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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蔡颖 于音实习生 曾索狄 报道
4月影市无大片，但一部没有大腕明星、没有惊险奇情的影片却引得众多观众两眼涟涟，并当仁不让成为同档期票房最高、场均人次最多的作品——《高考1977》，一个发生在1977年秋冬季的“春天的故事”。
1977年的一个夜里，恢复高考的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电影中，一心想上大学的强子，向“老皮”和知青们提议，谁能肩扛300多斤重的大包走过一根根树杠，谁就有机会争得推荐上大学的选票；赶考途中，拖拉机意外熄火，最后一班火车即将进站。知青们穿越重重障碍，拼了命地狂奔着追赶火车……
电影外，一批批老知青看后热泪盈眶，久久不愿离开影院。影片中绝食抗议、偷取复习资料、追赶火车的一幕幕镜头是似曾相识的，那个年代的故事终于第一次被搬上大银幕，那段心中久违的激情也再度被点燃。
据悉，《高考1977》自4月3日在全国范围公映以来，广受各界好评，“感动”是看过《高考1977》的观众的第一反应，他们当中有那个年代的知青，也有当下大学校园里的学子，更有普通的年轻观众，大家在影片放映结束后都纷纷起立鼓掌。
“能够收获到久违的掌声，我很感动。有观众告诉我，这部电影是在重塑历史，我想他是看懂了影片。 ”导演江海洋在评价自己作品时说，“影片不是简单的重述，而是以一颗宽容的心去鼓舞人们发掘痛苦之中的人性。 ”
主创讲幕后故事
选择冰雪：大气与艰险并存
《高考1977》将镜头对准了黑龙江白雪皑皑的农场，但早在2008年3月，当江海洋第一次提交剧本大纲时，他瞄准的是广西，连剧本中小火车站和农场等场景都已经一一挑选到位。不过，原本有意加盟出演“陈甫德”一角的陈道明的一句话深深撼动了江海洋：“你们上海人拍片子，总是选山清水秀的景；想要片子大气，就非得去白山黑水的东北不可！ ”
就这样，为了找到一个足够“大气”的拍摄地，从2008年5月开始，剧组的美工从广西一路北上，沿着长白山脉，整整跋涉了两三个月，其间还一度前往室外零下四十几度的漠河取景。美工师坐着最慢的火车，沿着东北的铁路线一站一站地取景，每次他们下车后，面临的便是不知道火车何时复返的困境，只得风餐露宿，偶尔向老乡讨饭求住宿。
2008年9月，影片正式开拍，迎接剧组的是一次又一次难以想象的艰难，首当其冲的是伊春零下三十几度的低温。“我不是没想过冷，但没想过会那么冷。”回忆起这段经历，在片场曾经一连五天边打点滴边拍摄的江海洋依然十分感慨。摄影机冻住了，电池每隔五分钟就要充一次电，照明工爬上吊车还得裹一层被子，为了说话不吐“白气”，演员们还口中含冰说台词。有一次，为了运八十几名群众演员进山，剧组不得不在交警封路、大客车禁止通行的情况下，租用了几十辆当地的小型出租车，再轮番把演员送进了山。
事实上，拍摄困难还是其次，人员安危才让剧组上下时刻紧张不断：江海洋、王学兵，乃至前来探班的上影老总任仲伦和汪天云，都曾遭遇被困车中在冰上不停打转的危急场面，最惊险的一次，则是江海洋连人带车摔入冰沟。“那天伊春一共有八辆在冰面上行驶的汽车翻了，死了七个人——我们是唯一没有伤亡的一辆。 ”
正视影片：透过痛苦看人性顽强
为了能够尽可能全面、深入地反映知青生活，影片的剧本一改再改，历时一年多时间，从导演到编剧乃至投资方成员都一一参与。“我和任总、汪总在开拍后还不断地做修改，像‘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拼命，活着等于零！ ’一类的标语，就是任总自己插队下乡时的标语，连‘潘志友’身上都带有任总自己的影子。”
无论是投资方上影集团的老总们，还是亲自上阵执导的江海洋，作为参加77、78届的高考学生，在谈及筹拍《高考1977》的原因时，他们给出的答案都是惊人的一致：“我们这代人都不拍这种题材，谁来拍？再过十几年，可能就没有人记得住这件事了。我们要为历史负责，所以我们也写了各种知青不同的命运，毕竟最终考上大学的实际上只有六十万人——但就是这六十万人，打下了今后三十年发展的基础，也说明了我们重获公平、公正、公开的权利。正如影片中所说：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重要。 ”
同时，影片还寄托着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期待。“有一个高三的女生告诉我，她看完影片以后，特别感谢电影，更感谢带她来看电影的妈妈，让她有了走上考场的勇气。 ”江海洋认为，每个青春年代都有自己的特色，无论学业压力多么繁重，孩子在面对是否参加高考的抉择时，依然要谨慎考虑。
在《高考1977》获得成功后，观众对再拍续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江海洋表示，这类题材他还会再拍，一部暂名为《我们的1977》的电视剧也已经在筹备中。而针对一些诸如“深度不够”的负面评价，江海洋坦言，观众的不满足恰恰反映出此类题材的匮乏，希望有更多的影片从不同侧面记录下知青生活。更重要的是，“电影不是为了揭开历史的伤疤，引发大家的怨恨；而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痛苦之中的人性的顽强，用最大的宽容与善心去正视它。 ”
