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视，就是有一行字幕说拍卖出去了。有兽首的图片，还有配乐，气氛就跟开追悼会似的。”牛宪锋说，从拍卖之后他一直关注国内的舆论。此时，据称律师团发起人刘洋已前往西班牙散心。直到现在，没有媒体能联系到他。
在一片争论之中，真正的幕后买家蔡铭超始终在厦门的公司里不动声色。他本人公司的所有职员无一人知道。
2月28日早晨，牛宪锋按捺不住，他乘坐最早的航班从北京飞往厦门，与蔡铭超商讨处理方案。
蔡铭超也认为，“兽首的事情最开始基金会就一直在关注，事情到了这个样子，我想和大家说清楚。但是不知道和谁说合适，就通过基金会请了一些记者开发布会。”
两人经过一天的琢磨，最后确定了六个字“这个款，不能付”。
“你注意，是不能付，不是不付和付不起，是不能！”牛宪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不能付是有说明有原因的，这个拍卖本身有问题。这是一个态度。”
确定方案后，牛宪锋当天晚上返回北京。3月1日晚上，蔡铭超来到北京，入住亚洲大酒店。第二天，新闻发布会召开。
蔡铭超只露面十几秒，发言不足一百字，最后他说出“这个款，不能付”。之后，匆匆离去，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我提前问好服务员从后门怎么乘电梯。我和蔡铭超说，你说完就走，假装接电话或者怎么样的。”牛宪锋笑着对记者说。
当天，蔡铭超就返回厦门。
这六个字成为了一枚炸弹。
也将整个“阻止兽首拍卖”事件引向了另一方向。
焦点从兽首转到蔡铭超
法国佳士得表态“此事正在商讨之中，尚不便对媒体发布消息”；媒体评论开始围绕诚信问题铺天盖地；BBC以“英雄还是流氓”的大标题展开报道。而此时，牛宪锋更换了手机号码躲在办公室，蔡铭超将手机呼转为来电提醒。知情者瞬间蒸发了。
回到厦门的蔡铭超，吩咐员工买来100斤大米，“我就准备天天在公司熬粥喝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笑着说。公开了自己“拍而不买”的做法，等于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他每天躲在公司里，从办公室的窗户往下去，看着门口来来往往聚集的记者。对于电话和到访的记者，员工一律告知“蔡总还没回来”。
“他跟我说，他回到厦门仰望星空，泪流满面。”牛宪锋笑着对记者说。
“我知道他的压力很大。连我的压力都很大，那一段时间我有表达的欲望，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那种压力说不清楚。我连仰望星空的心情都没有，北京也看不到星星。”
国家文物局拍卖会后发布的《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成为蔡铭超进一步解释“不能付款”的依据，加上文物基金会的参与(虽为民间组织，但职员仍为国家公务员)，蔡铭超此次“胆大妄为”之举，也因此引发猜测，是否相关部门参与了事件的“策划”“运作”？
国家文物局紧接着发表声明称，“蔡铭超拍下兽首是个人行为。”
舆论开始两极分化。根据一些网站的调查，支持和反对的约7：3。
还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蔡铭超“有可能要负担法律责任。”…………
牛宪锋和蔡铭超分别躲在北京和厦门查看不断升级的报道。而对那些对于买家诚信的质疑，他们感到愤怒和不解。
经过十多天的沉默。蔡铭超再次来到北京，再次“想和大家说清楚”。他有选择地接受了少数媒体的采访。牛宪锋也开始与熟悉的媒体记者接触。
此时恰是北京两会召开时，圆明园兽首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无论政府发言人还是代表委员纷纷对此事发表观点。
这两尊曾有着历史记忆的铜兽首，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抽离的符号，它们事关艺术价值、外交关系、法律依据、国民诚信、民族感情，等一切问题，而它们也与其本身的文物含义更行更远了。 ★
“我想，事情的后果他想得很明白”
——独家专访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牛宪锋
牛宪锋作为兽首事件的知情人之一，在蔡铭超宣布“这个款不能付”的新闻通报会之后同样消失在公众视线内。他所在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会)一直对兽首事件保持关注并参与其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蔡铭超参与竞拍兽首，最后决定“这个款不能付”，是不是基金会策划的？
