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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媒体最新报道，一份秘密文件显示，德国纳粹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开始密谋通过中立国的挂牌公司转移资金，为战后建立“第四帝国”做准备。许多德国大企业参与了这个邪恶阴谋，为战后德国经济重建奠定了基础。
在纳粹德国的最后岁月，纳粹高官命令一批德国工业家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红色山庄酒店制定了一个“第四帝国”计划。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一名法国间谍将这一计划写成“红楼报告”，并将这份情报发给英国官员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
美国学者在情报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机密文件，令人吃惊的是，这份计划已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施。
“第四帝国”定位是“经济帝国”
这份文件名为“红楼报告”（Ｒｅｄ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详细记述了德国纳粹1944年8月10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红色山庄酒店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在会议上，纳粹高官命令一批德国工业家制定战后经济恢复计划，为纳粹重掌政权做准备，效忠“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即“第四帝国”。
“红楼报告”的大阴谋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最后的岁月。这份秘密报告描述了德国工业家如何与纳粹党合作，通过瑞士秘密转移资金用于重建战后德国经济。按计划，他们会在国外建立一大批秘密挂牌公司，等待条件成熟，重新夺取德国政权。工业家中包括大众汽车、克虏伯、梅塞施密特等大公司代表。参加秘密会议的还有德国海军和装备部的纳粹官员。他们还最终确定，“第四帝国”与之前三个德意志帝国不同，是一个经济帝国而非军事帝国。
“红楼报告”是在大量美国情报文件中发现的，这份报告激发亚当·拉伯（Ａｄａｍ ＬｅＢｏｒ）创作了《布达佩斯议定书》（Ｔｈｅ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一书。这本书从苏联红军1944年向柏林城进发写到当今欧洲社会的竞选活动。
当拉伯为自己的著作搜集材料时，他发现“红楼报告”中的一些内容竟然是真的。纳粹德国的确通过中立国家秘密转移了巨额资金，德国企业的确在国外建立了很多挂牌公司，德国经济确实在1945年战后不久即得到恢复。“第三帝国”在军事上被击败，但纳粹时期实力强大的银行家、工业家和公务员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人士，不久即在西德重新赢得尊重，为新的目标奋斗：欧洲经济与政治一体化。
“精英中的精英”分享的秘密
“第四帝国”是否如那些纳粹工业家所预见的那样确实存在过？“红楼报告”出自一名法国间谍之手，他参加了1944年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秘密会议，报告描绘了一幅极不寻常的画面。纳粹工业家们聚集于红色山庄酒店，满怀期望等待着什么，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施耐德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施耐德拥有党卫军最高的军衔之一，相当于中将。他身穿灰绿色制服，头戴一顶尖顶帽，让与会者看了心生敬畏。
警卫在门外站立，他们已对房间内进行了仔细搜查。施耐德开始讲话时，会议室里静得出奇，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他说，德国工业界必须意识到德国无法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采取措施为战后商业活动做准备。”这种失败主义论调显然是大逆不道的，若在以往，施耐德可能会被关进盖世太保的牢房，然后被送到集中营接受苦役。
施耐德显然得到了上峰的特别授意——“第三帝国”的未来危在旦夕。他命令与会工业家们与“国外企业保持密切接触，建立同盟关系，但这种活动必须由个人秘密进行，避免引起怀疑”。施耐德说，战后工业家将从国外获得巨额资金，他们应该利用来自那些作为挂牌公司存在的德国企业的资金，对国外经济进行渗透，比如钢铁巨头克虏伯的美国合作伙伴以及汉堡－美国航线船运公司。
在大部分工业家离开后，剩余的人又被召集到另一个地方，举行更为秘密的会议，这次由德国装备部的波塞（Ｂｏｓｓｅ）博士主持，透露了一些只能同“精英中的精英”分享的秘密。波塞介绍，尽管纳粹党已向各位工业家说明战争失败不可避免，但对抗盟军的战斗还将持续，直至建立一个团结的德国政府。随后，他向与会工业家简要介绍了建立第四帝国的三阶段战略计划。
在第一阶段，工业家们“要准备好向纳粹党提供资助，”战后纳粹党将作为“马基”（法国抵抗组织）从事地下活动。第二个阶段，政府将向德国工业家调拨大笔资金，用于在国外“建立安全的战后基金会”，“同时，现有金融储备必须任由纳粹党处置，以便在战败后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帝国。”第三个阶段，德国企业将通过实际上从事军事研究和情报搜集工作的挂牌公司建立秘密情报网，直至纳粹重掌政权。
