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贵族们渐渐远去，他们的子孙在巨变中开始了凡俗人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拉萨报道
在霍康·强巴旦达的几个孙子中，有一个的名字中嵌入了“霍康”二字。这个延续了六七百年的古老家族，再次起用了他们尘封已久的特殊称号。
霍康，是这个家族的“房名”。而所谓房名，一般得自住所或封地，是西藏旧贵族特有的家族称号。
在拉萨色拉路西藏牛奶公司旁的住宅里，这位64岁的自治区妇联退休干部，并不认为重新用房名为孙子命名，带有某种特殊的意味。“恰恰是因为贵族阶层已经彻底消失了。”他还说，现在已经几乎没人会因“霍康”想起那个曾经显赫的家族。
一直研究西藏文化和拉萨风俗的强巴旦达觉得，记住“霍康”这个房名，“算是一种特有文化的继承吧”。
对于拉萨附近甲玛地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者而言，“霍康”是绕不开的话题。2008年，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还就甲玛与霍康家族的关系发表过论文。这个家族的血脉可以上溯到14世纪前叶进入西藏的蒙古贵族，他们一直因拥有权力而影响着这个地区。“霍康”是“霍尔康萨”的简称，藏语意为“蒙古人的新房”。
霍康家与甲玛历史的关系，不过是兴盛一时的西藏旧贵族世家的代表。在西藏漫长的历史中，贵族们的生活和争斗，在高原上不断敷衍纠结。据统计，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的旧贵族世家有大约197个。
半个世纪前，西藏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到来。曾与地方政府、寺庙并称三大领主的贵族阶层，在农奴制社会的民主改革中，渐渐变化。旨在废除封建特权和剥削、实现人人平等的民主改革，让贵族制度无所依附。
旧贵族们渐渐远去，他们的子孙在巨变中开始了凡俗人生。
模糊的贵族源流
霍康家不仅有着特殊的蒙古祖先，它还是西藏少数拥有详细谱系的大家族。
西藏的贵族制度发端于五世达赖，他在蒙古人的帮助下取得了西藏宗教领袖的地位。达赖喇嘛任用他信任的僧人担任政府职位，发展为僧官系统，对西藏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特殊的影响力；然后按照世俗行政系统的架构，建立了俗官系统。
僧俗官员系统彼此独立。在1793年确立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噶厦中，有4名三品官员：噶伦。他们地位平等，重大事项投票决定。噶厦在大多数时候由3名俗官和1名僧官组成，有一段时间曾全部是俗官，也一度扩充到4俗1僧5人。
一个贵族世家，首先是一个俗官家庭，因为他们必须贡献一名男性成员到政府任职。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并不算庞大的贵族系统中，由6个“亚”家族、5个“第本”家族和若干“米扎”家族以及小贵族组成。
“亚”是从七世达赖开始的历代达赖喇嘛家族。他们因诞生了达赖喇嘛而享有尊荣。而之所以只有6个“亚”，是因为九世达赖年幼病亡没有形成，而八世达赖和十二世达赖的“亚”最终合并，这就是前文中提到的拉鲁家族的故事。
一个家族有人担任过噶伦后，又不是“亚”，就被称做“米扎”。到最后噶厦覆灭时，一共有37个家族获得过这个职位。霍康。强巴旦达告诉我们，他的祖先在1765年和1790年成为噶伦。像这样获得过2次及以上噶伦职位的家族一共有14个，他们是那个时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第本”即“第本米扎”，从名称上看属于特殊的米扎家族，但是定义常常比较模糊。他们中拉嘉日家族，从来没有担任过噶伦，而是在山南拉嘉日地区享有高度自治。除了后文中特别讲到的“帕拉”，其他4个第本家族，都宣称与古藏王存在某种关系。
这些吐蕃时代的故事充满神话色彩。比如第本贵族“吞巴”—— 自称是松赞干布的首席大臣、藏文字的创始人吞米·桑布扎的后裔。但从来没人能说清楚他们的历史传承。
在霍康。强巴旦达看来，西藏的旧贵族世家，渊源并不清晰。经过政治斗争的起伏和朝代的更迭，人们只是大概认定，某些家族始自最早的吐蕃时代，某些始自稍后的萨珈时代，另外一些因黄教确立统治而显贵。
1793年，来自清廷中央政府的封赏，改变了西藏贵族阶层的状况，也确立了一直延续到1959年的西藏贵族权力版图。
药王山上的关帝庙
绝大多数旅行者都会忽略拉萨药王山上那座小小的关帝庙。与周围宏伟的喇嘛寺院相比，它显然过于小巧。院落里立有一块石碑，上刻“万世不朽”。这便是近代西藏贵族权力的根基。
