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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惊闻赵雨亭同志离世的噩耗后，不胜伤感？他患重病住院，我知道，但他过世的消息，家属却一直对我保密，我是两个月之后才知道的。雨亭同志小我两岁，却先我而去，遭此变故，昔日交往的情景，断断续续地在脑海中浮现。
1948年春节刚过，晋中战役开始之后，为了组织太原战役，便于支援解放太原，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中区党委，下辖原汾阳、太谷地委和忻县地委的一部分县为晋中区一、二、三地委。晋中三地委辖太行区的榆次、太谷、祁县和太岳区的平遥、介休五个县和新组建的试点城市平遥市，并于8月在太谷宣告成立。赵雨亭同志由太行二地委宣传部长调任晋中三地委宣传部长，我当时是平遥县委书记，工作上开始有了接触。11月间，晋中全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全面铺开，地委派雨亭同志到平遥搞新解放区的土改试点。
平遥在阎锡山统治时期，是 “模范县”，政治情况和各方面矛盾错综复杂，封建残余势力根深蒂固。雨亭同志到县后，我们县委同志给他汇报了平遥县城解放后全县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重点讲了支援太原战役和土地改革的情况后，确定选择阎锡山搞过的“兵农合一”“三自传训”和“自白转生”暴政县的“模范村”———阎良庄进行土改试点。我陪同雨亭同志一起去蹲点搞试验。当时，阎良庄村解放只有三个月，反动残余尚未来得及肃清，政治情况复杂，跟我们一块蹲点的同志不主张在这个村 “安营扎寨”，建议吃住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雨亭和我都坚持吃住在老乡家里，觉得这样一方面可以消除群众恐惧心理，便于做群众的工作；另一方面能够了解掌握更多真实情况，有利于工作开展。进村后，我们了解到有的贫雇农家里生活十分困难，无米下炊，饥饿交加。我们派下乡干部送去的救济粮，群众心存畏惧又不敢接受。那时候太原还没有解放，群众对形势的发展不明确，普遍存在怕“变天”的恐慌心理。我们摸住老乡的心理活动，等到夜深人静时将粮食悄悄地放在无粮户门口，让他们趁天黑无人看到时拿回去充饥。
这次新解放区的土改，由于阎锡山实行“兵农合一”暴政，已打乱了原有的土地隶属关系，情况相当复杂，我们虽然有老区土改的经验和教训，但仍然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听取贫下中农意见，依据中共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以及《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广泛深入地宣传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充分发动和依靠雇农、贫下中农的同时，还强调巩固地团结中农，在划分阶级时，又把富农和地主严格分清，并对工商业者进行了保护。在工作中，我们充分发挥农代会的作用，放手让农民诉苦水、划成分、分土地，克服包办代替。但在政策上严格把关，注意了新解放区的特点，从而使土改工作开展得既顺利又扎实。试点结束后，雨亭同志向地委和区党委进行了汇报，受到了好评。
平遥县的土改尚未结束，雨亭同志于1948年12月调任晋中区党委青委书记，筹备组建区团委工作，我调回晋中三地委接替他担任宣传部长。
我与雨亭同志在平遥搞土改工作，虽然不足一个月，但他那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调查研究深入细致，执行政策严格谨慎，处理问题毫不含糊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六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清晰如昨。
解放以后，雨亭同志先后在汾阳、榆次、运城、晋南地委工作，特别是在任晋南地委书记的十二年间，政绩卓著，工作有重大的突破，他的工作最让人称道。他和地委树立的“小麦十杆旗”、“棉花八仙”、夏县“四旁绿化”、“畜牧六大标兵”、浮山县圪塔供销社一面旗、稷山卫生模范县和太阳卫生模范村、万荣人人会说普通话等先进典型，不仅在山西，在全国也是闻名遐迩的，具有独创精神。雨亭同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总结经验，狠抓典型培养，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开展“一帮一”“一带二”活动，推进全地区各项经济、社会、文教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农业几乎连年大丰收，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由于雨亭同志带领地委一班人，坚持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吃透基层情况，了解社情民意，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以及劳逸结合的原则，抓生活，促生产，把主要劳动力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基本口粮和按人劳实物兑现到户，把安排好群众生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并较早地抵制和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稳定了群众情绪，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晋南也没有出现逃荒、饿死人的现象。这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从这里考验出雨亭同志和地委一班人在晋南扎实的工作基础以及深入细致的领导作风。记得那时我曾支持太原市的厂矿企业到晋南用工业产品换取白面、红薯、蔬菜等农副产品，以添补职工口粮和副食品的不足，渡过饥荒。后来谈及此事，我还感谢雨亭同志，称赞晋南支援城市工业立了功，帮助太原人民渡过难关。他笑着说：“你们太原的化肥、农药不是也支援了我们的农业生产？工业品也解决了我们的不少困难。这叫互相支持、克服困难、共渡难关。”
