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粗砺的笔，逼迫着我们正视那段惨烈冰冷的历史
-本刊记者/张雄
杨显惠的眉头很少舒展开来，这很像他的两本作品——《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冷峻风格。他外甥说 ：大姑父的眉眼给人压抑感，写的东西也是，让人看了喘不上气儿来。
197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这年他33岁。之后的20多年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泡泡都不冒一个”，直到200 2年，《夹边沟记事》出版，杨显惠一下子在中国文人圈引起轰动，可是妻子却觉得题材太敏感，她有些为杨显惠担心：“我 不想让他写了。”
杨显惠在甘肃生活了30多年，1960年大饥荒时他正在兰州上中学。五年后高中毕业，杨显惠参加“上山下乡” ，来到酒泉地区农场。调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之后，在那里杨显惠陆续听到关于夹边沟地区右派被饿死的传闻。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一个羁押右派分子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开始关押近3000人，至1960年底，幸存者数 量已不足三分之一。多数人被饿死。1997年，杨显惠决定写作《夹边沟记事》。在之后的五年里，他大海捞针般搜寻采访 了近百名当事人。
出于各种顾虑，很多人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采访。杨显惠只得带上已采访过的人一起，去找下一个采访对象，以争取 信任。用同样的方法，杨显惠花了三年时间走访了定西地区在1960年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遗孤，包括当年孤儿院的领导和 老师，以及其他各类知情人，一共有150多人。最后形成的20多个故事结集成为《定西孤儿院纪事》。2007年，《新 京报》将《定西孤儿院纪事》评为当年的年度小说。
尽管每一个故事都是采访所得，但杨显惠把这两部作品都定义成“小说”：“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 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 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
杨显惠近乎淳朴的白描手法为他招来了“粗糙”的责难。而杨本人也在很多场合自谦地说，他的作品都来自生活现状 ，土得掉渣，没有什么先锋色彩。“越粗糙越真实。”杨显惠的好友，民间出版人贺雄飞有些激动地为他辩护，“就是能让你 流眼泪，因为它是真实的。文学讲真善美，‘真’是第一标准啊。”
从采访到写作，“人相食”的惨景如影随形般跟着杨显惠。杨显惠经常在书房里写得“哭出声来”。在写作《定西孤 儿院纪事》时，杨显惠因心脏疼痛搁笔，住院治疗，而“此前没听说心脏有什么毛病”。
Q:为什么会选取1960年大饥荒的题材？
A:现在的文学作品看不出真正的生活状态，我就想把真实的东西写出来。政策好坏，一句话不说。从写《夹边沟纪 事》的时候，就是这样。我采取的办法，就是写中短篇小说。哪怕有些事情是真实的，我把它处理成小说的形式，这样能发出 来，20多篇，整在一起出了书。
你想想1960年全国饿死了4000万人，这么重大的事件不去描写，文学还关注什么？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能闭 上眼睛，或者转过头不看呢？实际关注这样的问题，就是告诫着今后我们不要再出现。
现在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让你遗忘掉。我觉得不能遗忘，我是甘肃人，甘肃饿死了100多万人，其中定西这个地 方饿死的人最多。一个家庭里，第一个人怎么饿死的，第二个怎么饿死的，五口之家最后剩下一个孤儿，最后生产队把他送进 孤儿院。以前的文学作品就没有表达，我就想把这个写出来。这么惨烈的事情，怎么能忘掉呢。
Q:在你采访过程中，有没有超出你想象预期的东西？
A:有。比如说，那个地方困难，饿死了很多人，右派之间出现了吃人肉的事情。一般谈到这种话题，他们都不愿意 深谈，就简单地说，我也吃过。具体怎么吃的，他不说，我也不好意思问了。
另外，也很难想象，一个农场3000人，饿死了2000多。经过调查，最后活着回来的也就五分之一吧。这些人 弄到夹边沟那个地方以后，他们生产的粮食不够吃，却不调粮食进去，实际上也确实是国家整体上的缺粮。按照国家的设计， 夹边沟只能住四五百个人(相当于最后幸存者数量)，资源就这么多，结果放进去了3000人。这些情况，究竟是怎么制定 的政策，还弄不清楚，需要等官方的档案解密。
Q:当时夹边沟饿死那么多人，是不是因为官员隐瞒了情况？
A:50年代我们国家下情上达是很通畅的，干部不敢胡来。那时候干部队伍并不腐败，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人们 都整怕了，谁敢隐瞒？最多就是大事说小，饿死十个报三个。但报的时候都说那些人是病死的。最后让剩下的几百人撤出，这 个决定是西北局做出的，西北局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那就代表中央了。下面的各级都不敢做这种决定的。
被改变的命运
Q:1997年当你找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愿意谈这些往事吗？有没有顾忌？
A:当然有顾忌，十年前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敢说的。有个别少数人，敢放开谈。他们就说：我已经 70岁80岁了，就算是说了，还会把我送到那地方去？