1793年，大将军福康安在第二次对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乾隆帝随后颁布了新的西藏管理办法，是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在这些条文中，不仅就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转世制度和驻藏大臣地位作了规定，还对西藏贵族的身份和地方政府的官制加以确认，并按照内地九品制进行了封授。此前几十年，达赖喇嘛家族的家长已受封二等公爵辅国公，而从此之后，其他西藏贵族也可以得到三品到七品的品级。
这次封授对于西藏贵族影响深远：在模糊的祖先传承之外，他们的身份终于得到了制度化的肯定。
即使在20世纪后期，绝大多数贵族后裔在写作自述时，都以自己家族的品级为开端。后来，以四品为界，划分了高级贵族和一般贵族：获得四品代表着成为上层贵族。
这种区别体现在贵族生活的种种细节上，比如服饰。霍康。强巴旦达告诉本刊记者，四品及以上贵族开始在发髻上佩带“嘎乌”—— 一种装有佛像等圣物的小盒子，它后来简化成一个珠宝饰物。
在两次对廓尔喀的战争中，西藏损失不小，扎什伦布寺遭到洗劫，甚至被掠走了上代班禅的金册。但战争也给了一些家族机会。
霍康家的一位祖先，索诺木拉喜，因战功被授予相当于三品的扎萨克称号，并最终成为噶伦。
西藏稳定后，福康安在药王山关帝庙立碑为记，期待清帝国在西藏建立的种种制度以及他战胜廓尔喀人的功绩能够“万世不朽”。今天，由福康安撰写的碑文大部分仍清晰可辨。
事实上，曾经有记刻《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石碑立在大昭寺和扎什伦布寺。而1950年，一些贵族却摧毁了拉萨几乎所有与汉藏关系相关的文物。
显然，当1959年临近，一些西藏贵族对于1793年的封授充满矛盾心情：他们引以为豪的家族之所以显赫，都源自当年中央政府的封授，源自他们的祖先与中央政府的军队并肩击退外来入侵者，而这，代表着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渊源。
入赘延续家族传承
时间走入20世纪，古老的传统仍对贵族世界产生着重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玛巴制度—— 入赘。
藏人没有姓。对于贵族来讲，他们被封赐的土地或者拉萨住宅的名称，就是整个家族的象征，并被放在名字的前面，就是房名。
封赐的土地被称为“帕”或者“卡”。只有获得土地，才能成为贵族，这是西藏贵族制度的基础之一。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那些没有男性继承者的贵族家族，往往以招赘的方式来继承土地以及房名；而入赘，也是贵族势力重整的一种方式。
在玛巴制度下，贵族的渊源关系发生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变。霍康。强巴旦达向我们讲述了霍康家和阿沛家的故事。
霍康家最早的父系，到18世纪已经没有男性继承者，于是当时最有权势的摄政王颇罗鼐让他的一个弟弟入赘，继承了“霍康”名号。
而霍康家一个叫阿旺晋美的成员，于1931年进入阿沛家族，娶了该家族已故噶伦的妻子。这就是后来的阿沛。阿旺晋美。他在霍康家时的一个兄弟是霍康。索朗边巴，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强巴旦达的父亲。
在20世纪因玛巴制度而产生的故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达桑占堆的传奇经历。
辛亥革命后，坍塌的清帝国对西藏的稳固统治瓦解，连西藏贵族最惧怕的清军首领赵尔丰也被杀死。自称医圣宇妥。云丹汞布后人的擦绒家受到沉重打击：担任了10年噶伦的家长旺秋结波被认为亲近汉人，在1912年的噶厦会议上被一些僧人拖到布达拉宫下枪杀。
后来，擦绒家只剩下已被认定为活佛转世灵童的小儿子以及他的5个姐姐和一个嫂子。
达桑占堆在达赖喇嘛的安排下，娶了擦绒的大女儿，成为擦绒。达桑占堆。达桑占堆的女儿顿珠卓玛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她的父亲本是拉萨附近彭波一个箭匠的儿子，因为贫穷，5岁到色拉寺出家，后来到罗布林卡服务。
1904年英军入侵，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蒙古避难，年轻聪明的达桑占堆因为学会了蒙语成为他的贴身侍从。此后他因为保护了达赖喇嘛的安全而深得信任。
擦绒家一个叫次丹卓嘎的女儿后来嫁去了霍康家，她就是霍康。索朗边巴的母亲，强巴旦达的祖母。次丹卓嘎的丈夫婚后不久去世，她回到擦绒家，并与达桑占堆生了6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顿珠卓玛。
显然，由达桑占堆成为擦绒。达桑占堆是一个奇迹。外部世界的变化和冲击，搅动了贵族的天地—— 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花草匠，一转身成了“擦绒”这个古老家族的新家长。
