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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贵族往事:民主改革后此阶层彻底消亡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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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贵族们渐渐远去,他们的子孙在巨变中开始了凡俗人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拉萨报道

在霍康·强巴旦达的几个孙子中,有一个的名字中嵌入了“霍康”二字。这个延续了六七百年的古老家族,再次起用了他们尘封已久的特殊称号。

霍康,是这个家族的“房名”。而所谓房名,一般得自住所或封地,是西藏旧贵族特有的家族称号。

在拉萨色拉路西藏牛奶公司旁的住宅里,这位64岁的自治区妇联退休干部,并不认为重新用房名为孙子命名,带有某种特殊的意味。“恰恰是因为贵族阶层已经彻底消失了。”他还说,现在已经几乎没人会因“霍康”想起那个曾经显赫的家族。

一直研究西藏文化和拉萨风俗的强巴旦达觉得,记住“霍康”这个房名,“算是一种特有文化的继承吧”。

对于拉萨附近甲玛地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者而言,“霍康”是绕不开的话题。2008年,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还就甲玛与霍康家族的关系发表过论文。这个家族的血脉可以上溯到14世纪前叶进入西藏的蒙古贵族,他们一直因拥有权力而影响着这个地区。“霍康”是“霍尔康萨”的简称,藏语意为“蒙古人的新房”。

霍康家与甲玛历史的关系,不过是兴盛一时的西藏旧贵族世家的代表。在西藏漫长的历史中,贵族们的生活和争斗,在高原上不断敷衍纠结。据统计,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的旧贵族世家有大约197个。

半个世纪前,西藏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到来。曾与地方政府、寺庙并称三大领主的贵族阶层,在农奴制社会的民主改革中,渐渐变化。旨在废除封建特权和剥削、实现人人平等的民主改革,让贵族制度无所依附。

旧贵族们渐渐远去,他们的子孙在巨变中开始了凡俗人生。

模糊的贵族源流

霍康家不仅有着特殊的蒙古祖先,它还是西藏少数拥有详细谱系的大家族。

西藏的贵族制度发端于五世达赖,他在蒙古人的帮助下取得了西藏宗教领袖的地位。达赖喇嘛任用他信任的僧人担任政府职位,发展为僧官系统,对西藏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特殊的影响力;然后按照世俗行政系统的架构,建立了俗官系统。

僧俗官员系统彼此独立。在1793年确立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噶厦中,有4名三品官员:噶伦。他们地位平等,重大事项投票决定。噶厦在大多数时候由3名俗官和1名僧官组成,有一段时间曾全部是俗官,也一度扩充到4俗1僧5人。

一个贵族世家,首先是一个俗官家庭,因为他们必须贡献一名男性成员到政府任职。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并不算庞大的贵族系统中,由6个“亚”家族、5个“第本”家族和若干“米扎”家族以及小贵族组成。

“亚”是从七世达赖开始的历代达赖喇嘛家族。他们因诞生了达赖喇嘛而享有尊荣。而之所以只有6个“亚”,是因为九世达赖年幼病亡没有形成,而八世达赖和十二世达赖的“亚”最终合并,这就是前文中提到的拉鲁家族的故事。

一个家族有人担任过噶伦后,又不是“亚”,就被称做“米扎”。到最后噶厦覆灭时,一共有37个家族获得过这个职位。霍康。强巴旦达告诉我们,他的祖先在1765年和1790年成为噶伦。像这样获得过2次及以上噶伦职位的家族一共有14个,他们是那个时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第本”即“第本米扎”,从名称上看属于特殊的米扎家族,但是定义常常比较模糊。他们中拉嘉日家族,从来没有担任过噶伦,而是在山南拉嘉日地区享有高度自治。除了后文中特别讲到的“帕拉”,其他4个第本家族,都宣称与古藏王存在某种关系。

这些吐蕃时代的故事充满神话色彩。比如第本贵族“吞巴”—— 自称是松赞干布的首席大臣、藏文字的创始人吞米·桑布扎的后裔。但从来没人能说清楚他们的历史传承。

在霍康。强巴旦达看来,西藏的旧贵族世家,渊源并不清晰。经过政治斗争的起伏和朝代的更迭,人们只是大概认定,某些家族始自最早的吐蕃时代,某些始自稍后的萨珈时代,另外一些因黄教确立统治而显贵。

1793年,来自清廷中央政府的封赏,改变了西藏贵族阶层的状况,也确立了一直延续到1959年的西藏贵族权力版图。

药王山上的关帝庙

绝大多数旅行者都会忽略拉萨药王山上那座小小的关帝庙。与周围宏伟的喇嘛寺院相比,它显然过于小巧。院落里立有一块石碑,上刻“万世不朽”。这便是近代西藏贵族权力的根基。