1965年8月，中共山西省委换届，赵雨亭同志当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回到省委分管农业和“四清”工作。正当雨亭同志开始全身心地发挥他长期在地委工作积累的经验，全力以赴投身到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雨亭同志和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遇到新的问题，陷入到苦难的深渊。
1967年1月10日，刘格平、袁振、刘贯一等五人贴出臭名昭著的大字报，恶毒诬蔑山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卫恒、王谦、王大任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山西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煽动造反派联合起来夺省委的权，并在他们的策划下于1月12日纠集杨承孝 (造反总指挥，“文革”中被判死刑，执行枪决)等坏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篡夺了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的党、政、才、文大权。雨亭同志和我们这些人一样对此很不理解，甚为反感，他与刘开基同志义愤填膺、临危不惧，一起去北京，向华北局、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汇报反映山西“1·12”篡党夺权问题，却被刘格平等人诬陷为搞“特务活动”，责令造反派将他们从北京押回山西管制起来。1月30日，卫恒同志被迫害致死后，造反派将王谦、王大任、赵雨亭和我等省和太原市的领导同志，以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名投入监狱长达三年之久。给雨亭同志还戴了一顶特定的帽子———“黑省委的特务头子”。
进了监狱，感慨万端。想不到革命三十年，竟然被“革”进人民的监狱，过上囚犯的生活。不用说吃饭、喝水受到严格的限制，就是上厕所大便也只允许两三分钟。雨亭同志有便秘的毛病，几乎每次上厕所都要遭受训斥，有几次因超时还被锁在厕所内。后来被逼无奈，他不敢再等到放茅时再大便，只能用一块纸铺在监房的地上大便，等到次日清晨倒马桶时一并带出。9月的一天，造反派们突然把王谦、王大任、赵雨亭、刘开基和晋中地委的王绣锦、卜虹云、谢子和、王荣等同志押走了。起初我以为是将他们转移了关押的地方。四五天后，他们又都被押了回来。我透过窗户纸孔往外偷看，只见个个满身泥垢、疲惫不堪、情绪低落，有的衣服都被撕破了。雨亭同志更是面色苍白、牙关紧咬，一副疼痛难忍的样子。有人隔着窗户问，你们怎么啦？刘开基同志高声喊：“在昔阳批斗被打了？”王荣同志义愤填膺地说：“即便我们有错也不能这样往死的整啊！”
这次批斗，雨亭同志的左胳膊被打断了，疼痛难忍，吃不下饭，睡不成觉，昼夜不停地呼喊，强烈要求治疗。在痛苦中煎熬了五天之后，方才看见有人把他押走了。以后听说经“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批准，被送进了劳改医院，并在介绍信上写到：“送去一个黑帮分子，希严加看管。”在劳改医院待了五个月，算是治愈出院。但受伤的胳膊终未接好，留下了后遗症，无力拿东西。有一天，给我们这帮所谓“囚犯”送来开水，大家都轮流打完了，桶里还留下点水，雨亭同志想用却无力提桶，让我帮助倒一下。看守人员过来一脚把水桶踢翻，还把我俩挖苦训斥了一顿。那一刻，雨亭和我尽管内心深处感到无比的愤懑和屈辱，却又不能发作，深刻体会到“不自由，毋宁死”的真切含义。三年时间，虽然遭到各种非人的摧残，但几十年的革命锻炼，始终坚定着我们活下去的勇气，坚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胜利永远属于真正的共产党人，属于人民大众。
身陷囹圄，失掉自由，但雨亭同志的理想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在三年监牢中，阅读了马列原著30本，反复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还看了《红岩》《欧阳海之歌》《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播火记》等多部小说。他坚持边看、边想、边写、边记，先后共写了读书笔记166篇，日记160多篇，摘抄名言名句644段，以苦为乐，既度过了煎熬的监狱生活，又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学艺术鉴赏能力。
1970年七八月间，我和雨亭同志“解放”出来以后，先后分配到大同、雁北工作。我是大同市革委会副主任，雨亭同志任雁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以后又都分别任命为副书记和革委会主任，都是分管生产。因为我俩过去都没有在雁北、大同工作过，比较超脱，对形势和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一致，断不了在一起商量一些问题，交换一些意见，人们称我俩为“二赵”。初来乍到，我们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好多干部未“解放”，工作、生产缺人抓。要把生产抓起来搞上去，就必须“解放”干部，但在如何“解放”、怎样安排工作的问题上，大家认识又不一致，困难不少。比如，原雁北地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赵子固，是位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的灵石县委书记，后调太岳区公安局工作，解放后任运城地区公安处长。雨亭同志和我都很熟悉，是个好同志。但别人抓住他“态度不好”，造反派批斗他时喊“打倒赵子固”，他喊“赵子固打不倒”，一直坚持不认“错”，不检查。老顶着不检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肯定“解放”不了。我们去了以后，他还在朔县马场劳改。