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开栏话
从今天起，“我与山西日报”征文专栏与读者见面了。
今年4月26日，是山西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日。
纪念是为了开创，是为了继续前进。我们期待通过纪念活动，扩大党报的影响力，把党报办得更好。我们相信，有省委的坚强领导，有广大读者的热心支持，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山西日报一定会更上一层楼，承担起新的伟大历史重任。
“我与山西日报”征文启事刊出后，得到各方人士的热烈响应，几天之内就收到大量情真意切的稿件，让我们十分感动和感慨。对此深表谢意，同时希望继续赐稿。
本栏所刊稿件因皆是作者珍藏在心中的温馨记忆，饱含着他们的真情实感，相信能够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敬请广大读者予以关注。
从1956年上初中时起，我就阅读山西日报，当时无钱订报，就在学校的阅报栏阅读，至今已52年。52年来，我与山西日报结了不解的情缘。上高中时我就给山西日报投稿，记得我写的一篇《脸皮热辣辣》短文被山西日报农村版刊载后，年终还被报社评为“红旗”文章。1963年参加工作后，我就订阅山西日报，一直至今，从未间断过。每天，报纸一到手，除了开会或下乡调研，我都拜读，并摘录文章中的警句。
1978年，我任闻喜县委书记时，率先在全县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山西日报可帮了我的大忙。因为当时山西还坚持 “左”的一套办法，“一批二干三带头”，收社员的自留地，不开放集市贸易，割资本主义尾巴，连社员养鸡都有限制。一开始，闻喜搞包产到户，就受到当时省里一位主要领导的点名批评，说我在闻喜搞单干。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真是阻力重重。而山西日报却在舆论上支持我们县委大搞包产到户。从1981年起到1983年我离开闻喜，山西日报和《内部情况》就先后刊载了我写的10多篇文章。第一篇是刊载在山西日报1981年7月12日二版头条的《联产计酬应成为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基本形式》，冲破了禁区，促使一些县也搞起包产到户来。第二篇是刊载在山西日报1981年10月23日二版上《忧虑解除了》的文章，回答了搞了包产到户后在农村出现的几个问题。如：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当时，不少人认为，搞了包产到户，农业机械化绝无法搞了，而事实恰恰相反。我在农村调研中发现，实行包产到户后，农业机械化不是不能搞了，而是搞得好了。如裴社公社小寺头生产大队，只有91户人家。1979年，实行包产到户后一年多，社员们就集资3.5万元，购置了30台农机具。原有的农机具也实行了大包干，有效地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端，发挥了农机具的威力。
包产到户后，水利工程能不能搞，地能不能浇，这也是社员们普遍担心的事。随着实践的发展，这种顾虑也逐渐打消了。包产到户后，社员们搞水利建设的劲头不是小了，而是大了。他们反对过去那种只图形式，摆花架子工程，而对花钱少、效果好的工程还是欢迎的。1980年，国家拨给闻喜县的水利补助款是176万元，比上年减少了一半，而全年完成水利工程量却比上年增加了41.6万元。打深井原计划100眼，结果打了160眼。水浇地原计划5500亩，实际完成了7144亩。在水管上，包产到户后社员们也提出了很好的办法。有的是专人管理，实行定任务、定费用、定报酬的“三定”责任制；有的是包种“养井田”，实行“大包干”。礼元公社行村大队过去浇地有“四熬煎”，即收电费、晚上浇地派工、队与队的花插地、维修费用钱熬煎。1980年采取了“专人看泵，费用包干，按户编号，轮流浇地，以时计费，先买水票”的办法，原来的“四熬煎”变成了“四喜欢”，即社员、干部、看泵员、电工都喜欢。还有，我写的《县委要当好“两户”的啦啦队》（山西日报1983年3月17日）、《从一个卖米花糖的想到的》（1983年4月10日二版）、《扶助困难户、同奔富裕路》（1983年3月7日二版）、《要正确对待报刊上的批评》（1981年2月21日头版）等4篇文章和《正确对待包产到户的几个问题》（1981年），《从轻率变动棉奖粮引起的风波看稳定政策的重要性》（山西日报内部情况1983年第6期），《就如何解决卖棉难的问题谈几点意见》（内部情况1983年第5期）等三篇文章，在日报和《内部情况》刊载后，都引起强烈反响，对全省搞包产到户起到了推动作用。每每回忆起来，我都由衷地感谢山西日报的记者和编辑，要不是山西日报的支撑，我在闻喜搞包产到户不会那么顺畅，这里我再次道一声：谢谢！
现在我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8年，退下来后，我退而不休，先后出版了七本书，我在得来的稿酬中拿出100多万元资助了64个贫困生。我要在晚年发挥余热，继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增砖添瓦！张世贤 （原运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