贵族集团的改革派
前花草匠达桑占堆并不简单，他甚至有很多外国朋友。十四世达赖剃度时，因为大昭寺所有的佛像要贴金，尼泊尔商人就把原来75两藏银一瓶的金粉提价到150两。达桑占堆于是找了相熟的德国人，利用从印度购买的书籍作参考，用纯金制成了金粉。
因为达赖喇嘛的信任，达桑占堆不久成为噶伦、藏军总司令，并且开设了造币厂、纺织厂和其他现代化工厂，掌握了行政权力、军队和经济命脉。
随后，出身寺庙、却身为俗官的达桑占堆，开始挑战僧官集团的权势。
他的身边聚集了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和训练的年轻军官。他们见面时互相握手，用咖啡代替茶叶，甚至打网球。顿珠卓玛认为，贫寒的出身也影响了达桑占堆，他不止一次流露出对西方制度和内地制度的欣赏，抱怨农奴制度。
最后，达桑占堆和军官们决定上书噶厦进行改革：允许军队代表参加西藏的重大政教会议，军事审判无需经过噶厦等等。在他们的秘密会议后，一名参会团长向达赖喇嘛告了密。
不久，达桑占堆被解除了所有军政职务，只能以一个贵族家长的身份寄情于修桥建路、栽花种草。但后来当权的噶伦借口藏人从来都是走小路、划牛皮船，禁止了这些“标新立异”的行为。
对改革兴趣盎然的达桑占堆，却有着另一面：1959年的叛乱中，他是叛军副司令，被解放军俘虏。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上世纪30年代，俗官集团又向僧官集团发起了一次温和的挑战。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龙厦事件”。
虽然保守势力一直激烈反对，甚至使拉萨的英语学校夭折，但是许多当权者和大贵族不再居住在八廓街的藏式房屋里，而是在拉萨河边像外国人那样修建起宽敞的别墅。擦绒家会做西餐的厨师，也经常被其他贵族家庭借用。
今天从八廓街向南，步行就可以走到这片别墅区。阿沛。阿旺晋美的房子在拉萨实验小学旁边，淡黄色的西式风格，体量并不庞大，但颇有舒适写意的韵味。旁边是显赫一时的贵族雪康家，再往北是摄政王颇罗鼐直系后裔的别墅。
只要家庭情况许可，贵族们都会把孩子送到印度接受欧式教育。8岁的顿珠卓玛被送去大吉岭，同行者有4个女孩、3个男孩。大吉岭有很多英国学校，他们在一所叫做梦达霍芒的学校就读。顿珠卓玛不仅学会了英语，还成了篮球队员。
同样在印度，一些出身贵族的流放者和逃亡者却开始筹划一场真正的革命。首脑是邦达。饶嘎，他来自邦达昌家族的一个旁系，因康区的反噶厦暴动于1936年逃往印度；另一位则是哲蚌寺僧人更敦群培，一位著名的藏学家。
1946年初，印度警方发现饶嘎订购了4000份“西藏西部改革党”的党员表格副本和2000张党员登记卡。后来在饶嘎那里查抄的文件显示，他们试图在西藏建立一个隶属于中华民国的共和政府。
事情暴露后，饶嘎等人出逃内地，更敦群培被监禁3年。大概是为了防止人们了解有关“西藏西部改革党”的情况，更敦群培被关押时的罪名是“伪造钱币”。
就这样，在1959年之前的50年间，无论出于何种倾向，所有来自贵族集团的改革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1951年，解放军来到了拉萨。他们被叫做“金珠玛米”，藏语的意思是，打开锁链的军队。
贵族出现了分化
顿珠卓玛于1953年回到拉萨，擦绒家长为此专门举行了宴会。前来庆祝者除了其他显贵，还有解放军的高级干部。
共产党人也是霍康家的常客。1950年，索朗边巴作为四品军需官在昌都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成为最早接触共产党的西藏贵族。他随后担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委员以及西藏军区地方干校教导处处长。
擦绒家的别墅租给了西藏军区联络部，顿珠卓玛成为这个单位的英语教师。她和联络部的汉族女兵以及出身卑微的藏族女兵成了好友。顿珠卓玛仍记得，她们朴素的美丽让贵族家的女儿们羡慕不已。
和许多贵族子弟一样，顿珠卓玛参加了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当时在拉萨河边专门建了一个小院开展文体活动。据当时分管青年工作的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魏克回忆，这个成立于1953年的青年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上层青年的工作影响全藏的青年。
在1953年底的联谊会常委会上，保守集团突然发难：贵族出身的副主任以及几名委员提出，应修改联谊会章程并按他们的要求增加常委人数。魏克说，他们受到了上层贵族的指使。
1957年，雪康家的一个儿子向擦绒家提亲。雪康。土登尼玛是活跃分子：青年爱国文化联谊会副会长、青联主席、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而他本是一个僧人，于1956年抛弃了贵族身份入党。