1793年,大将军福康安在第二次对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乾隆帝随后颁布了新的西藏管理办法,是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在这些条文中,不仅就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转世制度和驻藏大臣地位作了规定,还对西藏贵族的身份和地方政府的官制加以确认,并按照内地九品制进行了封授。此前几十年,达赖喇嘛家族的家长已受封二等公爵辅国公,而从此之后,其他西藏贵族也可以得到三品到七品的品级。

这次封授对于西藏贵族影响深远:在模糊的祖先传承之外,他们的身份终于得到了制度化的肯定。

即使在20世纪后期,绝大多数贵族后裔在写作自述时,都以自己家族的品级为开端。后来,以四品为界,划分了高级贵族和一般贵族:获得四品代表着成为上层贵族。

这种区别体现在贵族生活的种种细节上,比如服饰。霍康。强巴旦达告诉本刊记者,四品及以上贵族开始在发髻上佩带“嘎乌”—— 一种装有佛像等圣物的小盒子,它后来简化成一个珠宝饰物。

在两次对廓尔喀的战争中,西藏损失不小,扎什伦布寺遭到洗劫,甚至被掠走了上代班禅的金册。但战争也给了一些家族机会。

霍康家的一位祖先,索诺木拉喜,因战功被授予相当于三品的扎萨克称号,并最终成为噶伦。

西藏稳定后,福康安在药王山关帝庙立碑为记,期待清帝国在西藏建立的种种制度以及他战胜廓尔喀人的功绩能够“万世不朽”。今天,由福康安撰写的碑文大部分仍清晰可辨。

事实上,曾经有记刻《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石碑立在大昭寺和扎什伦布寺。而1950年,一些贵族却摧毁了拉萨几乎所有与汉藏关系相关的文物。

显然,当1959年临近,一些西藏贵族对于1793年的封授充满矛盾心情:他们引以为豪的家族之所以显赫,都源自当年中央政府的封授,源自他们的祖先与中央政府的军队并肩击退外来入侵者,而这,代表着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渊源。

入赘延续家族传承

时间走入20世纪,古老的传统仍对贵族世界产生着重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玛巴制度——  入赘。

藏人没有姓。对于贵族来讲,他们被封赐的土地或者拉萨住宅的名称,就是整个家族的象征,并被放在名字的前面,就是房名。

封赐的土地被称为“帕”或者“卡”。只有获得土地,才能成为贵族,这是西藏贵族制度的基础之一。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那些没有男性继承者的贵族家族,往往以招赘的方式来继承土地以及房名;而入赘,也是贵族势力重整的一种方式。

在玛巴制度下,贵族的渊源关系发生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变。霍康。强巴旦达向我们讲述了霍康家和阿沛家的故事。

霍康家最早的父系,到18世纪已经没有男性继承者,于是当时最有权势的摄政王颇罗鼐让他的一个弟弟入赘,继承了“霍康”名号。

而霍康家一个叫阿旺晋美的成员,于1931年进入阿沛家族,娶了该家族已故噶伦的妻子。这就是后来的阿沛。阿旺晋美。他在霍康家时的一个兄弟是霍康。索朗边巴,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强巴旦达的父亲。

在20世纪因玛巴制度而产生的故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达桑占堆的传奇经历。

辛亥革命后,坍塌的清帝国对西藏的稳固统治瓦解,连西藏贵族最惧怕的清军首领赵尔丰也被杀死。自称医圣宇妥。云丹汞布后人的擦绒家受到沉重打击:担任了10年噶伦的家长旺秋结波被认为亲近汉人,在1912年的噶厦会议上被一些僧人拖到布达拉宫下枪杀。

后来,擦绒家只剩下已被认定为活佛转世灵童的小儿子以及他的5个姐姐和一个嫂子。

达桑占堆在达赖喇嘛的安排下,娶了擦绒的大女儿,成为擦绒。达桑占堆。达桑占堆的女儿顿珠卓玛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她的父亲本是拉萨附近彭波一个箭匠的儿子,因为贫穷,5岁到色拉寺出家,后来到罗布林卡服务。

1904年英军入侵,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蒙古避难,年轻聪明的达桑占堆因为学会了蒙语成为他的贴身侍从。此后他因为保护了达赖喇嘛的安全而深得信任。

擦绒家一个叫次丹卓嘎的女儿后来嫁去了霍康家,她就是霍康。索朗边巴的母亲,强巴旦达的祖母。次丹卓嘎的丈夫婚后不久去世,她回到擦绒家,并与达桑占堆生了6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顿珠卓玛。

显然,由达桑占堆成为擦绒。达桑占堆是一个奇迹。外部世界的变化和冲击,搅动了贵族的天地——   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花草匠,一转身成了“擦绒”这个古老家族的新家长。

