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11点半，吉庆街的热闹和精彩才拉开序幕。本报记者田振龙摄
过江隧道通车后，吉庆街的入口很难找。绕过一片小土堆，记者来到这条武汉最有名的文化娱乐街道。白天的吉庆街宁谧安静，街面上的餐馆都还没有开门营业。“晚上再来吧。”守着泡菜摊的陈爹爹告诉记者，如果晚上再到这里坐坐，就能明白“白天逛汉正街，晚上游吉庆街”的“昼夜两重天”的道理了。
66岁泡菜爹爹
“不吃我的小菜总感觉差点什么”
陈爹爹名叫陈礼斌，家住汉口大智路交易街，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每天早上，他都会和老伴推着十余个酸菜坛子摆在巷子口叫卖，离巷子口不足百米的地方，就是吉庆街。
对于吉庆街，他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我是看着它慢慢发展壮大的，那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陈爹爹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最先开始在吉庆街上做生意的，是一个摆摊炸臭豆腐的婆婆。“那时候炸臭豆腐都是露天经营。一到傍晚，婆婆就在路边摆上桌子板凳，在炉子上油炸臭豆腐。”后来，两家、三家……20家小摊子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条件好一点的摊主还开了餐馆。
“七八年前，吉庆街的生意达到了顶峰。”他套用一句吉庆街顾客的话说：“来武汉，不到吉庆街就是一个对于即将拆迁的吉庆街，爹爹无遗憾。”在那段日子里，吉庆街每晚都比惆怅。“这个地方是属于吉庆街的，要翻台子，陈礼斌和老伴的酸菜也卖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对于脚得很抢手。“很多食客不吃我的小菜底下这片熟知的故土，也许以后只能总感觉差了点什么。”
对于即将拆迁的吉庆街，爹爹无比惆怅。“这个地方是属于吉庆街的，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对于脚底下这片熟知的故土，也许以后只能在心中怀念。
修鞋匠
“吉庆街拆迁了，我也不再擦鞋了”
下午3点多，修鞋匠张师傅在街边摆开了摊子：两张板凳、一个工具箱。“我在这里修鞋已经6年了，”张师傅麻利地把鞋油打在顾客的靴子上，用刷子刷起来。他告诉记者，他很清楚吉庆街拆迁的事情，并且能说出新吉庆街的投资数额以及规划方案。“我们都是住在这里的人，也是靠吉庆街吃饭的，能不关注么。”他说。
吉庆街要拆迁，对于张师傅来说，内心是极不情愿的。“对于食客来说，也许仅仅是换了一个吃饭的地方，但是对于我来说，再也不能在吉庆街摆摊了。”他认为，新吉庆街建成后，不会允许在里面随意摆摊。
“吉庆街拆迁了，我也不再擦鞋了。”张师傅说，随着吉庆街的拆迁，他的擦鞋生涯也已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菜馆老板
“即使亏得再多，我也不离开”
下午5点左右，街道开始有了苏醒的迹象。张乐玉是吉庆街最大的餐饮店——“芳芳菜馆”的老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
13年前，张乐玉在自家的竹床上摆起了花生摊，成为了吉庆街最早的摊点之一。后来，吉庆街上的小摊越来越多，有的小摊炒起了小炒、烤起了烧烤，竹床的上方也搭起了帐篷。“最鼎盛的时候，整条街上帐篷挨着帐篷。”虽然竞争越来越激烈，但街上摊点的形式却依然有着“靠杯酒”的特点，人们大声喊叫，大汗淋漓地喝酒吃肉。用张乐玉的话说，“在这里人们能找到最放松的发泄和解压方式”。
2002年，吉庆街正式开街，作为武汉市最著名的文化娱乐名片，这里开始逐渐脱离“靠杯酒”的单一形式，出现了有房有桌的餐厅。张乐玉的花生小摊也变成了现在的“芳芳菜馆”。
“客人连绵不绝，连外国人都来捧场，曾经包下十桌酒！”她说，这种热闹和繁华一直持续到2007年，如今这里已经开始淡漠，原本紧挨着的菜馆也从二十多家变成了现在的三四家。2007年底，吉庆街的路口彻底被长江隧道的工地堵住了，原本就不多的餐馆又撤走了一些，但张乐玉却一直顶了过来。“即使亏得再多，我也不会离开。”她的话语显得更加坚定。
民乐三人组
“希望在这条街上一直演奏到走不动”
晚上7点，吉庆街的另一种风景也慢慢鲜活起来。背着各自乐器的艺人们在巷子里往来穿梭，杨笛子、王老二胡和盛大提组成的“民乐三人组”也开始招揽生意。
“演奏一首《茉莉花》吧。”一位客人点了曲子，“民乐三人组”便奏响了乐曲。拉二胡的王老已68岁了，他在吉庆街演奏了11年。他说，在吉庆街不乏艺人，但他们从来不会抢生意。“看到前面有人在演奏了，后来的人就会自觉离开。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吉庆街始终是一个只有快乐的地方。”为了守着这份快乐，家住机场河的王老每天都会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来这里演出，雨雪天也没有间断过。