当时土登尼玛已经年过30，达桑占堆却并不反对，不过他要找个保人。阿沛·阿旺晋美担当了这个角色。1958年春天，土登尼玛和顿珠卓玛举行了两次婚礼：第一次是在雪康宅第的藏式婚礼，第二次是在共青团自治区工委小礼堂的新式婚礼。
顿珠卓玛的婚礼，像是那个充满温和变革的时代的缩影。但是1959年，叛乱发生了。在随后到来的民主改革中，贵族们变化各异。
雪康·顿珠卓玛后来成为“西藏藏族导游第一人”；霍康。索朗边巴在担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以著名藏学家的身份于1955年去世；霍康。强巴旦达从自治区妇联退休后，也成为藏文化的研究者；龙厦的儿子、拉鲁。次旺多杰现在是西藏近代史的权威讲述者；第本贵族帕拉家的后人、农民罗布次仁，从帕拉庄园搬出后，自己盖了二层新楼；江孜贵族扎东斋喜林家的斋林。旺多，用藏文翻译了《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原来住在布达拉宫外的顶云家的十多个孙子们，则散布于各个行业 ……
贵族的时代，就这样终结了。■
从自治区政协委员到一般农民都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江孜报道
从江孜县城出来，上了通往日喀则的公路，不一会儿就可以看到路边有块一人多高的大石头，上面写着“帕拉庄园”。
如果从这里向班觉伦布村眺望，是看不到庄园的。确切地说，这个西藏保存最完整的贵族庄园，已经被淹没在一片“新农村”的安居房中。包括罗布次仁—— 帕拉。扎西旺久之子，曾经出现5个噶伦的贵族世家后人，也生活在其中某一栋二层楼中。
贵族的荣耀和风险
在仅次于达赖喇嘛家族的贵族第本中，帕拉家无疑是一个特例。即使在20世纪初接受外国旅行者的访问时，他们也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祖先是来自不丹的僧人，与古吐蕃并无任何联系。
上世纪20年代，查尔斯。贝尔在《西藏志》中讲述了帕拉家的起源：17世纪，来自不丹西部的一个僧人流亡西藏，他在拉萨还俗参与政治，进入“最高参事会”，这个机构由一名僧人和三四名俗人组成，是最高行政机关。这样看来，这名不丹僧人事实上获得了噶伦的身份。
没有详细的历史文字能够证实第一个帕拉家长的故事。否则，这个家族拥有的噶伦数量，可能增至6个，而不是后来被记载的5个。
帕拉家的土地原来在江孜的重孜。这个新兴的权贵死后只有一个女儿，通过入赘，从其他小贵族家获得男性继承人。
第一个被正式记载的帕拉家的人，是帕拉。丹增朗杰。清乾隆年间，他因为军功而成为噶伦，随后开始像许多成熟贵族家族那样扩展自己的土地和庄园。大概在18世纪80年代，丹增朗杰将主要的封地迁到江孜城东的江嘎，并修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庄园“岗居苏康”。
在第二次对廓尔喀人的战争中，“岗居苏康”被征用为清军首领福康安的行辕。噶厦于是用江嘎的另外两个庄园来交换“岗居苏康”。但是所有这些建筑，都在1904年毁于江孜那场著名的抗英战斗。
经过不懈努力，17世纪中期还默默无闻的帕拉家，终于成为重要的“噶伦家族”。当然，对于贵族来讲，荣耀和风险并存。
帕拉家最后一位担任噶伦的扎西达吉，他的父亲白玛杰布因参与平叛获得了同治皇帝的二品顶戴赏赐，这是对于西藏贵族相当罕见的封授。但很快，扎西达吉就不那么走运了。
据《西藏志》记载，年轻得势的噶伦夫人，曾让印度探险家萨拉特。钱德拉。达斯搭车到拉萨，而后者进入西藏与即将到来的英军入侵存在某些联系。结果，帕拉家差点被没收全部土地，最主要的封地被充公，再由他们支付租金。同时嫁给扎西达吉两兄弟(为避免分家使土地削减，从而削弱贵族地位)的噶伦夫人，与她的另一位丈夫、扎西达吉的兄弟一起被流放。
被战争摧毁的庄园、政治上的失意，帕拉家就这样传承到了20世纪出生的一代人手中。这些野心勃勃、各具性格的年轻人没有想到，整个西藏会在这个时代发生巨变，而他们自己也将成为帕拉这个充满传奇的房名的最后拥有者。
一个家族的姻亲网络
村里的老年人都说罗布次仁长得像他的父亲，帕拉。扎西旺久。
1936年，帕拉家的二少爷扎西旺久从拉萨回到江孜。此时正是帕拉家谋求复兴的节点，而扎西旺久却在给他的家族制造麻烦。
扎西旺久和他的哥哥土登维登、弟弟多吉旺久同属于白玛杰布的第四代后人。三兄弟的父亲早逝，生于1911年的土登维登成为了家长。在人们看来，土登维登身上聚集了帕拉家几乎所有的优点。而过去300年里，正是这些优点，使帕拉家日渐显赫。
土登维登从小就被送到僧官学校，23岁时成为五品僧官。1947年，他成为“卓尼钦莫”，即达赖喇嘛的侍从和副官。此后，他几乎一直陪伴着十四世达赖喇嘛，直到80年代去世。
作为僧官集团的代表，土登维登保守而固执。1951年，他与索康、夏格巴等成为最激烈反对《十七条协议》的人，最终与达赖喇嘛一起流亡。