贵族集团的改革派

前花草匠达桑占堆并不简单,他甚至有很多外国朋友。十四世达赖剃度时,因为大昭寺所有的佛像要贴金,尼泊尔商人就把原来75两藏银一瓶的金粉提价到150两。达桑占堆于是找了相熟的德国人,利用从印度购买的书籍作参考,用纯金制成了金粉。

因为达赖喇嘛的信任,达桑占堆不久成为噶伦、藏军总司令,并且开设了造币厂、纺织厂和其他现代化工厂,掌握了行政权力、军队和经济命脉。

随后,出身寺庙、却身为俗官的达桑占堆,开始挑战僧官集团的权势。

他的身边聚集了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和训练的年轻军官。他们见面时互相握手,用咖啡代替茶叶,甚至打网球。顿珠卓玛认为,贫寒的出身也影响了达桑占堆,他不止一次流露出对西方制度和内地制度的欣赏,抱怨农奴制度。

最后,达桑占堆和军官们决定上书噶厦进行改革:允许军队代表参加西藏的重大政教会议,军事审判无需经过噶厦等等。在他们的秘密会议后,一名参会团长向达赖喇嘛告了密。

不久,达桑占堆被解除了所有军政职务,只能以一个贵族家长的身份寄情于修桥建路、栽花种草。但后来当权的噶伦借口藏人从来都是走小路、划牛皮船,禁止了这些“标新立异”的行为。

对改革兴趣盎然的达桑占堆,却有着另一面:1959年的叛乱中,他是叛军副司令,被解放军俘虏。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上世纪30年代,俗官集团又向僧官集团发起了一次温和的挑战。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龙厦事件”。

虽然保守势力一直激烈反对,甚至使拉萨的英语学校夭折,但是许多当权者和大贵族不再居住在八廓街的藏式房屋里,而是在拉萨河边像外国人那样修建起宽敞的别墅。擦绒家会做西餐的厨师,也经常被其他贵族家庭借用。

今天从八廓街向南,步行就可以走到这片别墅区。阿沛。阿旺晋美的房子在拉萨实验小学旁边,淡黄色的西式风格,体量并不庞大,但颇有舒适写意的韵味。旁边是显赫一时的贵族雪康家,再往北是摄政王颇罗鼐直系后裔的别墅。

只要家庭情况许可,贵族们都会把孩子送到印度接受欧式教育。8岁的顿珠卓玛被送去大吉岭,同行者有4个女孩、3个男孩。大吉岭有很多英国学校,他们在一所叫做梦达霍芒的学校就读。顿珠卓玛不仅学会了英语,还成了篮球队员。

同样在印度,一些出身贵族的流放者和逃亡者却开始筹划一场真正的革命。首脑是邦达。饶嘎,他来自邦达昌家族的一个旁系,因康区的反噶厦暴动于1936年逃往印度;另一位则是哲蚌寺僧人更敦群培,一位著名的藏学家。

1946年初,印度警方发现饶嘎订购了4000份“西藏西部改革党”的党员表格副本和2000张党员登记卡。后来在饶嘎那里查抄的文件显示,他们试图在西藏建立一个隶属于中华民国的共和政府。

事情暴露后,饶嘎等人出逃内地,更敦群培被监禁3年。大概是为了防止人们了解有关“西藏西部改革党”的情况,更敦群培被关押时的罪名是“伪造钱币”。

就这样,在1959年之前的50年间,无论出于何种倾向,所有来自贵族集团的改革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1951年,解放军来到了拉萨。他们被叫做“金珠玛米”,藏语的意思是,打开锁链的军队。

贵族出现了分化

顿珠卓玛于1953年回到拉萨,擦绒家长为此专门举行了宴会。前来庆祝者除了其他显贵,还有解放军的高级干部。

共产党人也是霍康家的常客。1950年,索朗边巴作为四品军需官在昌都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成为最早接触共产党的西藏贵族。他随后担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委员以及西藏军区地方干校教导处处长。

擦绒家的别墅租给了西藏军区联络部,顿珠卓玛成为这个单位的英语教师。她和联络部的汉族女兵以及出身卑微的藏族女兵成了好友。顿珠卓玛仍记得,她们朴素的美丽让贵族家的女儿们羡慕不已。

和许多贵族子弟一样,顿珠卓玛参加了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当时在拉萨河边专门建了一个小院开展文体活动。据当时分管青年工作的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魏克回忆,这个成立于1953年的青年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上层青年的工作影响全藏的青年。

在1953年底的联谊会常委会上,保守集团突然发难:贵族出身的副主任以及几名委员提出,应修改联谊会章程并按他们的要求增加常委人数。魏克说,他们受到了上层贵族的指使。

1957年,雪康家的一个儿子向擦绒家提亲。雪康。土登尼玛是活跃分子:青年爱国文化联谊会副会长、青联主席、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而他本是一个僧人,于1956年抛弃了贵族身份入党。

