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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公安回忆解放初武汉禁娼风暴

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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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青楼女子从鬼变成人

时间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1949年秋,23岁的文询还是武汉市公安局的一名年轻女警。那一天,她跟几个同事走进汉口长清里的巷子,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妓女的生活:两三百米的巷子,三三两两的女子,旗袍、烫发、红唇、白肤,有的搭件披肩或风衣,指尖的烟头忽明忽暗,烟雾缭绕中的身影愈显妖娆。

“不过很明显,她们的身体很差,脸上浓妆艳抹,但脖颈和手臂的皮肤发黄、发暗,人也没有精神,眼神很疲惫。”而今,83岁的文询老人早已退出政法工作,但忆起解放初期大武汉的那场禁娼风暴,仍然情不自禁地说:“妓女大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可怜,政府应该解救她们。”

旧汉口“红灯区”

莺歌燕舞背后的苍凉酸楚

在旧汉口,以出卖皮肉为生的妇女俗称“堂子姑娘”或“婊子”,她们提供服务的场所,有一个相对文雅的名字叫“乐户”。

文询老人回忆,解放前的大汉口,人称“无妓不为市,娼多市亦荣”,跟大上海一样是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各种等级的妓院林立,妓女也来自四面八方,浓妆或淡抹,妖艳或隽秀,繁盛一时。

事实上,早在清朝道光年间,汉口已有妓院数百家,多数散居在今汉正街附近的大火路、青莲路一带。汉口开埠后,妓院逐渐向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的上、中段)、歆生路(今江汉路)以及大智门车站附近发展,每院蓄妓二三人、八九人不等。根据史料记载,江岸地区有一家姓章的乐户,设账房,雇杂役,蓄妓多达20多人,在那时可算大妓院。

汉口临近解放时,娼妓业达到高峰。据1948年汉口警察局统计,全市公娼有1429人,妓院554家,暗中以此为生者上万人。妓院也有上等、中等、下等之分,当时较好的妓院多在法租界长清里、辅义里和江汉路联保里一带,下等的则分散在贤乐巷、土垱、文书巷、沙家巷、桃源坊、磨子桥等处。

“不要以为做皮肉生意就很轻松,旧社会的政府表面上限制暗地里放纵,甚至靠对她们征收各种费税增加财政收入。” 文询老人说,清末、民国时期,政府对妓院的“花捐”明目繁多,包括乐户捐、旅馆寄居花捐、妓女执照费、乐户执照费等。1915年,汉口警察局全年征收“花捐”高达银洋55500元,在该局24项捐税中位列第二。

穿了大半辈子警服的文询,始终对妓女怀有同情。她说,大部分妓女的出身都很苦,要么是被丈夫抛弃,要么是被人拐卖,要么是卖身还债,当然也有极个别是贪图享受自甘堕落。

妓女的生活究竟有多苦?有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磨子桥妓院的老板彭汉卿,开设妓院22年,从来不把妓女当人看,有个叫小红霞的姑娘长了“杨梅疮”,彭汉卿竟以给她治病为名,将她绑在板床上,用烧红的铁条穿刺溃烂的下身,将疮烧焦,然后用剪刀剪掉,再在伤口抹盐,小红霞被活活折磨死,彭汉卿连棺木也不施舍一副,命人用破席一卷,草草一埋,一切彷佛从未发生。

禁娼风暴横扫妓院

艰难而复杂的“拉锯战”

1950年,根据公安部门统计,武汉市登记乐户336户,妓女668人(不含暗娼)。加上当年北京、上海等城市封闭妓院,一些妓女、歌女、舞女纷纷转至武汉“坐台”,致使武汉的妓女多达5000人左右,另有依附她们为生的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流氓地痞,总数多达2万余人。一时间,武汉出现一段娼妓的畸形繁荣时期。

1951年,武汉市政府决定采取“严格限制、取缔妓院、打击暗娼”三步骤。在强制大规模取缔妓院之前,先期采取了一些相对平缓的限制措施,比如,制订了《关于目前对妓女管制问题》和《武汉市乐户妓女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乐户老板不得买卖和增加妓女、不准逼迫妓女当街拉客、不准乐户迁移;公安机关还采取了“麻烦嫖客”的办法,加强了对嫖客的登记与检查,致使许多嫖客因害怕暴露身份而不敢再光顾妓院。