牛宪锋：这个事不是说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拍卖开始前一天他(蔡铭超)才说的。
他已经想好了。我想，这个事情至少后果他想得非常明白，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就改变什么或者决定什么。他也没有必要向我们汇报这个事，他是基金会的顾问，反而是我们应该问他。
中国新闻周刊：拍卖会一结束，你就知道是他拍得了兽首吗？
牛宪锋：我不知道一定是他。但是他决心很大，至少先拿下再说，这点我是知道的。结果出来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如果他不站出来做这个事，我们是没有什么其他办法的。如果是某个国家博物馆或者有恶意的个人拍得了，那这个东西，都不一定知道在哪儿，我们再去追索，难度就非常大了。现在至少我们还能主动说这两个头应该归还。
中国新闻周刊：召开新闻通报会是你们要求做的吗？
牛宪锋：通报会也是他的决定。我们算是帮忙，用我们的平台帮他把消息发布出去。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事别在心里悬着了。
刚拍完之后，有很多猜测，国内的舆论气氛也不好，一种就是唱衰，完了，没戏了，感觉很沮丧，失败很彻底。还有一种非常极端，就像是骂街似的，你不是拍了吗，你等着。
我作为一个知情者看这些是好笑，作为一个旁观者，感觉是悲哀。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结果，理解这个行为。
中国新闻周刊：但通报会上却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解释？
牛宪锋：蔡铭超很有主见。就是想把事情告诉大家就完了。他做事非常低调，初衷也很单纯，他不想站在风口浪尖上。他能站出来说这个事是他做的，本身就是一颗炸弹，再加上六个字“这个款不能付”，这就成原子弹了。
我知道他面临的压力非常大，他(本来)说他就不露面了，他觉得事情做完了。
中国新闻周刊：事情出来之后，有很多争论，关于诚信问题等等，你们怎么看？
牛宪锋：这不是诚信不诚信的问题。不是说没钱，也不是存心恶搞。是不能付。这个拍卖本身就有问题，不能拿一般的拍卖来衡量。佳士得拍卖的是不该上拍的东西，这本身就破坏了商业规则，拍品和拍卖这个行为有争议，这是问题的核心和本质。
现在等于是把牌出给对方了。 ★
专访蔡铭超：我没想到后果是这样的
“简单地说，拍卖兽首，就像有人到你家里撒尿，你说，哎这不行，他还做，那我就一巴掌过去”
本刊记者/杨时
神秘买家蔡铭超一时成为焦点。近日，蔡铭超来到北京参加香港某电视台节目录制，事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这也是他在纸媒上唯一接受的采访。
他坐在休息室内，穿着黑色的立领中装，安静地抽着KENT香烟，说话时显得很诚恳，看得出，之前对媒体的拒绝，并非因为高傲，而是一贯的低调让他害怕被打扰。
参与竞拍没有找人商量
中国新闻周刊：你做出参与竞拍的决定之前，是否有和别人商量？
蔡铭超：我跟谁商量啊？没法商量。你要不要做这个事都是那0.1秒做出的决定，你怎么商量？
我是那0.1秒决定要做出一个委托。其实每次佳士得拍卖我都会去拍一些东西。我决定要拿下这两个兽首是看到现场之后。给你举个例子，这(指拍卖兽首)就像有人到你家里撒尿，你说，这不行，他还做，那我就一巴掌过去。简单地说那时候心态就是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和你竞拍的买家你知道是谁吗？
蔡铭超：那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西方买家。所以我要是不做这个事，这两个东西以后很可能就见不到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时已经决定不管拍到多少钱都一定要拍下吗？
蔡铭超：其实当时落了这个槌之后，比我想象的便宜多了。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你在佳士得的信用等级是三个亿？你这次拒绝付款之后会不会被佳士得列入黑名单，那对你意味着什么？
蔡铭超：哪里拍卖都一样，都不用交保证金，都是根据信用等级。也不能说信用等级就是(具体)多少。这次拍卖如果拍到十个亿，那就是十个亿了。
正常来说，应该是会被列入黑名单。但是，(我认为)这次是个个案，事件比较奇特，我相信最终能有一个好的妥善的结果。
如果他们把我列入黑名单，那说明他们还认为这个拍卖是对的；列入黑名单就是不能再和佳士得有什么关系了，没来往了。不过好东西还是可以从别人那里买嘛。
中国新闻周刊：声明拒绝付款之后，佳士得和皮埃尔(兽首主人)和你联系过吗？
蔡铭超：没联系过。佳士得肯定不会找当事人怎么样，他们会按一个正常程序走。皮埃尔肯定不会和我联系。
中国新闻周刊：会不会强制性让你付款？