直面真情：爱情亲情一个不能少
《高考1977》虽然重在描写知青命运的改变，但其中不乏感情戏，其中甚至有一段女主角周显欣裸背的戏份，有部分观众对此并不解。但江海洋认为，“爱情生活，对于当年的知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需要从爱情中感受到心灵的依偎，才能在那种穷山恶水中坚持下去。而且‘陈琼’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子，她敢于为爱情献出自己，而当时的情感是很悲壮的。 ”
当然，爱情也并不是那个特殊的青春年代的全部，“小根宝”的死，“强子”的绝食，“阿三”在黑龙江的生根落户，都代表了知青不为人知的残酷青春。最让观众感动的，还有“陈琼”同父亲“陈甫德”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父女情。 “那是一个人性异化的年代，父母子女之间都可能反目成仇。陈琼一方面在理性上恨父亲是个‘反革命’，一方面还是深深爱着自己的父亲。”上影集团副总汪天云介绍说，像影片中“陈琼”那样因为一个“图章”而没能考大学的故事，在自己当时工作的工厂就有很多。
有趣的是，周显欣的个人经历，与“陈琼”这个角色其实十分贴近。早年丧母的周显欣是父亲一手拉扯长大的。为了让女儿受更好的教育，父亲甚至连洗洁精都要 “一滴一滴省着用”；周显欣从医学院毕业后投考表演类硕士生的决定也让她一度和父亲产生隔阂。不过，《高考1977》上映后，一向不善言辞的周父给女儿发了条只有四个字的短信：“我很高兴。”这一次，周显欣像“陈琼”一样哭了出来。
知青讲高考故事
歪打正着英语口试考了个优
刘琪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网络中心副主任
农场里，知青们正在抛扔火把烧荒。这时，阿三高举砖头大小的收音机飞奔过来，收音机里传出播音员清晰浑厚的声音：“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高考……”这是《高考1977》中的一个片段，最让刘琪老师感慨的便是片中那台收音机：“片中那台收音机和我的几乎一模一样，我当年就是挎着这台收音机听美国之音学英语的。 ”在刘琪的办公室，记者在他的电脑上看到了“砖头收音机”的照片，看到了他至今珍藏着的高考准考证，也听他讲述了一段一般知青都没有经历过的“英语口试”趣事。
放猪时听美国之音
1970年4月，16岁的刘琪来到黑龙江呼玛插队，当起了“猪倌”。同来的知青们大都是好书之人，带来了各式文学名著、政治纪实书、历史哲学书籍等等。但刘琪却对英语情有独钟，“我那时候每天4、5点就起来放猪，还背把枪，里面装好子弹，带本英语900句，还把大块头的收音机挎在胸前。 ”到了河边，刘琪在地上铺块狍子皮，先小睡一会，猪则在一旁吃草，醒来后，刘琪就开始看书，听美国之音。
1977高考恢复，怕来不及准备的刘琪最终选择了1978年6月参加高考，填报的专业则是自己喜欢的教育系，“因为正式考试时可以加试外语作为录取参考分，我自认为语文和数学是强项，于是开始突击复习英语。 ”借着放猪学英语的底子，刘琪在整整两个星期里，每天16个小时，把一本7角钱的上海英语高考复习参考书和一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中级英语教材中的句型和单词背了两遍后，才重新开始复习其它科目。
“土洋结合”拿了50分
对于大部分知青来说，英语都是弱项，面对选择、阅读理解、翻译等题型，很多人都应付不来。刘琪回忆说，那时候如果不报考英语系，英语就只做参考分，“当天卷子发下来后，考场上走掉了一大半，半个小时后，就剩我一个考生和两名监考。 ”但刘琪还是决定坚持考到最后，“我当时还对监考老师说 ‘我嘴巴干了’，结果老师还给我倒了杯水。 ”不一会后，刘琪又问老师：“我抽支烟行吗？”监考老师破例同意他抽烟，刘琪则“瞎猫逮耗子”般做着选择题，“ABCD随机勾一个算一个，造句时知道句型但单词记不起来，干脆土洋结合。”如中译英“公社里建造了一个水库和一所发电站”，刘琪不知水库和发电站怎么拼，干脆写成 “set up a SHUIKU and aFADIAN station ”。最后，歪打正着的刘琪考了50分，英语成绩名列大兴安岭地区第二名。
加试口试拿到优
因为英语笔试成绩好，刘琪意外得到了口试的机会。得到通知要到县里口试的当天，不放猪改烧砖的刘琪还在窑洞里烧砖，满脸都是红砖灰，“我当时狂奔回宿舍，衣服一换，穿上凉鞋，还拿了人家晾在外面的干净袜子，匆忙赶上船，在船后舷厕所浇了七八桶水，才把自己洗干净。 ”