当时土登尼玛已经年过30,达桑占堆却并不反对,不过他要找个保人。阿沛·阿旺晋美担当了这个角色。1958年春天,土登尼玛和顿珠卓玛举行了两次婚礼:第一次是在雪康宅第的藏式婚礼,第二次是在共青团自治区工委小礼堂的新式婚礼。

顿珠卓玛的婚礼,像是那个充满温和变革的时代的缩影。但是1959年,叛乱发生了。在随后到来的民主改革中,贵族们变化各异。

雪康·顿珠卓玛后来成为“西藏藏族导游第一人”;霍康。索朗边巴在担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以著名藏学家的身份于1955年去世;霍康。强巴旦达从自治区妇联退休后,也成为藏文化的研究者;龙厦的儿子、拉鲁。次旺多杰现在是西藏近代史的权威讲述者;第本贵族帕拉家的后人、农民罗布次仁,从帕拉庄园搬出后,自己盖了二层新楼;江孜贵族扎东斋喜林家的斋林。旺多,用藏文翻译了《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原来住在布达拉宫外的顶云家的十多个孙子们,则散布于各个行业  ……

贵族的时代,就这样终结了。■

从自治区政协委员到一般农民都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江孜报道

从江孜县城出来,上了通往日喀则的公路,不一会儿就可以看到路边有块一人多高的大石头,上面写着“帕拉庄园”。

如果从这里向班觉伦布村眺望,是看不到庄园的。确切地说,这个西藏保存最完整的贵族庄园,已经被淹没在一片“新农村”的安居房中。包括罗布次仁——  帕拉。扎西旺久之子,曾经出现5个噶伦的贵族世家后人,也生活在其中某一栋二层楼中。

贵族的荣耀和风险

在仅次于达赖喇嘛家族的贵族第本中,帕拉家无疑是一个特例。即使在20世纪初接受外国旅行者的访问时,他们也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祖先是来自不丹的僧人,与古吐蕃并无任何联系。

上世纪20年代,查尔斯。贝尔在《西藏志》中讲述了帕拉家的起源:17世纪,来自不丹西部的一个僧人流亡西藏,他在拉萨还俗参与政治,进入“最高参事会”,这个机构由一名僧人和三四名俗人组成,是最高行政机关。这样看来,这名不丹僧人事实上获得了噶伦的身份。

没有详细的历史文字能够证实第一个帕拉家长的故事。否则,这个家族拥有的噶伦数量,可能增至6个,而不是后来被记载的5个。

帕拉家的土地原来在江孜的重孜。这个新兴的权贵死后只有一个女儿,通过入赘,从其他小贵族家获得男性继承人。

第一个被正式记载的帕拉家的人,是帕拉。丹增朗杰。清乾隆年间,他因为军功而成为噶伦,随后开始像许多成熟贵族家族那样扩展自己的土地和庄园。大概在18世纪80年代,丹增朗杰将主要的封地迁到江孜城东的江嘎,并修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庄园“岗居苏康”。

在第二次对廓尔喀人的战争中,“岗居苏康”被征用为清军首领福康安的行辕。噶厦于是用江嘎的另外两个庄园来交换“岗居苏康”。但是所有这些建筑,都在1904年毁于江孜那场著名的抗英战斗。

经过不懈努力,17世纪中期还默默无闻的帕拉家,终于成为重要的“噶伦家族”。当然,对于贵族来讲,荣耀和风险并存。

帕拉家最后一位担任噶伦的扎西达吉,他的父亲白玛杰布因参与平叛获得了同治皇帝的二品顶戴赏赐,这是对于西藏贵族相当罕见的封授。但很快,扎西达吉就不那么走运了。

据《西藏志》记载,年轻得势的噶伦夫人,曾让印度探险家萨拉特。钱德拉。达斯搭车到拉萨,而后者进入西藏与即将到来的英军入侵存在某些联系。结果,帕拉家差点被没收全部土地,最主要的封地被充公,再由他们支付租金。同时嫁给扎西达吉两兄弟(为避免分家使土地削减,从而削弱贵族地位)的噶伦夫人,与她的另一位丈夫、扎西达吉的兄弟一起被流放。

被战争摧毁的庄园、政治上的失意,帕拉家就这样传承到了20世纪出生的一代人手中。这些野心勃勃、各具性格的年轻人没有想到,整个西藏会在这个时代发生巨变,而他们自己也将成为帕拉这个充满传奇的房名的最后拥有者。