蔡铭超：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
“拒付”又成事件新的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声称“这个款不能付”的时候，文物部门已下发了通知称严查佳士得拍品入境。有很多外界猜测，这是不是官方的行为，事实是怎样的？你和他们沟通过吗？
蔡铭超：没有。那个文物局的文就是(碰)巧的。你想，那个文当天发出来，说明几天前就已经拟好稿了。文物局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了，文物局能给我多少钱啊？文物局要做这个事也不需要找我啊。
其实很多都是巧合，两个兽首都是1400万欧元，有人就说这是佳士得做的价格，其实就是赶巧。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没有这个通知，你原想用什么理由拒付款？
蔡铭超：就是正常的理由啊。这个东西本来就不该拍。
这次文物局(刚好发文)让别人误会以为是有什么官方行为了，其实不是。
中国新闻周刊：你后来开新闻发布会说明情况，是基金会与你协商的说辞吗？
蔡铭超：也不能这么说。我想找一个机会跟大家讲清楚，我不知道该和谁说好，正好基金会这个平台帮我找了记者。
那句话(“这个款不能付”)，也是大伙一块聊最后才确定的。
我没想到开发布会的后果是这样的。没想到这么大的压力。我以为我已经把事情做了，让大家知道就可以了。没想到又成了一个新的开始了。
我回到厦门之后一下子觉得冷清了。自己想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指拍而拒付)？想来想去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到厦门之后像个什么呢，就像个能到处走的通缉犯。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这个事情会对自己今后的生意有影响。是不是指大家担心诚信问题，不把东西送到你的拍卖公司了？
蔡铭超：是啊。我又不是(要)炒作我的公司，这对我没什么好处，来回的飞机，有时候打个的什么的都要自己出。短时间内也影响我的生意。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事有点……但是慢慢地就知道佳士得这个拍卖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以后人们就不会往诚信问题上去讨论。
这个事件严格来说和诚信问题是不沾边的，对不对？ ★
还原蔡铭超
之前，他是一个眼光颇准的拍卖行商人。在“竞拍兽首拒不付款”事件之后，这个瘦小的闽南人，成为了家乡宗亲中的“名族英雄”
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厦门)
蔡铭超进入文物经营行当，是2001年之后的事情。2006年，“亿元拍得金佛”之事，让他在厦门内外的收藏圈爆得大名，而金佛至今未回厦门。2009年2月底，佳士得拍卖会上，他高价拍下圆明园兽首，却“拍而不买”，再次引发争议，并因此“蜚声海内外”。
目前他是厦门心和艺术拍卖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是一家私营公司，总部在厦门岛内风光最秀丽的白鹭洲公园，藏身闹市，湖边之地，寸土寸金。
公司是一幢独栋别墅，两层大门把守着，正常情况下，总是关着。摁了门铃，过半晌才有人来。
低调发财 和善待人
入内，便看到一尊毛主席铜像，工作人员说，“这也是个文物，蔡总从北京拍回来的”。毛主席塑像下面有个方形木墩，正面刻着鲜红的“忠”字。
一楼前台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幅毛主席画像，两边插着两面中国国旗。员工说，公司里的装修都是蔡总定的。
蔡铭超的办公室在二楼，办公室门面和墙融合成一个整体，显得很隐蔽，门口挂着一幅“铭心超我”的书法，蔡常以此4字与员工共勉。办公室门刷卡后自动打开，蔡的家里亦是如此，所有的门都是刷卡；蔡铭超的公司坚持“在艺术品市场以小而精的为营运路线”，这都反映出蔡一贯的谨慎作风。
作为一名商人，蔡铭超属于“低调发财”那一类。有人说蔡铭超起家于服装生意，也有人则认为他起家于机票代理。
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行政部经理申如军说，他1995年左右与蔡铭超相识，那时，他负责航空营运方面的工作，蔡做机票代理。
20世纪90年代，机票代理是一个利润颇丰的行当，业务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十来万。蔡看准商机，果断通过其在上海的关系，获得机票代理资格。
蔡善交际，与那些航空业的头面人物接洽时，出手大方，热情周到，让来者都对这个瘦小的闽南人刮目相看。