我采访了这么多人，也不能说把夹边沟的情况全部弄清楚。我那本书里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缺少对管教干部的采访 ，因为这些人不接受采访。找到一两个人，他们觉得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饿死那么多，这话都没法说了，不要去谈。
Q:这些从夹边沟活着走出来的人，能否说他们的命运在那几年里被改变？
A:不是在那几年里改变，是1957年的运动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在夹边沟劳教那几年是他们命运的一个归宿。不 过有一个情况我在书里没有表达，当时夹边沟的右派只要活下来的，他们后来的境况比全国其他地方的要好。他们因为饿死的 人太多，引起了上面的重视。上面来人检查，觉得马上就要死光了，剩下的赶紧送回去让他活下来。他们仅仅在这里劳动了三 年，我知道其他地方的一些右派，一直被劳动教养，直到文革结束。
Q:他们从夹边沟被放回来之后境况如何？
A:说比其他地方的要好些，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被送回来之后，有的原单位就接受了，但是还继续戴着右派分子 帽子。原单位如果不接收你，就得回家去，自谋职业。有的人在家休养了几个月，去“支援农业建设”，就是当农民，一直到 1978年。
Q:这些经历过运动的人，在经过劳动、挨饿之后，他们的内心是怎样的，是不是感觉很不公平？
A:不是不公平，是自卑。就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能不让你自卑吗？当年的工资扣掉了，让你去劳动教养去了。没 饿死调回来，下放到农村当农民，能不自卑吗？
最初的时候，你说你没犯错误，心里觉得不公平，觉得组织冤枉了我。可是一次一次的申诉，人家并不给你纠正。申 诉几次之后，人家最后说你胡闹，干脆给你判个劳改，算刑事犯罪了，直接送到监狱，这是劳教的升级。当时右派是敌我矛盾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劳动教养是行政制裁的最严厉手段。劳教农场跟劳改农场的区别是没有武装押运，劳改是坐监狱。送到 劳改农场之后，你心里就接受了事实：我就是右派，我就是要低人一等。当然，有个性很强的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哪怕 是你把我判劳改。这样的人很少。
Q:从农场放出来之后，还是很自卑？
A:从夹边沟回来之后，一种就是原单位接收了，过了两年到1962年的时候，政府给一些著名的右派摘过一次帽 。中央这样做，地方也要效仿。摘帽工作很快因为新的运动停止了。这样地方上已经摘了的就摘了，没摘的就继续放着。可是 摘了之后呢，还是叫“摘帽右派”，继续按右派对待，仍然不给被打成右派前的待遇。运动来了，把你再拉出来斗。比如你原 来是报社的编辑，定为右派，活着回来。安排工作时，你原来是编辑，现在当资料员去，或者干脆打扫卫生去。工资降级，职 务降级。这是右派里待遇最好的。因为还能在原单位呆着，还能拿一部分工资，有口饭吃。其他的都下放了到农村。
这种事，就是把你的自尊完全彻底地打掉。天天批你，批得时间长了，让你自己检讨，你就觉得我就是犯错误了，确 实真的是右派了。
Q:1978年之后，他们还觉得自己是右派吗？
A:不觉得是右派，可是前面那20年右派当的，让他胆小怕事。所以我采访的时候他们就不敢说，怕再惹下祸。有 些人已经老了退休了，不是担心自己，是担心他的孩子，现在在机关里当科长处长的，别因为自己又让孩子受了影响。一个男 的被打成右派，老婆在单位不是右派也受气啊。孩子考大学，政治审查的时候盖一个章：不宜录取。考全国第一也进不了大学 。
Q:他们会跟自己家里人或者子女讲这些经历吗？
A:大部分不讲。因为给他们摘了帽子之后，他的家庭已经受到他的牵连被影响20年了。家庭成员的命运都被改变 。不愿意讲，不是反党的问题，是自己觉得罪恶深重，对子女对家庭都觉得有罪，还有什么说的呢。
我把这个门缝挤开了
Q:定西孤儿院的那些孩子，在你采访的时候基本已是知天命的年龄，他们跟同龄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A: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他们内心有种自卑感，就是觉得父母都饿死了，很丢人，不光彩。
另外，这些人受到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在孤儿院的环境下，很安心，努力学习的人并不多，后来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安 排工作都不理想。那个时候组织部门有些人也有一个想法，觉得这些人的父母都是饿死的，他们对政府会有仇恨，不能重用， 不能安排到好单位，不能安排到要害部门。在安置这些孤儿时，把他弄到县里的木器合作社啊，铁匠铺啊，所谓的大集体里当 工人。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化经营，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些小集体企业，他们是我们社会改革当中最早下岗的工人。
Q:这些人知道他们的命运受到孤儿身份的影响吗？
A:大部分人都知道。但有些人不是，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不如夹边沟那些人深刻。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很幸运，比如有 的跟他一个村子里的，他进了孤儿院，最后安排到工厂里当了工人，另一家父母没饿死，孩子长大只能当农民。
Q:以后还会继续写这方面的题材吗？
A:关于1960年大饥荒的我不想写了。别人都不管的时候，我来写它。我觉得现在把这个门缝挤开了，有很多人 来关注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作为我个人来说，再去写这样的就是热剩饭，没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