土登维登使用了古老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家族：联姻。
他为自己的3个姊妹选定了结亲的对象：贵族“仁岗”、“顿康”和“吉普”。
仁岗家本是一个四品中等贵族，但是仁岗家的一个儿子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被派往英国。他返回拉萨后，受到达赖喇嘛的礼遇，甚至建立了西藏第一个发电站。仁岗家立刻成为整个拉萨上层社会的宠儿。
顿康家属于后藏的贵族系统，一般被认为是后藏四大贵族之一。虽然他们与拉萨的贵族并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考虑到帕拉家在江孜的庄园，这桩婚姻更具有现实色彩。
吉普家与帕拉家的祖先在不丹就有密切往来，一同来到西藏。在1904年抵抗英国入侵中，吉普家的男人表现勇猛并因此获得封地，正式成为贵族。随后这家的一个男孩也被送往英国，回来后平步青云，一度担任拉萨市长。
土登维登又让两个弟弟一起娶了“贡桑孜”的女儿。后者虽然不是“亚”家族，但源于五世达赖家族，它的家长则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噶伦索康的叔父。
离经叛道的爱情
在贵族圈子里，扎西旺久也许是个特殊的人。罗布次仁回忆说，父亲虽然生来就是四品官，但他好像不感兴趣，很多年都没有像他的兄弟一样从政。
对于别有所图的联姻，扎西旺久非常反感。土登维登担心弟弟的情绪会影响与贡桑孜家的关系，就把他送到了江孜。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这个看起来与旧制格格不入的人，同样是一个勤奋而精明的贵族。他把主封地从江嘎迁到当时只有几间屋子的班觉伦布。然后用了大约10年时间，将庄园由西向东扩展，直到今天的规模。
爱情也许是激发扎西旺久智慧和动力的主要原因。他在江孜遇到了一个叫拉珍的女人，即罗布次仁的母亲。
拉珍家一直是帕拉家的下人，她的母亲会酿酒并把技艺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女农奴先与庄园的管家生了一个孩子。扎西旺久到来后，管家就被派往山南的另一个庄园。
地位的巨大落差，使拉珍根本无法成为扎西旺久正式或非正式的妻子。但是罗布次仁说，她掌管着庄园所有的钥匙。后来，在扎西旺久的安排下，拉珍与庄园的管家结婚。
扎西旺久在庄园外专门为拉珍和他们的3个孩子盖了房子。虽然这些孩子不可能享有贵族的待遇，但还是可以和亲生父亲一起生活。
罗布次仁回忆说，上学时带的零食有印度饼干、拉萨薄饼、米花糖以及本地产的甜奶渣。他们可以和父亲一起吃午餐和晚餐，年节时，饭桌上甚至有印度运来的海鲜和洋酒。
土登维登破天荒地默许了弟弟在乡下的幸福生活。也许在他看来，这避免了整个家族的尴尬，特别是不至于使这个庞大家族在复兴中分裂。后来罗布次仁的哥哥作为帕拉家的血脉，甚至被送到拉萨与土登维登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开始准备进入官场。
当然，也许土登维登以其过人的老练和沉稳，一开始就已料定结果。经过时间的打磨，扎西旺久最终理智地处理了他的婚姻和感情。后来在土登维登的安排下，扎西旺久于1951年晋见达赖喇嘛，并受封官职。1959年，他们与主要在军队任职的三弟一同离开了西藏。
扎西旺久的终老之地是欧洲。他曾经很想回西藏看看，但未能成行。
成为教育基地
帕拉庄园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教育基地，以展示农奴制的苦难与残暴而著名。每个院落都用汉字标注着让现代人一目了然的名称，比如朗生院写着“奴隶院”。
并不高大的围墙内首先是外院，包括牲畜棚圈和单身朗生的住所。从正北穿过门楼可以进入内院，普通朗生不经主人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这个区域的。这个相对宽敞的院落主要用来晾晒各种皮毛。院子北面是三层高的主楼建筑，这是贵族生活的地方。不过单从建筑的高度讲，三层楼与第本家族的身份并不匹配—— 按照惯例，这样的家族应该拥有至少四层楼房。而这是扎西旺久10年经营的成果，可见旧时财富积累的不易。
根据1959年的《西藏日报》记载，帕拉家拥有31个庄园、12个牧场、7000多头牛羊和3000多个农奴。
三层楼的东西南三面环绕着二层楼，这是管家之类人等的住所。东面第一间据说就是拉珍的房子。拉珍后来又与管家生了4个孩子，她在1991年去世。
扎西旺久为拉珍一家盖的房子有3个房间。70年代，罗布次仁又盖了5间新房。
1986年，罗布次仁搬出了这个堆叠着复杂情感的庄园。庄园里已经盖不下又大又舒服的楼房了。
在庄园围墙外不到10米的地方，他盖起了二层楼，邻居就是帕拉家族原来的农奴们。
现在，罗布次仁是县政协常委。在和他流着同一个父亲血脉的兄弟姐妹中，从自治区政协委员到一般农民都有。他们的名字里，都不再带有“帕拉”这个五味杂陈的名号。■