申如军认为蔡铭超是个“能量很大的人”，那会，进口轿车是个紧缺商品，他却给自己弄来一辆原装的丰田皇冠。
在做票代之前，蔡经营过服装，做过物流，也做过工艺品出口。直到代理机票起，他开始渐入财富之道。
90年代后期，机票代理业务的利润滑坡，蔡立即转手，他把代理点卖给了别人，随即在长青路开了一家茶叶店，为了让自己的茶叶店更显雅致趣味，他特地在店里的一角摆上古玩柜台。那时的他不曾想到，这个“无心插柳”之举日后竟然“柳成荫”。
常言道无商不奸，但蔡铭超给人的印象，除了精明之外，便是和气善良。
厦门本地一位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多次采访蔡，有一个故事让他记忆深刻。有一次采访时，蔡见这位记者面色凝重，便问何故。当他听说记者刚遇到一名女童身上多处受伤骨折住院，二话没说，掏出5000元钱，委托记者交给住院的小女孩，并要求不要把捐钱的事情对外披露。
拍卖商人 眼光精准
蔡铭超喜欢穿立领的黑色中式服装，或是唐装。他做了七八件同样款式的唐装和中山装，保证自己恒定独特的造型。从外表看，他颇有些文物藏家的范儿。
2001年，蔡铭超意识到收藏的价值。那时他还在做瓷器出口贸易，一次偶然机会，一位做高仿的美国客户带着他去了次苏富比拍卖会，蔡“开了眼”，他后来和别人回忆那次经历依旧兴奋不已。蔡说，“第一次见到古代瓷器的实物，居然是那么的做工细致、画工精湛，官窑也好，民窑也好，一件件瓷器都是那么美，让人忍不住就想亲近。”
蔡对一位来访的记者说，他在这些古代瓷器上看到了“有一种现代人已经失传的认真”，他决心专心于此。
他放下茶叶店的生意，进入当时属于国有企业的厦门国际商品拍卖公司(下称国拍)，不久就任艺术部经理。艺术部主要拍卖文物古董，需要很好的判断力和鉴赏能力，这让不熟悉他的人感到惊讶，以为蔡天赋异禀。其实，“没有谁天生就是收藏家”，厦门收藏协会会长丁建南说，蔡铭超经常拜访一些藏友，不懂就问，很下工夫。
2005年，蔡离开国拍，在一年后买下原厦门金拍拍卖公司，更名为心和艺术。公司注册资本116万元，蔡占有95%的股份。经营4年之后，心和已经成为厦门档次最高的一家拍卖行，公司也从长青路上的门面房搬到了白鹭洲的独栋别墅，年租金高达82.1760万元。
蔡铭超对文物拍卖有自己的眼光和经营之道。
有一次，一位藏家拿出了一只大明宣德年的蛐蛐罐儿，是一件带残的收藏品，蔡铭超开始考虑再三收下了，“不为别的，就因为上面画的芦燕栩栩如生”，结果第一场拍卖的价格不很理想，底价5万元，只拍出了20多万元，他觉得这个价格太低了，就撺掇一个朋友花近50万元从得标者手中又把蛐蛐罐儿买了回来。结果过了两年再拍的时候，就已经达200多万元。
蔡逐渐成为拍卖会上的常客。商人的一面让他看东西非常精准，也会看藏品是否具备价值投资的潜力，这让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至于陷入痴迷。
每次有人问起蔡铭超现在有多少藏品了，他都不说话，旁边的人补白：精品200件。他依旧只是笑。
2006年，香港苏富比“佛光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专拍场，蔡铭超执353号竞拍，最终以1.166亿的价格将“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坐像”成功拍下，创下中国艺术品迄今为止世界拍卖最高纪录，也是第一位将天价艺术品收入囊中的内地买家。
那是他第一次名动江湖，几乎整个厦门岛的人都知道了他。介入拍卖行业后，蔡从台湾、香港等地拿来一些上档次的藏品在厦门进行拍卖，有几十年收藏经历的唐码博美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茂盛说，蔡为厦门收藏界带来了生机，也开阔了圈内人的眼界。
拍下金佛，蔡铭超也引起各方争议，当时他挺想不通：“为什么保利拍回一尊国宝大家就都认为是保利做了一件公益事业，而我拍了一尊佛像，却招来了很多非议，难道仅仅因为我是做拍卖公司的？”
蔡铭超当时表示要把这尊绝世的“天价佛像”安家在厦门，以结束其海外飘零的历史。他说，在决定参与竞拍时，就有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既包括请回佛像本身，也有其他延伸产业：比如建成庙宇给它安身，这里就会成为有名的旅游景点，对于藏传佛教也是一种弘扬。 厦门堪称世界第一的并不多，这一绝世铜佛会为整个城市增色，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可估量的。“依托铜佛可以有各类文化产业的经营，铜佛本身就是专利，还会帮助建立企业品牌。我有这个理念和创意，吸引感兴趣的人来参与，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的文化产业。”
据媒体报道，拍卖事件已经过去两年多时间，佛像却迟迟没有来到厦门，仅仅停留在半路上——香港。