文询老人回忆,妓女是受害者,但要做通妓女的改造工作也不容易,经历了一场艰难而复杂的“拉锯战”。当时市公安局治安处人员几乎全员上阵,深入各个妓院调查摸底,跟妓女们聊天,谈身世,甚至交上朋友,用真心和同情感化她们,鼓励她们从良,谋一份正当职业。然而,等公安一走,妓院老板就开始反宣传,给妓女们洗脑,让她们继续心甘情愿地出卖肉身。再到后来,市民政局、市妇联把妓女组织在一起,跟她们讲道理、讲人生;与此同时,把各家妓院的老板集中隔离起来,给予生活救济,反复教育。

这样,到1951年底,全市乐户畏罪外逃134户,转业243户。1952年8月,全市娼妓由5000人减到261人,只有4户乐户仍操旧业,台基55户,暗娼143人。

1952年9月10日凌晨3时,最后的禁娼风暴开始了。公安、民政部门联合出动,统一封闭全市所有妓院,逮捕罪恶重大的乐户老板52人,收容妓女297人。一夜之间,武汉的妓院扫除殆尽。

然而,公娼取缔后,暗娼又一度抬头。1954年元月,武汉开始“彻底解决暗娼问题”,一方面从源头上搜捕容留引诱妇女卖淫的头子和有罪恶活动的原妓院老板50余人,另一方面收容一贯以卖淫为业的暗娼154人进行教育改造,对情节较轻、偶尔卖淫者,则交由居委会监督教育,有的安排就业,有的给予生活救济。

至1957年6月,武汉市取缔娼妓战役终于取得完全意义上的胜利。

改造妓女身心并举

有人喜嫁军官终老一生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这句话在妓女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文询老人缓缓道来。

有关人士曾指出,妓女改造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难就难在娼妓本身,一方面,她们既是社会最底层的受害者,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子;另一方面,长期的耳濡目染,使她们集纳了人世间的各种丑恶、污垢和多种疾病,成为懒惰成性的游民,“不劳而获”的思想非常严重。

被武汉市政府收容的妓女,被全部集中到汉口滨江公园的武汉市妇女新生教养院(现汉口江滩粤汉码头附近)进行教育改造,民政局负责组织管理,卫生局负责治疗性病,妇联负责教育改造。

其实,早在1951年9月,武汉市就成立了改造娼妓筹备委员会,市妇联派干部深入到娼妓集中的汉口桃源坊、积庆里等处,调查了解妓女的历史和现状,宣传妓女改造政策,鼓励她们解约从良。经调查,发现残存的妓女人数不多,成分复杂,有本家姑娘、捆账姑娘、搭班姑娘、清唱姑娘、弹子姑娘、女招待、落魄戏剧演员、歌女、舞女、交际花、书寓名媛、日本时代营妓等。按帮口还分有苏帮、扬帮、湘帮、本帮、杂帮等。也有少数逃亡地主和反革命的家属沦为妓女,但大多是劳动人民的女儿,受苦极深。她们想脱离人间地狱却无勇气和力量,对政府的妓改政策也半信半疑。

改造妓女,身、心是同时进行的。大量妓女身患性病,仅在1946年,汉口市立医院检验妓女600多人,患梅毒及淋病者占2/3以上;同年该院皮(肤)花(柳)科统计,每天平均门诊病人120人,其中性病患者占20%左右。妇女新生教养院为每一个妓女体检,治疗性病,起初有的妓女不配合,自甘堕落,渐渐地,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劝说和细心照料下,她们发现同伴的变化,才愿意配合治疗。

市妇联的教育改造内容更加宽泛。包括重建妓女自尊、自爱、自信、讲究廉耻的人生观,请老红军、女劳模讲战斗史和翻身史,配合看《白毛女》、《千年冰河开了冻》等戏剧,特别是在大众楚剧院和人民剧院的两次公审大会上,狠狠批斗反动乐户、龟头,当法庭宣布判处恶霸乐户彭汉卿死刑时,她们才真正感到自己成为新人。

改造内容还包括教她们求生本领,开办扫盲识字班,成立缝纫组、编织毛衣组、洗衣组,做得好还有奖励,让她们意识到劳动光荣。

经过学习改造,全院297名学员中,有296人(1人死于白血病)重获新生,陆续出院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并参加工厂、农村、街道、医院的工作。更为细心的是,公安部门并没有为这些妓女留下带有污点的档案,她们获得的是全新的社会身份。

文询老人回忆,组织上不仅帮妓女安排工作,还帮她们介绍对象,“我去年还见到过一个当年的妓女,‘新生’后嫁给了一位英俊的军官,虽然不能生育,两个人还是相知相守了一辈子,于去年一前一后离开人世。”

本报记者 刘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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