他用自己的英语优势成为西藏导游的“祖师爷”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索穷 | 拉萨报道
拉萨市北京中路有一条僻静的文联巷，77岁的旺多是这里的常客。有时候是陪着一辈子当家庭主妇的老伴散步，有时候是独自一个人默默溜达。
在文联大院，斋林。旺多是个名人，他是西藏旅游界的“祖师爷”；他在年过六旬后才想起写小说，并一写成名；又是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名著翻译成藏文。
这几天，旺多家里刚添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因为旺多发现，在内地上大学的孙女英语口语发音问题太多。他就买了这台电脑，想通过视频连线，纠正她的口语毛病。
旺多自己的英语，是在60年前学的。
上学去
1934年，旺多出生在日喀则江孜宗年堆地区的一个普通贵族—— 扎东斋喜林家。幼年时，他上过旧式藏文学校。1944年，西藏地方政府打算在拉萨开办一所英语学校，由于遭到僧侣集团的强烈反对，最终计划搁浅。作为平衡，两年后，12岁的旺多和10名幼童一起，被送到印度大吉岭的圣约瑟夫学院学习。
在这所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设有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尼泊尔的比兰德拉、贾南德拉，不丹国王旺楚克等，都曾是那里的学生。学生中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占到90%，大多是医生、商人和资本家的子女，亚洲国家的学生只占到10%，主要是南亚各国王公贵族的子弟。
经过7年苦读，旺多的英语达到了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本来按正常的进度不可能那么快，因为大吉岭的冬天特别寒冷，寒假就特别长，有三个多月。”大多数时候，旺多就呆在印度，请一个家庭教师预习下一年的课程，并两次跳级。
旺多原来打算高中毕业后参加剑桥的统考，到英国去深造。但他的年龄已经大了，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他记得圣约瑟夫学院的课程设置比较灵活，旺多在语言上的主课是英文，后来可以学第二语言，他对拉丁文感兴趣，但校方考虑到他是亚洲人，要求他选修印地语。
西藏和平解放后，来自西藏的学生还可以选修汉文课，旺多的汉文老师是学院大学部的一个汉族学长，“他用抑扬顿挫的节奏教我们念——‘春天到，春天到，春天真正好’！”后来，旺多发现他可能教的是粤语，因为旺多在西藏用他教的腔调向解放军打招呼“雷吼呵”，可对方怎么也听不明白。
1951年以后，很多在印度的藏族学生开始返回家乡，旺多的班级只有一个人留了下来。“我母亲说江孜工委的阴法唐书记曾亲自找她说，你的孩子应该回来，留在那里可能会学到一些东西，但思想可能会变化，我母亲就派我哥哥来接我，把铺盖卷都带了回来，就是不打算再去了。”
西藏导游的“祖师爷”
1940年到1945年，旺多在各地辗转求学，在拉萨至日喀则的山道上，连续7天在马背上颠簸。后来借着改革开放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英语优势成为西藏导游的“祖师爷”。
80年代，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仁青到拉萨组建了旅游总公司。他是当年留学印度的藏族学生之一，知道旺多的情况。此前旺多在自治区教育厅编写西藏的中小学教材，藏文部分是他们自己写，理科教材主要靠翻译。
仁青从教育厅把已经年近50的旺多要了过来，“当时西藏只有一个旅行社，外国人急着要来啊！说的是1980年，实际上是1979年政府就决定成立旅游总公司。”
头一次到旅游局上班，旺多却连一个英语单词都蹦不出来，见到外国人起码要打个招呼，他却连“哈啰”都记不起，相当尴尬。很快，他的口语每天都有长进，不到半年，过去的记忆全部恢复了。
教育厅本来打算把旺多派到藏大组建英语系，待遇、房子都谈好了。但他还是选择到旅游局报到，希望能在语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旺多是在国旅拉萨分社正式开始工作的。6个月后，西藏自治区和香港的招商局合作在香港成立了新公司叫“西藏珠穆朗玛旅游有限公司”，简称“港珠旅”，旺多被聘任为港珠旅西藏一方的副总经理。在香港的12个月对他影响很大，“知道了人家的职业经理人是怎么工作的，那我们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当时西藏还很保守，拉萨市内没有宾馆，最好的招待所是‘一所’，走后门才能进去。我们就把外宾接到区党委住宿。”旺多第一次带团是1985年，最后领队组织客人全体起立为他鼓掌。这却让旺多犹疑：“外国人对我这么好，究竟是好是坏？”后来还是儿子鼓励他：“说明你干得好人家才喜欢你。”
