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晨报评论专栏作者 王 琳
4月23日上午，温州市在某广场举行“严打”整治公开宣判处理大会，有65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开逮捕，32名刑事被告人被公开宣判。当地媒体报道称，广场上挤满了上万名前来观看的群众。
近年来，围绕公审公捕大会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歇，此次温州的公判处理大会也有同样的遭遇。先是温州本地市民在论坛上激烈争议，27日《法制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并经一些门户网站转载后，论辩更是扩展到了全国。支持者认为，公判大会对不法分子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反对者认为，这一做法严重违法。而在笔者看来，简单地说“公判有理”或“示众违法”都欠缺足够的说服力。
首先，温州此次公开宣判处理大会，虽然包括公开宣判，但又不仅仅只是宣判。如前所述，还有65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开逮捕。被逮捕者之所以要称为“犯罪嫌疑人”，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经过法院的依法审判，因此，不能将他们当作有罪的人来看待。正是基于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公安司法机关在执行逮捕或拘留时，开始给嫌犯戴上头套。头套的作用正在于避免嫌犯在周围人群过分的好奇注视下，感受到人格侮辱。从逮捕的法律性质上来看，这并非惩罚手段，而只是一种为保障诉讼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强制措施。当逮捕成为必要时，侦查机关就应依定程序及时将嫌犯收押。鉴于每个案件的逮捕时机各不相同，且无论是检方的批准逮捕还是公安的执行逮捕，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定，集中逮捕实与诉讼规律背道而驰。人为地将65名嫌犯一并公开逮捕，既违背了“无罪推定”的精神，也大大降低了司法效率。
其次，温州此举虽然有浓厚的“示众”色彩，但是不是“游街示众”还有待考证。应先指出，公开宣判并不违法，反是法律的硬性要求。审判公开不但是各国公认的司法准则，也为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现行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第163条更是明确，“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公开宣判并不违背无罪推定，而恰恰是要通过公开的形式宣告法律的实现。当然，宣判一律公开，也不表示宣判就可以示众。笔者也坚决反对将嫌犯或已被定罪量刑的罪犯游街示众。只是“示众”和“公开宣判”其实多数时候不易区分。“示众”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定标准，不论是在法庭内“公开宣判”，还是通过电视直播“公开宣判”，抑或在广场上“公开宣判”，严格来说，都符合“示众”的特征。公众对前两种公开宣判的形式多半不会产生质疑，而独对在广场上的公开宣判不能接受。这一社会心理着实令人寻味。如果以宣判时观众的多少来判断，那么宣判直播都应取消。如果依宣判场所是法庭内还是法庭外来判断，那么所有田间地头广场剧院的宣判都应以“示众”为由予以禁止。从中国司法的现状来看，“示众”文化固然源远流长，司法神秘主义却也是根深蒂固。既应祛除“示众”流弊，又应倡行司法透明，这才是对“公开宣判”应有的态度。
从网上公布的图片可以看出，温州此次“公开宣判”中有违法治理念之处着实不少。比如一字排开的被处理人(不知是嫌犯还是被告)多数穿着醒目的囚衣；如果是接受宣判，被告人应该面向国徽和法官，而在照片上他们面向的却是围观群众；会场的中心是“大会主席台”，隐喻着“大会”替代了法庭，一场司法活动俨然成为政治活动……凡此种种，都在减弱“公开宣判”的司法功能，与此相对应的是，“示众”意味因这些细节愈加凸显。
(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