一个家族的姻亲网络

村里的老年人都说罗布次仁长得像他的父亲,帕拉。扎西旺久。

1936年,帕拉家的二少爷扎西旺久从拉萨回到江孜。此时正是帕拉家谋求复兴的节点,而扎西旺久却在给他的家族制造麻烦。

扎西旺久和他的哥哥土登维登、弟弟多吉旺久同属于白玛杰布的第四代后人。三兄弟的父亲早逝,生于1911年的土登维登成为了家长。在人们看来,土登维登身上聚集了帕拉家几乎所有的优点。而过去300年里,正是这些优点,使帕拉家日渐显赫。

土登维登从小就被送到僧官学校,23岁时成为五品僧官。1947年,他成为“卓尼钦莫”,即达赖喇嘛的侍从和副官。此后,他几乎一直陪伴着十四世达赖喇嘛,直到80年代去世。

作为僧官集团的代表,土登维登保守而固执。1951年,他与索康、夏格巴等成为最激烈反对《十七条协议》的人,最终与达赖喇嘛一起流亡。

土登维登使用了古老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家族:联姻。

他为自己的3个姊妹选定了结亲的对象:贵族“仁岗”、“顿康”和“吉普”。

仁岗家本是一个四品中等贵族,但是仁岗家的一个儿子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被派往英国。他返回拉萨后,受到达赖喇嘛的礼遇,甚至建立了西藏第一个发电站。仁岗家立刻成为整个拉萨上层社会的宠儿。

顿康家属于后藏的贵族系统,一般被认为是后藏四大贵族之一。虽然他们与拉萨的贵族并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考虑到帕拉家在江孜的庄园,这桩婚姻更具有现实色彩。

吉普家与帕拉家的祖先在不丹就有密切往来,一同来到西藏。在1904年抵抗英国入侵中,吉普家的男人表现勇猛并因此获得封地,正式成为贵族。随后这家的一个男孩也被送往英国,回来后平步青云,一度担任拉萨市长。

土登维登又让两个弟弟一起娶了“贡桑孜”的女儿。后者虽然不是“亚”家族,但源于五世达赖家族,它的家长则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噶伦索康的叔父。

离经叛道的爱情

在贵族圈子里,扎西旺久也许是个特殊的人。罗布次仁回忆说,父亲虽然生来就是四品官,但他好像不感兴趣,很多年都没有像他的兄弟一样从政。

对于别有所图的联姻,扎西旺久非常反感。土登维登担心弟弟的情绪会影响与贡桑孜家的关系,就把他送到了江孜。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这个看起来与旧制格格不入的人,同样是一个勤奋而精明的贵族。他把主封地从江嘎迁到当时只有几间屋子的班觉伦布。然后用了大约10年时间,将庄园由西向东扩展,直到今天的规模。

爱情也许是激发扎西旺久智慧和动力的主要原因。他在江孜遇到了一个叫拉珍的女人,即罗布次仁的母亲。

拉珍家一直是帕拉家的下人,她的母亲会酿酒并把技艺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女农奴先与庄园的管家生了一个孩子。扎西旺久到来后,管家就被派往山南的另一个庄园。

地位的巨大落差,使拉珍根本无法成为扎西旺久正式或非正式的妻子。但是罗布次仁说,她掌管着庄园所有的钥匙。后来,在扎西旺久的安排下,拉珍与庄园的管家结婚。

扎西旺久在庄园外专门为拉珍和他们的3个孩子盖了房子。虽然这些孩子不可能享有贵族的待遇,但还是可以和亲生父亲一起生活。

罗布次仁回忆说,上学时带的零食有印度饼干、拉萨薄饼、米花糖以及本地产的甜奶渣。他们可以和父亲一起吃午餐和晚餐,年节时,饭桌上甚至有印度运来的海鲜和洋酒。

土登维登破天荒地默许了弟弟在乡下的幸福生活。也许在他看来,这避免了整个家族的尴尬,特别是不至于使这个庞大家族在复兴中分裂。后来罗布次仁的哥哥作为帕拉家的血脉,甚至被送到拉萨与土登维登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开始准备进入官场。

当然,也许土登维登以其过人的老练和沉稳,一开始就已料定结果。经过时间的打磨,扎西旺久最终理智地处理了他的婚姻和感情。后来在土登维登的安排下,扎西旺久于1951年晋见达赖喇嘛,并受封官职。1959年,他们与主要在军队任职的三弟一同离开了西藏。

扎西旺久的终老之地是欧洲。他曾经很想回西藏看看,但未能成行。

成为教育基地

帕拉庄园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教育基地,以展示农奴制的苦难与残暴而著名。每个院落都用汉字标注着让现代人一目了然的名称,比如朗生院写着“奴隶院”。

并不高大的围墙内首先是外院,包括牲畜棚圈和单身朗生的住所。从正北穿过门楼可以进入内院,普通朗生不经主人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这个区域的。这个相对宽敞的院落主要用来晾晒各种皮毛。院子北面是三层高的主楼建筑,这是贵族生活的地方。不过单从建筑的高度讲,三层楼与第本家族的身份并不匹配——  按照惯例,这样的家族应该拥有至少四层楼房。而这是扎西旺久10年经营的成果,可见旧时财富积累的不易。