国际游客其实让旺多等人很为难，搞了三四个月以后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这是生意，“最早开放的是拉萨市区，看看就走了。后来，樟木口岸开了，成都到拉萨的航线开了，青海到拉萨的公路也通了，游客从成都进来，经过拉萨，从樟木出境。”
摸出一点门道后，西藏旅游总公司搞起了第一个“涉外招待所”，两栋建筑，十几间客房，条件稍好，按照在香港看到的样子，右边是厕所，左侧放个储物柜，里面是标间，每个房子安排两个人，看起来有模有样。
旺多等人还编写一本导游日记，也就是一本导游教材。“专门用英语写。我的目的首先是让年轻人掌握导游英语，然后了解一般的接待知识。”现在，许多老导游都还记得这本150页的日记。
翻译莎士比亚
1991年，旺多从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市场处副处长的位置退休。
但是退休后的旺多比原来还忙。他两次跑到乡下，躲在那里写作，完成了著名小说《斋苏府秘闻》。
旺多也是第一个把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西藏的人，这却是从把藏文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开始的。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叫《洁白的仙鹤》，被认为是仓央嘉措的预言诗，在西藏妇孺皆知。早在1930年就有人把这首诗翻译成英文，但是这首诗歌的英译本和汉译本却没有流传。旺多觉得，翻译不成功是一大因素。
旺多于是尝试着翻译了这首诗歌，在照顾藏文原意的情况下，尊重英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规律，使用正宗的“雅语”，“天天给我打字的复印店老板非常喜欢我的翻译，他把我的译作印在自己的名片背面。”
旺多说，成书于18世纪初叶的宗教诗体小说《勋努达美》在西藏文坛影响深刻，文辞优美、比喻恰当，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也不是毫无瑕疵，“它的艺术性和感染力是不够的。我想了很久，根源还是在没有参照，没有对比，自我封闭的原因。”
这样，旺多决定翻译西方文学名著。找到西方文化中藏文学缺少的元素，他于是先后翻译了《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不敢保证我翻译的就好，而是希望用这样的行动为西藏和外界的文化交流做些事情。”■
这些已经远去的传奇，在他们心里掀起的小小波澜转瞬即逝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拉萨报道
在居委会，也没有人能确切说出顶云家人的住址。后来我们干脆站在雪新村的十字路，询问路人。终于有个婆婆说，你们跟我来吧，我是他们家亲戚。
路上我们知道，她的女儿嫁给了顶云家的儿子。从雪新村的某一个藏式小院敲门进去，一大家人正在打麻将。一个戴着宽边眼镜的年轻人说，没错，这就是顶云家。
布达拉宫墙外的家
顶云家原来在“雪”的墙外，因为那里叫做顶云院，就成为房名。前两年顶云。次仁多吉和老伴去世后，长子次旺仁增就成为这个大家庭里最年长的人。
顶云院是次旺仁增的曾外祖父修建的，他当时获得了大概是整个家族历史上最高的官职：雪勒空的雪尼。
“勒空”是噶厦的办事机构，相当于今天地方的各个厅局。在布达拉宫下边的被称做“雪勒空”，管辖布达拉宫山下地区及拉萨附近的18个宗和政府属地。在藏语里，“雪”是“下”的意思，“雪勒空”就是布达拉宫下的机关，一般人就直接把它叫做“雪”。
“雪”的大部分机构在布达拉宫宫墙内，顶云院则在宫墙外、今天布达拉宫前那片绿地所在的位置。次旺仁增的外甥格桑还记得，小时候外国人站在那用录像机拍摄布达拉宫。
雪尼是雪勒空的长官。这个官职虽然不像噶伦那样显赫，却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就是在担任雪尼时，次旺仁增的曾外祖父修建了建筑面积接近500平方米的顶云院。而此前这个家族的历史无法考证，也许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了房名。
次旺仁增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顶云院的情况：两层楼，一共大约11个房间，包括顶云家和租户。他们几个孩子一共住两间，最大的地方还是院子。顶云家有三四个佣人，男女分开住在两个房间。其他房间当作厨房、仓库。最大的房间大约有50平方米，从中间隔开，一半用来供佛、一半用作客厅。
像许多贵族子弟一样，次旺仁增小时候也在“雪”里的私塾念书。不过，孩子们在家里没有专门的书房，就在经堂里读书。