最后走进考场时，机灵的刘琪先对考官们大声地说：“Good morn－ing teachers”（老师早上好），而后才看清大桌子靠窗那一边坐着主考顾老师和两个副主考，两头各坐了一个女记录员，非常正式。当年的口试题目不少，分口语问答、发音、阅读理解、翻译四部分。对于口语部分，刘琪自嘲发音 “very very poor”（非常糟糕），“考官可能没有全听懂我在讲什么，不过主考老师最后还夸我英语‘挺不错’。 ”考发音时，刘琪自我评估没问题，阅读的文章正好接近他看过的课文，翻译时更是超常发挥。 “主考老师最后对我说‘You are excellent’（你很出色），副主考也用中文告诉我 ‘考得不错’，肯定能上大学读书了。 ”最后，英语考试拿到“优”，笔试参考分50分也得以加进总成绩，刘琪侥幸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无数考生押对高考作文题
陆幸生 新民周刊高级记者
“1977年10月21日，在东北农场里，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前两天录节目时主持人还问我是不是‘百感交集’，我当时是‘万感交集’啊！ ”陆幸生向回忆说，他们是奇特的一代，初中毕业后，没经历高中，此后又读了大学。前几天，陆幸生和《高考1977》导演江海洋做客某电视节目，陆幸生和导演分享、交流心得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1977年恢复高考后有很多故事可以大书特书，以前没人拍过此类故事，但现在是个标志，终于有人对高考开始反思了。电影开了个好头，希望以后可以挖掘出更多、更深的东西。 ”
从10月份宣布恢复高考到12月考试，时间短，任务紧，数学成了陆幸生最头疼的问题。 “我这个初中生没学过立体几何，后来找到团部服务连的指导员给我补习，他是上海松江的市重点中学高中生。 ”晚上，陆幸生就练习做题目，并对自己说，“为了永远不再做数学，今天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
黑龙江当年高考分预考和正式考，预考那天，监考的都是没参加考试的“知青兄弟姐妹”，“一个平时总以农场首席篮球裁判自居的哥们，在教室里兜了一圈，随后走到我身边，用手指敲敲我错了的那道题，我立即改正。 ”但正式考试那天，陆幸生把高中几何题做出来了，初中的平面几何题反而做错了。
陆幸生最终被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录取，但实际上，毕业于上海育才中学的他从未想到自己会读文科。 “我们学校素有‘小清华’之称，出来很多工程技术人才，我以前都没想过会学文科。 ”但当时25岁以下的考生可以报理科，25岁到28岁的考生只能报文科，陆幸生虽然视数学为“老大难”，但一点不担心语文，“作文占分数大头，编点话写上够数就行。”不过，陆幸生平时从不“练笔”，但偏偏当天的作文无数人都押准了，“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因为考试这一天是12月26日，很多人都想到要悼念毛泽东。 ”
一道数学题用五种做法解答
於崇华 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已故）
对所有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1977年恢复高考让大家的生活经历从此改变，人生命运也彻底改写。电影《高考1977》令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知青们产生强烈的共鸣。但在大家为那个奋斗的岁月感慨的同时，却有一个人永远都无法在电影中重温那段感动的日子，他就是曾在黑龙江瑷珲县插队的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於崇华，因为一场意外车祸，他永远离开了大家。
从当年和他并肩战斗的队友口中，记者了解到於崇华参加1977高考的点点滴滴。据悉，於崇华1970年到瑷珲县插队，他白净、瘦弱，还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下乡两年后，於崇华被选派到大队卫生所去学做 “赤脚医生”，没多少日子，他就把基本的中药名和人体上的穴位名背得滚瓜烂熟，为病人抓药，丝毫看不出新手的样子。不过，於崇华最喜欢的是数学，他只要没事儿就看家人从上海寄来的自学丛书，虽然只学到小学六年级就下乡了，但他的自学能力特别强，大学微积分也早早自学完了。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后，於崇华发了疯似地复习，准备迎接12月末的考试。与此同时，他还帮助知青复习功课，公社里很远的知青都慕名跑来让他帮忙复习功课。考数学时，於崇华将其中一道题的五种做法都写了出来，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数学会考高分。最终，於崇华顺利被第一志愿复旦大学数学系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於崇华的第一句话就是：“邓小平万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