拍卖事件 成宗亲英雄
蔡铭超个子不高，1.68米左右，且瘦，短短的头发茬子。笑时，他的眼角会出现一堆皱纹，但这倒未令他显老，两只眼睛不大，但显得精力充沛。
与朋友去茶馆，蔡铭超总会显出主人般热情，他叫服务员“小妹，小妹”，很浓的闽南口音，然后他便会将合身的西装袖口卷上去一截儿，露出一双非常白的手，开始热情招呼朋友，与之攀谈。
林上钦是蔡铭超公司的副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袖子垂着显得拖泥带水，还容易剐蹭，蔡不喜欢。
拍下铜兽首并拒绝付款后，媒体开始全面曝光蔡铭超。起初，有人将其与多年前风云此地的赖昌星相提并论，“都不是好人”。
但很快，蔡的族人主动致电福建本地媒体，公开声称，蔡铭超是晋江市人，是“永和镇坂头村蔡家族人的骄傲”。
蔡铭超的堂哥蔡益生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聊天时，骄傲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堂弟一向做事果断，有自己的判断，生意否则也做不到今天这样。他介绍说，蔡铭超兄妹4人，2男2女，他排行老三，其他三人都定居澳门和香港。
晋江永和镇坂头村，蔡铭超的“祖厝”只是座一层的石头房子。村委、又是蔡铭超堂亲的蔡明国会热情地告诉来访的记者，这是蔡铭超父亲蔡芳庭生前居住的地方。自从父亲过世后，在厦门出生长大的蔡铭超除了清明节回来扫墓，就很少回来了。
坂头村老家里，蔡益生保留的唯一一张蔡铭超的照片，是从身份证上翻印的，放大很多倍，让四面而来的人看。谈起对堂弟的印象，蔡益生连声说“他从小就很聪明、很重义气”，对家乡的教育等公益事业也很支持，并以他父亲的名义成立了助学基金会。
族人亲友每次从晋江去厦门，都难得见到蔡铭超，除非提前预约。但只要接待，蔡都会很热情。
在族人眼里，蔡铭超就是英雄。福建柯蔡济阳宗亲会安海分会上宗亲们纷纷表示要力挺他，这个宗亲会秘书长柯连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要将此事向世界柯蔡济阳宗亲会反映，“让全世界的宗亲都声援他！”目前已经有600名宗亲族人联名签字。 ★
关于圆明园兽首“回归”的话题，至今已经是第三拨了。可是当喧嚣过去，关于它们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便无人关心，更极少人有心前往，去一睹辛苦归来的兽首的真身
文/万佳欢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厅内，圆明园牛、虎、猴、猪四件兽首铜像单独占据了一个小厅。它们从右到左依次排放，背后整个墙壁是一幅放大了的圆明园海晏堂铜版图，图中细致描绘了这些兽首铜像原来的样子——北京圆明园的海晏堂楼前阶下，十二生肖人身兽头铜像围绕喷水池呈“八”字形排列，将那个庭院衬托得气势不凡。
而今，这十二尊铜像身首异处，圆明园内铜像仅剩汉白玉底座的残骸，人身部分至今也没有现身。
关于圆明园兽首“回归”的话题，至今已经是第三拨了。之前两次，一次是在2000年保利回购三个兽首之时，另一次是2007年澳门赌王何鸿以近7000万港币购得马首时。
可是当喧嚣过去，回来的兽首“丢”在何处便无人关心，更极少人有心前往，去一睹辛苦归来的兽首的真身。
兽首“前世”是喷头
关于兽首铜像的出身，要追溯到清乾隆12年。
那一年，乾隆皇帝看到一幅绘有西方水法(喷泉)的西洋画，觉得非常新奇，之前，他听说喷泉在葡萄牙很盛行，一心想显示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于是招来从康熙年间起就在宫中作画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询问：谁可以造这样的东西？
在郎世宁的设计下，整个西洋楼的三组大喷泉先后动工建造，喷泉分别位于最早动工修建的“谐奇趣”、现在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大水法、以及海晏堂三个建筑群中。海晏堂不在西洋楼中轴线上，可以计时、报时的喷泉“水力钟”成为它最大的特点，而兽首铜像正是这个喷泉中的“喷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导王道成对本刊介绍说，西方的喷泉多以人体塑像为喷头，“乾隆并不想照搬，因此在设计上要求中西合璧，”于是，“水力钟”喷泉由极具中国特色的十二生肖兽首+人身铜像组成，以不同动物来代表相应的时辰，每一个时辰，十二生肖相应的动物口中就会喷水两个小时。到了正午，十二座铜像口中会一齐喷水，景象蔚为壮观。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郎世宁画好了“谐奇趣东边西洋式花园”，其中包括海晏堂的平面设计图。第二年，其推荐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也设计好了“新建水法仪器样”，并交由造办处工匠着手制作，兽首喷头正是在这期间铸造的。