波塞宣布：“这些机构的存在只有每个行业的极少数人和纳粹党魁知道。每个机构将专门设立与纳粹党的联络人。等到纳粹党变得足够强大，可以重新控制德国政权，工业家会资助他们的活动，以某种方式建立合作。”纳粹资金将通过苏黎世的两家银行或以在瑞士购买地产的形式秘密输往国外。
通过中立国秘密转移资金
实际上，德国纳粹多年来一直通过中立国秘密转移资金。瑞士银行尤其是瑞士国家银行接受纳粹从占领国掠夺来的金币，对纳粹从德国犹太商人和被占领国强抢豪夺的资产和房地产来者不拒，还向纳粹提供外汇供其购买急需的战争物资。瑞士与纳粹的相互勾结并未逃脱盟军情报机构的法眼。
“红楼报告”的作者指出：“之前，德国工业家向中立国转移资金只能秘密进行，还要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现在，纳粹党成为他们的靠山，促使他们通过在国外敛财自救，同时不断推动纳粹党战后行动计划。”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向国外秘密转移资金在纳粹德国是违法行为，但到1944年夏天，这条规定其实已经失效。盟军诺曼底登陆两个月后，希特勒在一次暗杀行动中身受重伤。纳粹领导层内部倾轧、不和的问题暴露无遗。
在战争岁月，党卫军依靠绑架和谋杀等恐怖手段建立起庞大的经济帝国，他们计划在战后继续维持下去。《毁灭之代价：纳粹党的盛衰史》一书的作者、剑桥大学教授亚当·图泽（Ａｄａｍ Ｔｏｏｚｅ）透露，像红色山庄酒店这样的秘密会议都需要得到党卫军的保护。他说：“1944年以前，纳粹禁止谈论一切与战后规划有关的问题。公开从事这种活动更是非常危险。但是，党卫军开始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你试图在战后建立行之有效的同盟，那么唯一安全的做法便是在恐怖机器的支持下秘密进行。”
一些精明的党卫军将领当时已开始为自己谋划退路，例如奥托·奥伦道夫（Ｏｔｔｏ Ｏｈｌｅｎｄｏｒｆ）。奥伦道夫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律师、经济学家，为人狡诈阴险，曾是1941年和1942年间活跃在东线的纳粹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被控杀害了9万人，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
在训练行动队的过程中，奥伦道夫命令多名队员同时向受害者开枪，以避免他们产生某个人要对此事负责的心理。到1943年冬天，奥伦道夫被借调至经济发展部，表面是从事出口贸易，但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把戏，他真正的工作是在德国战败以后维持党卫军庞大的泛欧洲经济帝国。奥伦道夫后来在纽伦堡被处以绞刑。
为“经济帝国”建立货币体系
奥伦道夫对德国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的工作尤其感兴趣。艾哈德曾就德国战败后向战后经济过渡这一问题写过一篇文章。在纳粹与盟军激战之时谈论战败显然是犯忌之举，特别是他的名字还曾与抵抗组织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在如何稳定战后德国经济的观点上，奥伦道夫与艾哈德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这位当时还兼任纳粹国内安全机构ＳＤ负责人的党卫军将领亲自出面保护艾哈德。
奥伦道夫本人则受到党卫军党魁海因利希·希姆莱的赏识，不必担心乌纱帽不保。奥伦道夫和艾哈德均担心战后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如20世纪20年代摧毁德国经济的通货膨胀。这种灾难会令党卫军的经济帝国几乎毫无价值可言。
二人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即战后应通过建立稳定的货币单位，迅速稳定货币体系。他们意识到，应该由对德国友好的占领国推行这种政策，因为战后德国政府没有权力去推行任何具有价值的货币。这种货币单位可能是1948年推出的德国马克。德国马克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推动了德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拥有了稳定的货币，德国再次成为颇具吸引力的贸易伙伴。德国工业可以迅速在整个欧洲建立他们的经济帝国。
不料，战争反倒对德国经济发展极为有利。尽管战争持续了六年，盟军轰炸造成了重大破坏，战后还要向战胜国进行赔偿，但到1948年，诸如设备和建筑物等资产的股本（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ｏｃｋ）规模却超过1936年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军火贸易繁荣。艾哈德一直在考虑将德国工业触角延伸至百废待兴的整个欧洲大陆之法。答案是通过超国家主义——自愿向某个国际机构放弃国家主权。
德国和法国是欧洲煤炭钢铁联合体（欧盟的前身）的推动者。欧洲煤炭钢铁联合体是第一个超国家组织，由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等六个欧洲国家于1951年创建，为煤炭和钢铁行业建立一个共同市场。这是共同市场“淡化”国家主权的一个先例，这一过程持续至今。
赦免掌控纳粹经济的大人物
