金
在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看来，目前应对卫生危机的全球治理，其体制的薄弱性主要体现在，现有的全球治理协调机制多为建议性、推荐性、技术性，而非规范性、义务性、法律性的。
“建立全球性的共识和优先国际卫生法是必要的，建立包括治理原则、目标、义务，组织结构、监督、资金机制执行在内的框架公约，以及在此框架下的详细议定书，是进行全球治理的首要战略。”他对《望东方周刊》说。
在这方面，余潇枫认为，一系列的国际环境条约堪称较为成功的模式。例如，《破坏臭氧层物质蒙特利尔议定书》运用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赋予完全不同的义务，创建了由世界银行管理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的多边执行基金，利用贸易制裁来强制执行。
“这样的治理框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也可作为借鉴，”他说，“在确保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大胆地授予某些国际治理效用明显并切实有利于国际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国际组织以域外效力，即扩展它的效力范围，使之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也是必要的。”
现实操作中，国际组织的行为一不小心就容易受到指责。2008年，WHO组织发表了一个文件，宣布健康是基本人权之一，各成员国都应该承担起相关的责任来。美国国务院批评WHO对“健康权”的提法超出了该机构本身的权责范围，且并没有征求成员国的意见。
如何运用好国际组织？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坤提出一个具体的操作思路：在技术合作领域，如何克服不同国家和利益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尤其是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导致的国家间的技术障碍，是当前实现全球卫生合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其本质是技术水平差异所导致的利益分配问题。
“解决技术问题的前提是解决资金问题，经济利益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目前较为可行的是，在全球合作的基础上，由各国按照经济水平出资建立一个全球卫生合作基金，在必要的时候，通过经济手段解决由于技术水平差异所导致的公共卫生安全应对水平的差异。”陈坤对《望东方周刊》说。
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不让威胁外延
张胜军则更为注重国家间的合作，他推崇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出现的G20模式，因为“可以把全球治理落到实处”。
他将G20模式的精髓概括为“国家间的深度合作或者一体化合作”，认为以后可以不限于金融危机，流感、环保等跨国威胁的应对都可以纳入这一模式。
只是，这样一种合作模式要建立在对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重新理解上。“这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责任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不让自己的威胁外延，同时必须选择合作的路径。”张胜军说。
在这一点上，加强国际组织与加强国家间合作这两种路径找到了交集。
“从效果上看，最有效的全球治理应当能充分协调各种力量，从容有效应对人类和各国面临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或者全球问题，世界社会稳定、和平与和谐，人类处于善存与善治的状态。”浙江大学学者王江丽对《望东方周刊》说，但是，目前这样有效的全球治理还是一个理想。■
(本刊记者陈冉对封面报道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