中国工匠们采用了最好的合金铜，铸工精整。从已回归的几件兽首来看，其艺术造型也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色。
15年后，蒋友仁病逝，由于朝廷里没人懂机械，喷泉实际上一直处于废弃状态。每当皇帝游园，只能派小太监挑水灌满水池，并人工开水闸放水，才能使兽首口中喷出水来。
而“水力钟”喷水的景象还是藉由当时皇家画院如意馆画师伊兰泰绘制的“西洋楼铜版画”保存了下来。这一压印过200份的铜版画在沈阳故宫、紫禁城等皇家园林都有保存，从而幸运地躲过了几十年后的圆明园大劫难，使现代人得以了解到当年兽首铜像喷泉的原貌。
喧嚣中“回归”
1860年10月6日，法英两国侵略军先后闯入圆明园，开始疯狂劫掠。虽然民国时期及解放后，也有中国百姓在圆明园中拿走了一些东西，但圆明园里的文物珍宝基本上都是在英法联军进去的时候被抢走的。12个兽首铜像也就此流失海外。
关于兽首铜像再次出现，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年开始的。1985年，一个美国古董商在加州一处私人住宅内无意中发现，牛首铜像被主人放在浴室中挂浴巾，而虎、马首铜像也被当成普通的园艺装饰品。古董商当即以每尊1500美元的低价买下了这三个铜像。此外，猴首和猪首也曾传出在伦敦被同时拍卖的消息。
1987年，台湾收藏经纪机构寒舍集团的负责人蔡辰洋通过电话，在国际拍卖会上以13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猴首。1989年，他又一口气竞投到牛首、虎首和马首。此后，这四件铜兽首几经转手流散在其他台湾收藏家手中。而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对本刊记者的介绍，当时国内文物界对这些消息并不知情。
2000年春，“圆明园兽首铜像”一词第一次走进了中国民众的视线：台湾收藏家委托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将猴、牛、虎三个兽首在香港进行拍卖。此事在香港掀起了轩然大波，“群众对拍卖行为相当气愤，他们游行，还冲进了拍卖场。”王道成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的《大公报》更是在社论中直斥两家拍卖行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这时，保利集团突然间冒了出来。
保利集团公司现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155家大型中央企业之一。1998年，公司拓展创意产业领域，成立了保利艺术博物馆。作为中国大陆首家由大型国企兴办的博物馆，该馆馆藏展品绝大多数为保利集团从海外回购而来。
兽首拍卖最后以一个令外界惊呼的高价落槌——保利集团以总价3000万港元的价格拍卖下三个兽首，超过了底价的十几倍。“在中国艺术品国际性的拍卖场上，这是天价。”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甘学军对本刊说。
当时与三个兽首一起拍卖成功的，还有圆明园的另一件文物转心瓶。它是由北京市文物公司拍下，创下了将近2000万港币的单件天价。
2002年底，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会在纽约寻访到了圆明园猪首铜像的下落。通过协商，澳门富商何鸿于第二年9月出资600多万港币将其收购，并捐赠给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
2007年8月，苏富比突然发布消息称要拍卖马首，再次引起各界哗然。情形和这次两兽首很像：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率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公开拍卖马首铜像”，国家文物局也在第一时间发函香港苏富比，指出“该文物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时掠夺的珍贵文物”，并表示“不赞成以公开拍卖的形式对待马首，希望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促成马首回归。”
9月5日，通过与收藏者协商，何鸿在拍卖会举行之前以6910万港币购得马首铜像，并宣布将其捐赠国家。这项交易也刷新了清代雕像的世界最高成交价。
自此，五个圆明园兽首铜像在众望所归中“回家”了。
回归兽首的非文物功能
五个兽首傲然回归国家之后，命运便不同了。