然而，在创建共同市场前，纳粹工业家们必须得到赦免，纳粹银行家和官员们也要得到喘息之机。1957年，美国派驻德国最高事务专员约翰·杰伊·麦克洛伊发布大赦令。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两位纳粹工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克虏伯工业公司掌门人）和弗利德里希·弗利克（弗利克集团创始人）仅仅服刑三年便获得自由身。弗利克集团最终拥有戴姆勒－奔驰公司40％的股份。克虏伯和弗利克曾是掌控纳粹经济走向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公司残暴奴役奴工（ｓｌａｖｅ ｌａｂｏｕｒｅｒ），许多人活活累死。
克虏伯公司不久即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工业集团之一，而弗利克集团也迅速建立起新的泛欧洲商业帝国。弗利克双手沾满血腥，但却对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不知悔改，拒绝向受害者赔偿一分钱。他于1972年病逝，终年90岁，身后留下了十多亿美元的财富，这在当时相当于4亿英镑。
历史学家、犹太劳工顾问迈克尔·平托－杜辛斯基说：“对于许多与纳粹政权关系紧密的工业家来说，欧洲成为希特勒垮台后德国寻求国家利益的保护伞。德国经济和战后欧洲经济的延续性是惊人的。纳粹经济的一些重量级人物还成为欧盟的主要创始人。”
许多奴役过劳工的家喻户晓的企业还包括宝马、西门子和大众汽车。Ｖ1火箭便是大众汽车制造的。奴工是纳粹战争机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集中营都与专门工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管理层同纳粹党卫军官员狼狈为奸，残害无辜。同克虏伯和弗利克一样，战后德国最有实力的银行家赫尔曼·阿布斯（Ｈｅｒｍａｎｎ Ａｂｓ）便是在第三帝国完成了原始积累的。
阿布斯举止文雅，为人圆滑，1937年进入德国第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董事会。随着纳粹帝国不断扩张，德意志银行强抢豪夺，在奥地利和捷克占有犹太人名下的银行。到1942年，阿布斯已成为40家大企业的董事，其中四分之一位于被占领国境内。很多这样的企业大举剥削奴工。到1943年，德意志银行的财富翻了两番。阿布斯还作为德意志银行的代表，成为法本公司监事会成员。
经济奇迹背后的黑暗历史
法本公司是纳粹德国最有实力的公司之一，为巴斯夫集团、拜耳、赫斯特等五个公司合并而成的一个工业联合体。由于与纳粹和党卫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本公司还在奥斯维辛建立了自己的劳工集中营，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和其他囚犯在生产人造橡胶过程中死亡。
一旦他们失去工作能力，会立即被送入博克瑙集中营，纳粹分子使用“齐克隆Ｂ”将他们毒死，而法本公司便是齐克隆Ｂ专利拥有者。但是，与所有精明的企业家一样，法本公司的老板同样深谙生财之道。二战期间，法本公司资助了艾哈德的研究工作。战后，24位公司高层因奥斯维辛的恶行被控犯有战争罪，但只有一半最终被定罪，被判处从半年到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法本公司侥幸逃脱了大屠杀的指控。
阿布斯是战后德国重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正如“红楼报告”所披露的那样，正是因为他的缘故，一个“强大的德国帝国”得以重建，如今，这个“帝国”已成为当今欧洲的重要根基。阿布斯掌握着“马歇尔计划”重建资金在德国工业界的调拨大权，到1948年，他实际上已成为德国经济重建的实际操作者。更为重要的是，阿布斯还是欧洲经济合作联盟的成员，这是一个建立于1946年、由知识分子精英组成的压力集团，成员包括工业家和金融家，协助制定货币一体化、能源和福利等方面的政策。西德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1949年上台后，阿布斯是他最重要的金融顾问。而在幕后，阿布斯则在为德意志银行的重组四处奔走。他的努力终于在1957年结出硕果，他也重返德意志银行。
同年，欧洲煤炭钢铁联合体六个成员国在《罗马条约》上签字，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诞生。《罗马条约》进一步放宽对自由贸易的限制，建立了多个日趋强大的超国家机构，如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同阿布斯一样，艾哈德的事业在战后德国也达到了巅峰。阿登纳任命艾哈德担任德国战后首位经济部长。1963年，艾哈德取代阿登纳成为政府总理，任期三年。
然而，德国经济奇迹（对“新欧洲”概念至关重要）却是建立在大屠杀的基础之上。纳粹时期德国企业强迫奴役的劳工中有270万人死亡。尽管战后德国偶尔也对他们给予赔偿，但德国工业界只是到2000年才达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全球性和解方案，创建一个30亿英镑的赔偿基金。尽管如此，他们并不承认对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他们对受害者做出赔偿更是少得可怜。
“红楼报告”令人不禁想起德国经济奇迹背后的黑暗历史。下个月，欧盟27个成员国将就历史上最大一次跨国选举进行投票。而这份秘密文件提醒人们，今天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与党卫军和德国工业家建立“第四帝国”的阴谋无情地交织在一起，尽管这只是一个“经济帝国”而非军事帝国。
本版供稿 任秋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