相对而言，顶云家仍保持着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的一些邻居—— 更低等级的贵族，往往家里没有存粮，每天早上去买糌粑，然后再去噶厦。当时，这个也被叫作“雪村”的地方，住着从三品到七品的各级官员，但更多的居民是为布达拉宫及噶厦服务的农奴。
俗官次仁多吉
次仁多吉的外祖父和父亲先后在1936年和1950年去世。和大多数一般贵族一样，次仁多吉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官职，然后毫无依靠地在庞大的官僚系统中开始漫长的奋斗。
他先在专门培养俗官的学校“孜康”学习。16岁时，成为一名相当于普通办事员的孜珠巴。1942年，年轻的次仁多吉担任了外县的税收官，一般讲，这个职位处于整个官僚系统的最末端，也许就是一个比办事员稍高的官职。
3年后，次仁多吉回到拉萨，在噶厦做了一个普通秘书。此后，他被外放到山南的沃卡地区担任六品宗本。又过了两年，即1951年，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到亚东，次仁多吉却因战备被派回拉萨，负责为军队核算军饷。从这时起，次仁多吉开始在军队中服务，并在藏军司令部中担任了相当于秘书的职务。
到1957年，次仁多吉被派往中尼边境地区的聂拉木担任“雪巴”，偏远的聂拉木在藏语中是“大象颈脖”的意思，一般被翻译为“地狱之路”。次仁多吉在这里担任了一个与宗本相当的官职，以五品官的身份负责地方税收。奋斗了15年后，出身并不卑微的他终于接近了一般贵族和高等贵族的分界点：四品官。
这一年，次仁多吉28岁，这在西藏的官僚系统中不算年轻。而另一方面，在噶厦这部巨大的机器中，充满了次仁多吉这样渴望在自己手中振兴家族的年轻贵族子弟。无论残酷的战争还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都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但幸运者毕竟是少数。
次仁多吉的幸运在于，他虽然没有飞黄腾达，却也平平安安。直到1959年，整个噶厦永远停止了运转，顶云家的人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顶云家的年轻人
叛乱发生时，次仁多吉的上司、一个汉人处长跟他说，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化，对贵族不会有影响，如果跟着闹事出了问题就倒霉了。后来统战部也给他写了封信，让他安心工作。一直到1960年5月，次仁多吉回到了日喀则，他被要求到政协学习了6个月。学习结束后，他要求回到拉萨。
次仁多吉被分配到参事室，6级干部，每月工资60多元。“文革”开始后，参事室的人员都分散到各自所属的居委会，此后大约10年时间，顶云家的继承者大多在学习和体力劳动中度过。
1977年，自治区档案馆找到政协，希望要一些懂得旧档案的人，次仁多吉就去了档案馆，后来定了个副研究员。
那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雪村的居民曾进行过两次搬迁。第一次是1989年布达拉维修，从宫墙内迁出了居民100多户；第二次是1994年建设布达拉宫广场，把宫墙外的300多户居民搬迁到了布达拉宫后面的雪新村。这一次，顶云家也搬了过去。
次仁多吉的7个孩子都分到了房子，就是现在雪新村的这一排院子。1964年，14岁的次旺仁增到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上学。加上“文革”回来“串联”，前后念书将近6年。回到西藏后，他在拉萨下边的一个县工作了18年，然后调到拉萨市审计局工作。其他兄弟姐妹也大多供职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邮电局、珠穆朗玛宾馆、老藏剧团、粮食局等等。
文章一开头招呼我们的那个戴宽边眼镜的年轻人格桑，是次旺仁增的外甥。他拿给一张名片，那是他的母亲，顶云家的第四个女儿。名片上的职务显示，她除了拥有自治区政协委员、青联委员这些身份，还是国家级演员。而格桑则是军区文工团的演员。
说话间，又进来两名和格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次旺仁增的儿子，一个在上市企业西藏天路公司，另一个在藏药厂当副厂长。当然，如果在噶厦的时代，他们要么就职于某个“勒空”，要么就可能在达赖喇嘛的寺庙中成为一名僧官，然后在成为噶伦的梦想中日复一日地奋斗。
我们的到来勾起了年轻人对于先辈故事的好奇。说起来他们都有些遗憾，档案馆中只记载大家族的故事，有关他们的爷爷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过，这些已经远去的传奇，在他们心里掀起的小小波澜转瞬即逝—— 明天，他们自己的生活仍将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