王道明参加了首次展出的剪彩仪式。“当时找了20多位历史文物方面的专家开座谈会，商讨兽首的展出和保护工作。”他回忆说。
而当时的文物界和拍卖界对此存在一些质疑。首先是拍卖行为本身，“现在看来，我不赞成买回来，文物回归应该通过政策性的手段、有原则地处理，”谢辰生说。
此外，兽首买回来后被国家评为一级文物，引起了文物和历史学者的很多争议。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历史学博士葛剑雄就对媒体公开表示：“我不承认这样的东西可以作为一级文物”。
而最多的质疑还是来自于拍卖价格方面。“(兽首)就是个出水口。这种东西在欧洲多了去了，所以为什么在海外都是流散在社会上，没进欧洲的博物馆？因为它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谢辰生说。
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甘学军更直接，“业内很多人当时都觉得保利花了那么大的价钱，是‘冤大头’。”
然而，三个兽首在香港、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几个大城市以及台湾地区进行的巡展，极大地打响了其博物馆和“保利”的知名度。据报道，巡展的观展人次达到400多万，在香港艺术馆展出时更是吸引了3万多市民排队参观。2007年6月，保利集团被授予“海外流散文物回归故里贡献奖”。
甘学军对本刊表示，虽然看起来保利花了很大价钱，但这几个兽首对提升保利的形象，以及对公司文化、房地产开发等其他领域的业务“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副总曹利群也对记者肯定了兽首对公司品牌形象塑造和提升公司诚信度方面的积极作用。
“保利把文物收藏和企业的市场开拓结合起来运作，兽首已经成为保利为中国文物回流所做努力的一个见证。他们的重大项目开盘的时候，都要举行‘国宝展览’。” 甘学军说。
当2003年何鸿把猪首捐赠给保利集团后，牛、猴、虎、猪四个铜兽首“会师”，其后就一直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中集体亮相。据了解，海外流失文物的捐赠对象取决于捐赠人的意愿，可以直接指定某个博物馆，也可以捐献给政府或某个机构，通常由指定的受赠方单独进行管理。
最后拍下的马首铜像，在何鸿先生的安排下，曾于2007年10月在香港、澳门展出。而今，马首却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不知现存于何处。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导王道成对本刊记者说，圆明园管理处也曾经想联系何鸿，希望能够保存兽首铜像，“但可能是考虑到保存条件等问题，就放弃了。”他告诉记者，圆明园现在还有一个展览馆，里面“比较简陋”。
记者就圆明园是否联系过保存马首一事向圆明园管理处发言人宗天亮求证，他对记者的回答很耐人寻味，“这涉及到国内整个文物管理的机制问题，有很多东西都还没理清，背景太复杂了。”
业内人士大都表示不清楚马首目前保存在哪、到底捐往哪个单位进行保存也还没有定论。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导王道成说，马首“有可能仍在何鸿处，因为还未找到合适的安放地点。”
现在，保利博物馆里的参观者人数寥寥。3月13日(周五)下午，从3点半到4点半的一个小时里，保利艺术博物馆里的参观者只有本刊记者一个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天(的情况)差不多都这样。” ★
兽首之争的喧嚣与代价
两尊兽首“拍而不买”引发的争议，在国内外舆论和过高“爱国热情”的裹挟下，无法控制地走向闹剧。当风波暂时平息，又有谁来考量其中的得失
文/陈辰
2008年10月23日，法国佳士得拍卖行的一纸声明在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海啸”。
“国际艺术品拍卖巨头佳士得公司将于2009年2月23日至25日举办‘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拍品中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自圆明园掠走、流失海外多年的鼠首和兔首铜像，总估价高达人民币2亿元。”——第二天，同一条消息几乎登上了中国各大媒体。犹如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一时间，政府抗议、律师追讨、民间声援，中国各界舆论谴责声一片。
作为冲突的直接对立面，佳士得成为众矢之的，各大媒体纷纷发表评论指责其不顾中国人民感情“唯利是图”的行为。