根据1959年的《西藏日报》记载,帕拉家拥有31个庄园、12个牧场、7000多头牛羊和3000多个农奴。

三层楼的东西南三面环绕着二层楼,这是管家之类人等的住所。东面第一间据说就是拉珍的房子。拉珍后来又与管家生了4个孩子,她在1991年去世。

扎西旺久为拉珍一家盖的房子有3个房间。70年代,罗布次仁又盖了5间新房。

1986年,罗布次仁搬出了这个堆叠着复杂情感的庄园。庄园里已经盖不下又大又舒服的楼房了。

在庄园围墙外不到10米的地方,他盖起了二层楼,邻居就是帕拉家族原来的农奴们。

现在,罗布次仁是县政协常委。在和他流着同一个父亲血脉的兄弟姐妹中,从自治区政协委员到一般农民都有。他们的名字里,都不再带有“帕拉”这个五味杂陈的名号。■

他用自己的英语优势成为西藏导游的“祖师爷”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索穷 | 拉萨报道

拉萨市北京中路有一条僻静的文联巷,77岁的旺多是这里的常客。有时候是陪着一辈子当家庭主妇的老伴散步,有时候是独自一个人默默溜达。

在文联大院,斋林。旺多是个名人,他是西藏旅游界的“祖师爷”;他在年过六旬后才想起写小说,并一写成名;又是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名著翻译成藏文。

这几天,旺多家里刚添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因为旺多发现,在内地上大学的孙女英语口语发音问题太多。他就买了这台电脑,想通过视频连线,纠正她的口语毛病。

旺多自己的英语,是在60年前学的。

上学去

1934年,旺多出生在日喀则江孜宗年堆地区的一个普通贵族—— 扎东斋喜林家。幼年时,他上过旧式藏文学校。1944年,西藏地方政府打算在拉萨开办一所英语学校,由于遭到僧侣集团的强烈反对,最终计划搁浅。作为平衡,两年后,12岁的旺多和10名幼童一起,被送到印度大吉岭的圣约瑟夫学院学习。

在这所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设有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尼泊尔的比兰德拉、贾南德拉,不丹国王旺楚克等,都曾是那里的学生。学生中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占到90%,大多是医生、商人和资本家的子女,亚洲国家的学生只占到10%,主要是南亚各国王公贵族的子弟。

经过7年苦读,旺多的英语达到了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本来按正常的进度不可能那么快,因为大吉岭的冬天特别寒冷,寒假就特别长,有三个多月。”大多数时候,旺多就呆在印度,请一个家庭教师预习下一年的课程,并两次跳级。

旺多原来打算高中毕业后参加剑桥的统考,到英国去深造。但他的年龄已经大了,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他记得圣约瑟夫学院的课程设置比较灵活,旺多在语言上的主课是英文,后来可以学第二语言,他对拉丁文感兴趣,但校方考虑到他是亚洲人,要求他选修印地语。

西藏和平解放后,来自西藏的学生还可以选修汉文课,旺多的汉文老师是学院大学部的一个汉族学长,“他用抑扬顿挫的节奏教我们念——‘春天到,春天到,春天真正好’!”后来,旺多发现他可能教的是粤语,因为旺多在西藏用他教的腔调向解放军打招呼“雷吼呵”,可对方怎么也听不明白。

1951年以后,很多在印度的藏族学生开始返回家乡,旺多的班级只有一个人留了下来。“我母亲说江孜工委的阴法唐书记曾亲自找她说,你的孩子应该回来,留在那里可能会学到一些东西,但思想可能会变化,我母亲就派我哥哥来接我,把铺盖卷都带了回来,就是不打算再去了。”

西藏导游的“祖师爷”

1940年到1945年,旺多在各地辗转求学,在拉萨至日喀则的山道上,连续7天在马背上颠簸。后来借着改革开放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英语优势成为西藏导游的“祖师爷”。

80年代,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仁青到拉萨组建了旅游总公司。他是当年留学印度的藏族学生之一,知道旺多的情况。此前旺多在自治区教育厅编写西藏的中小学教材,藏文部分是他们自己写,理科教材主要靠翻译。

仁青从教育厅把已经年近50的旺多要了过来,“当时西藏只有一个旅行社,外国人急着要来啊!说的是1980年,实际上是1979年政府就决定成立旅游总公司。”

头一次到旅游局上班,旺多却连一个英语单词都蹦不出来,见到外国人起码要打个招呼,他却连“哈啰”都记不起,相当尴尬。很快,他的口语每天都有长进,不到半年,过去的记忆全部恢复了。