没说一会，又有客人招呼他们过去，“民乐三人组”带着乐器离开了。临走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希望能在这条街上一直演奏，直到走不动。
晚班的哥
“要保留路边音乐的原汁原味”
晚上11点半，吉庆街的热闹和精彩才拉开序幕。的哥李师傅上夜班，跑汉口一带，经常会搭载乘客到吉庆街消夜。没生意时，他也喜欢到吉庆街去守客，“总有人坐。”
“每次到吉庆街吃夜宵，不时有背着吉他、吊着葫芦丝或者是手持各种乐器的人，拿着点歌单邀你点歌。他们还有自己的宣传彩照和报纸的过塑，那时候‘吉庆街四大天王’、‘吉庆街十大歌手’等等层出不穷，每次表演的节目收费在10—20元之间。”李师傅说，原本只是听着好玩，等到气氛上来了，自己还会跟着吼上两嗓子。“希望新吉庆街建成后，要保留路边音乐的原汁原味。”
时针转向了午夜12点，此时的吉庆街依然灯火通明，食客吃着，艺人唱着，老板忙着，这里的快乐还没有停歇。
本报记者王晴许兰超
方方：不要在吉庆街上强贴文化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种吉庆街。在湖北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方方眼里，吉庆街是怎样的呢？近日，方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长江商报：您自小随父母由南京搬到武汉，对这座城市应该有很深的感情吧，您印象中的吉庆街是怎样的？
方方：我虽然不在武汉出生，但已在武汉生活了50年，人生的整个成长过程都在这座城市，当然会对它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但是很抱歉，我从来没有去过吉庆街。
长江商报：您的很多创作都涉及武汉，但却没有反映吉庆街的作品。吉庆街被称为大武汉的民俗名片，它却没能给您带来创作冲动？
方方：很简单，我从来没去过那里。我甚至不觉得吉庆街就是武汉的民俗名片。我看过一些关于吉庆街的报道，也听朋友讲述过那里的事，我认为武汉的民俗还没有俗到那一步。去过吉庆街的人，对它最大的夸奖是好玩，但一致的看法，却是觉得吉庆街真是让武汉俗到底。我永远不会写这条街。
长江商报：您的新书《水在时间之下》是一部关于汉剧和汉剧艺人的长篇小说，您怎样看吉庆街的艺人？
方方：因为没有去过，所以没有看法。有一次在外地，吃饭时有人过来唱歌，同学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吉庆街出来的。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吉庆街艺人。印象中他真是太俗气了，就算是卖唱，也不必这么俗。就我所接触到的去过吉庆街的人，虽然大家也说好玩，但没有一个人不说那里“俗”的。如果以百分制为武汉打分，吉庆街给人们是这样的印象，它至少能让武汉减去十分，甚至更多。
长江商报：作为现实主义大家，您必定有一双尖锐的眼睛。在您眼中老吉庆街存在哪些问题？
方方：没有去过，所以看不到。但我相信，每天处在声音之中，住在吉庆街的居民一定是万分痛苦。他们一定没有常人的安静生活。而来客们，吃了玩了打情骂俏一番，很是开心，但回去无一不说武汉真是太俗了。而他们嘴里所说的俗，还不是通俗的俗，而是低俗的俗。一定不要在“吉庆街”上强贴文化，尤其不要视其为武汉文化的特色。
长江商报：武汉市政府已决定花4亿元将吉庆街整体搬迁。您对新吉庆街有什么期望？
方方：我不清楚市政府的这一计划。我建议政府部门听听更多纳税人，特别是文化人的意见，让新吉庆街找准文化定位。我希望新的吉庆街不要再给武汉的文化减分。
本报记者 柯称
声音
“李梦（22岁 学生）：我就去过吉庆街一次，其实里面的东西不好吃。
静小诺（25岁 模特）：可惜了。吉庆街是武汉市民化生活的一个标志性代表，池莉的《生活秀》让吉庆街的鸭脖子在全国声名大噪，到现在很多外地人认为武汉的“特产”就是鸭脖子和吉庆街。新的吉庆街呢？期待着。
李广瑞（45 岁 公务员）：希望在保持原有吉庆街的传统风格的基础之上，能够提档升级。同时，希望能够与过江隧道的整体风格相符合。
珍奥（36岁 文化人）：或许是太多新的文化诞生了，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古老文化的落寞。吉庆街，或许我们并不会刻意去深思它存在和不存在的意义，但许多年后，没人会知道它的名字，以及发生在那里的故事。
袁兵（35岁 工人）：对吉庆街不是太了解，只听说是武汉文化的象征，总该为武汉后人保留点什么吧。不能只看经济实惠，不留文化传承。
毛臣（28岁 工程师）：武汉又少了一个值得炫耀的特色之地了，那些民间艺人和汉味大摆档又该何去何从？
李芳芳（34岁 白领）：有时候和同事唱完卡拉OK就过去吃夜宵，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可以释放一些工作压力。
徐卫国（55岁 国有企业职工）：保留最初的民间气氛就好了，别让武汉本土的东西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