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雨亭同志多次和我商量，商定以我俩名义托人捎话，说服他做了个“检查”。“检查”递上去以后，雨亭同志便在地区 “核心小组”会议上提出“解放”赵子固同志的意见。但又有人提出，他家是地主。雨亭同志说，去霍县(今临汾霍州市)他老家调查一下不就清楚了。经查证否定后，子固同志才被“解放”了。解放出来后如何安排比较妥当，雨亭同志又与我交换意见，觉得在雁北不好安排，最终把赵子固同志安排到中央驻大同市的大型企业———山西柴油机厂任革委会副主任。工作了一段，我觉得子固同志不适合搞企业，经市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便调任大同市革委会副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雨亭同志和我的关照下，赵子固担任了大同市政协主席，完全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类似落实赵子固同志这样的干部政策的事例，在雨亭同志关心爱护干部的工作中不胜枚举。
1977年3月，雨亭同志由临汾地委书记被中央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随即又兼任省委组织部长，回省工作；我由大同市委书记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仍在大同市工作。1978年3月，省委四届党代会上，雨亭同志恢复了省委书记职务，我当选省委常委。从此以后，我们又在一个班子里工作了五年。
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任务繁重。雨亭同志在省委分管党群口的工作，既管干部又管落实政策，还分管对“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清查工作。这些在当时都是政策性很强，群众极为关注的敏感问题，工作开展起来十分棘手。雨亭同志顾大局识大体，勇挑重担，百折不挠，坚定地抓下去，为全省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
1980年10月，中央决定霍士廉同志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同志主持省委工作以后，认为山西的“清查善终”工作还不少，调整充实了办事机构，仍由雨亭同志负责继续做好清查善终工作。但在工作中发生了分歧，以前定性落实清查扩大化比例是14％到18％，而霍士廉同志任上落实下扩大化比例为99．9％，这就等于基本上否定了山西的清查工作，当时的多数省委常委不能接受。社会上普遍的说法是“清查工作被一风吹了。”
雨亭同志根据中央精神，认为“清查是必要的”，“成绩是主要的”，而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则认为山西另当别论。从大局和团结愿望出发，雨亭同志做了不少让步，但在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上则态度坚决，不予妥协。在这些重大而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与雨亭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主政者认为“二赵”固执己见，我却对雨亭同志勇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可贵品质很是敬佩。
1983年3月，李立功同志任省委书记，全面主持工作以后，积极而慎重地抓紧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全省共核定“三种人”290余人。对于担任过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全部清除出了领导班子，清除了隐患，保证了组织的纯洁性，弥补了清查善终时基本否定(也可以说是几乎一风吹)揭批查“四人帮”所造成的恶果。
1983年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召开有山西省委十位书记和郭钦安、赵力之、张健民三位常委参加的会议。会议由万里同志主持，宋任穷同志宣布了调整后的山西省领导班子名单。万里、习仲勋、宋任穷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萍都讲了话。主持会议的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这是中央的决定，不提意见，也不要讨论。这个名单当中，雨亭同志和我不在其列。在以后安排省顾委、省人大、省政协班子时，我也不在其列，成为当年办离职休息最早的省级干部之一。雨亭同志安排为省政协最后一位副主席，有的同志提出不妥，在正式提交会议选举时排在了十三位副主席的第九。依据雨亭同志的资历、能力、水平，都是不公正的。在李立功同志当书记后又调任省顾委副主任。
六十年来，我与雨亭同志从相识、相交、相知，到一起蹲“文革”监狱，一起工作，直至离休以后又都住到汾东公寓，并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而今，雨亭同志走了，透过我们六十载风雨岁月的往事记忆，我深深感到：雨亭同志是经过七十多年革命生涯锤炼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群众的好公仆。不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在顺途抑或逆境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雨亭同志一生严谨，每逢大事不含糊，在原则问题上从不隐瞒观点，从不回避矛盾，只要是自己看清的事、认准的事、认准的理，敢于进谏、勇于坚持、反复陈述、不厌其烦、坚持到底。这种精神、这种韧劲、这种气质，是真正共产党员的本质体现，光明磊落，令人十分钦佩。
谨以此文，寄托我对老战友，我的诤友赵雨亭同志深切的思念。
赵力之
（作者系原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赵承亮执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