教育厅本来打算把旺多派到藏大组建英语系,待遇、房子都谈好了。但他还是选择到旅游局报到,希望能在语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旺多是在国旅拉萨分社正式开始工作的。6个月后,西藏自治区和香港的招商局合作在香港成立了新公司叫“西藏珠穆朗玛旅游有限公司”,简称“港珠旅”,旺多被聘任为港珠旅西藏一方的副总经理。在香港的12个月对他影响很大,“知道了人家的职业经理人是怎么工作的,那我们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当时西藏还很保守,拉萨市内没有宾馆,最好的招待所是‘一所’,走后门才能进去。我们就把外宾接到区党委住宿。”旺多第一次带团是1985年,最后领队组织客人全体起立为他鼓掌。这却让旺多犹疑:“外国人对我这么好,究竟是好是坏?”后来还是儿子鼓励他:“说明你干得好人家才喜欢你。”

国际游客其实让旺多等人很为难,搞了三四个月以后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这是生意,“最早开放的是拉萨市区,看看就走了。后来,樟木口岸开了,成都到拉萨的航线开了,青海到拉萨的公路也通了,游客从成都进来,经过拉萨,从樟木出境。”

摸出一点门道后,西藏旅游总公司搞起了第一个“涉外招待所”,两栋建筑,十几间客房,条件稍好,按照在香港看到的样子,右边是厕所,左侧放个储物柜,里面是标间,每个房子安排两个人,看起来有模有样。

旺多等人还编写一本导游日记,也就是一本导游教材。“专门用英语写。我的目的首先是让年轻人掌握导游英语,然后了解一般的接待知识。”现在,许多老导游都还记得这本150页的日记。

翻译莎士比亚

1991年,旺多从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市场处副处长的位置退休。

但是退休后的旺多比原来还忙。他两次跑到乡下,躲在那里写作,完成了著名小说《斋苏府秘闻》。

旺多也是第一个把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西藏的人,这却是从把藏文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开始的。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叫《洁白的仙鹤》,被认为是仓央嘉措的预言诗,在西藏妇孺皆知。早在1930年就有人把这首诗翻译成英文,但是这首诗歌的英译本和汉译本却没有流传。旺多觉得,翻译不成功是一大因素。

旺多于是尝试着翻译了这首诗歌,在照顾藏文原意的情况下,尊重英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规律,使用正宗的“雅语”,“天天给我打字的复印店老板非常喜欢我的翻译,他把我的译作印在自己的名片背面。”

旺多说,成书于18世纪初叶的宗教诗体小说《勋努达美》在西藏文坛影响深刻,文辞优美、比喻恰当,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也不是毫无瑕疵,“它的艺术性和感染力是不够的。我想了很久,根源还是在没有参照,没有对比,自我封闭的原因。”

这样,旺多决定翻译西方文学名著。找到西方文化中藏文学缺少的元素,他于是先后翻译了《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不敢保证我翻译的就好,而是希望用这样的行动为西藏和外界的文化交流做些事情。”■

这些已经远去的传奇,在他们心里掀起的小小波澜转瞬即逝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拉萨报道

在居委会,也没有人能确切说出顶云家人的住址。后来我们干脆站在雪新村的十字路,询问路人。终于有个婆婆说,你们跟我来吧,我是他们家亲戚。

路上我们知道,她的女儿嫁给了顶云家的儿子。从雪新村的某一个藏式小院敲门进去,一大家人正在打麻将。一个戴着宽边眼镜的年轻人说,没错,这就是顶云家。

布达拉宫墙外的家

顶云家原来在“雪”的墙外,因为那里叫做顶云院,就成为房名。前两年顶云。次仁多吉和老伴去世后,长子次旺仁增就成为这个大家庭里最年长的人。

顶云院是次旺仁增的曾外祖父修建的,他当时获得了大概是整个家族历史上最高的官职:雪勒空的雪尼。

“勒空”是噶厦的办事机构,相当于今天地方的各个厅局。在布达拉宫下边的被称做“雪勒空”,管辖布达拉宫山下地区及拉萨附近的18个宗和政府属地。在藏语里,“雪”是“下”的意思,“雪勒空”就是布达拉宫下的机关,一般人就直接把它叫做“雪”。

“雪”的大部分机构在布达拉宫宫墙内,顶云院则在宫墙外、今天布达拉宫前那片绿地所在的位置。次旺仁增的外甥格桑还记得,小时候外国人站在那用录像机拍摄布达拉宫。

雪尼是雪勒空的长官。这个官职虽然不像噶伦那样显赫,却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就是在担任雪尼时,次旺仁增的曾外祖父修建了建筑面积接近500平方米的顶云院。而此前这个家族的历史无法考证,也许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了房名。

次旺仁增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顶云院的情况:两层楼,一共大约11个房间,包括顶云家和租户。他们几个孩子一共住两间,最大的地方还是院子。顶云家有三四个佣人,男女分开住在两个房间。其他房间当作厨房、仓库。最大的房间大约有50平方米,从中间隔开,一半用来供佛、一半用作客厅。

像许多贵族子弟一样,次旺仁增小时候也在“雪”里的私塾念书。不过,孩子们在家里没有专门的书房,就在经堂里读书。

相对而言,顶云家仍保持着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的一些邻居——  更低等级的贵族,往往家里没有存粮,每天早上去买糌粑,然后再去噶厦。当时,这个也被叫作“雪村”的地方,住着从三品到七品的各级官员,但更多的居民是为布达拉宫及噶厦服务的农奴。

俗官次仁多吉

次仁多吉的外祖父和父亲先后在1936年和1950年去世。和大多数一般贵族一样,次仁多吉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官职,然后毫无依靠地在庞大的官僚系统中开始漫长的奋斗。

他先在专门培养俗官的学校“孜康”学习。16岁时,成为一名相当于普通办事员的孜珠巴。1942年,年轻的次仁多吉担任了外县的税收官,一般讲,这个职位处于整个官僚系统的最末端,也许就是一个比办事员稍高的官职。

3年后,次仁多吉回到拉萨,在噶厦做了一个普通秘书。此后,他被外放到山南的沃卡地区担任六品宗本。又过了两年,即1951年,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到亚东,次仁多吉却因战备被派回拉萨,负责为军队核算军饷。从这时起,次仁多吉开始在军队中服务,并在藏军司令部中担任了相当于秘书的职务。

到1957年,次仁多吉被派往中尼边境地区的聂拉木担任“雪巴”,偏远的聂拉木在藏语中是“大象颈脖”的意思,一般被翻译为“地狱之路”。次仁多吉在这里担任了一个与宗本相当的官职,以五品官的身份负责地方税收。奋斗了15年后,出身并不卑微的他终于接近了一般贵族和高等贵族的分界点:四品官。

这一年,次仁多吉28岁,这在西藏的官僚系统中不算年轻。而另一方面,在噶厦这部巨大的机器中,充满了次仁多吉这样渴望在自己手中振兴家族的年轻贵族子弟。无论残酷的战争还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都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但幸运者毕竟是少数。

次仁多吉的幸运在于,他虽然没有飞黄腾达,却也平平安安。直到1959年,整个噶厦永远停止了运转,顶云家的人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顶云家的年轻人

叛乱发生时,次仁多吉的上司、一个汉人处长跟他说,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化,对贵族不会有影响,如果跟着闹事出了问题就倒霉了。后来统战部也给他写了封信,让他安心工作。一直到1960年5月,次仁多吉回到了日喀则,他被要求到政协学习了6个月。学习结束后,他要求回到拉萨。

次仁多吉被分配到参事室,6级干部,每月工资60多元。“文革”开始后,参事室的人员都分散到各自所属的居委会,此后大约10年时间,顶云家的继承者大多在学习和体力劳动中度过。

1977年,自治区档案馆找到政协,希望要一些懂得旧档案的人,次仁多吉就去了档案馆,后来定了个副研究员。

那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雪村的居民曾进行过两次搬迁。第一次是1989年布达拉维修,从宫墙内迁出了居民100多户;第二次是1994年建设布达拉宫广场,把宫墙外的300多户居民搬迁到了布达拉宫后面的雪新村。这一次,顶云家也搬了过去。

次仁多吉的7个孩子都分到了房子,就是现在雪新村的这一排院子。1964年,14岁的次旺仁增到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上学。加上“文革”回来“串联”,前后念书将近6年。回到西藏后,他在拉萨下边的一个县工作了18年,然后调到拉萨市审计局工作。其他兄弟姐妹也大多供职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邮电局、珠穆朗玛宾馆、老藏剧团、粮食局等等。

文章一开头招呼我们的那个戴宽边眼镜的年轻人格桑,是次旺仁增的外甥。他拿给一张名片,那是他的母亲,顶云家的第四个女儿。名片上的职务显示,她除了拥有自治区政协委员、青联委员这些身份,还是国家级演员。而格桑则是军区文工团的演员。

说话间,又进来两名和格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次旺仁增的儿子,一个在上市企业西藏天路公司,另一个在藏药厂当副厂长。当然,如果在噶厦的时代,他们要么就职于某个“勒空”,要么就可能在达赖喇嘛的寺庙中成为一名僧官,然后在成为噶伦的梦想中日复一日地奋斗。

我们的到来勾起了年轻人对于先辈故事的好奇。说起来他们都有些遗憾,档案馆中只记载大家族的故事,有关他们的爷爷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过,这些已经远去的传奇,在他们心里掀起的小小波澜转瞬即逝——  明天,他们自己的生活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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