众多批判声中，中国庞大的网民群体发出了最强音。但往往情绪表达多于实质。有人义愤地高呼“那两个兽首是被外国侵略者侵夺的华夏瑰宝”；有人奔走相告呼吁爱国人士高价购买后送还祖国；还有人异想天开地期望萨科齐收购之后赠送给中国。
更有网民设计出一款暴打佳士得的flash游戏。游戏页面中，埃菲尔铁塔上悬挂着一只红色的沙袋，上书“佳士得”三字，轻点鼠标就可以完成一次对“佳士得”沙袋的击打。该游戏迅速得到网民的青睐，8天内“佳士得”沙袋已被击打超过24万次。
价值被全面误读
舆论的裹挟之下，这些个青铜兽首的价值被全面误读，成了中华民族那段屈辱历史的代表和中国文物流失的缩影。而一些保有理性的专家对于事实主体的解读，被淹没在情绪的汪洋之中。
“流失海外的大量文物里，比兽首价值高的多得是，这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对记者表示他的观点：“追索文物应该采取法律和外交的方法，但因为这两件兽首为私人收藏，政府根本不能与之形成对话。另一方面，国际公约对一百多年前文物的约束力很小，并没有非常适合的法律依据。回购只能使价钱越炒越高，最终还是坑害了中国人。因此，中国人拿回这两件文物的可能性本身就很小”。
86岁高龄的著名文物学家罗哲文则更加直接地呼吁大家“不要做冤大头”：“价值顶多100万元人民币”，“如果超过这个数字，那就是被骗了”。
简单回顾此前几尊兽首的回归过程：
2000年4月底和5月初，在香港佳士得和香港苏富比的拍卖会上，牛首、猴首和虎首铜像现身，最终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以总额超过了底价十几倍的价格竞得。
在2007年9月初，苏富比拍卖会上何鸿以“清代雕像的世界最高成交价”成交马首。
保利和何鸿高价回购兽首的“义举”，得到各方赞誉。这些舆论客观上营造了一种氛围，人们都在等待下一个“孤胆英雄”的降临。
一场“山寨版”的追讨官司
而这次与此前情形略有不同，民众借助互联网形成合流，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并且开始成为事件的主导。与之相比，政府的声音则显得相对滞后而微弱，未能引导民众情绪趋向理性发展。
首先站出来的是53岁的职业律师刘洋。据刘洋自己介绍，早在2002年，他偶然得知埃及就有律师以个人名义起诉英国大英博物馆，追讨流失在外的文物。于是就决心启动一个“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诉讼。
就这样，刘洋成立了“海外流失文物民族尊严、追索起诉办公室”，他名片上赫然印着“起诉办公室负责人”的字样。
2008年11月，刘洋在其博客上，以《诉讼追讨圆明园流失文物的谋划》为题发表三篇系列文章，召集组建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的律师团，以诉讼方式尝试追回国外流失文物。诉讼之说一起，即受到了网友的热烈追捧，两个月后，以刘洋为首，由67名中国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在北京召开记者会。
与政府的“稳妥”表现相比，中国的民间力量主动跳将出来，通过这场官司，中国方面与佳士得、兽首持有者贝尔热之间交手才真正展开，事情被一步步推向不可知。
著名法学家王云霞教授在参加央视节目时表示，从一个法学家的立场来说，她认为诉讼有很多法律的难点，存在着很多很多障碍，并不赞成这个诉讼。刘洋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理直，所以气壮。”
网友的支持也是刘洋坚持下去的一大原因。召集令发出之后，刘洋的博客点击率一直居高不下。“尽管有一些杂音，但每次打开留言板，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顶’”。
庞大的律师团成立了，却找不到原告方，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原本计划的“原告”国家文物局、圆明园管理处都未能出面。
此间，刘洋成功找到了赞助人提供诉讼费用。又联系到了拥有美国纽约州律师执业资格及中国律师执业资格的法籍女律师任晓红担任代理人。一场完全由民间力量策划、推动的国际诉讼蓄势待发。
就在开拍前两周，2009年2月12日，中国政府发出了官方声明，希望“通过沟通撤拍”，并表示“这些文物理应归还中国”。 诉讼失败 冲突升级
另一方面，兽首持有者皮埃尔·贝尔热也不遗余力地为拍卖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贝尔热在接受法新社等媒体采访时，坚持他是通过合法途径收集到这些文物的，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这些中国的兽首是150年前从中国抢夺来的，就像人们从雅典巴特农神庙抢夺浮雕放进大英博物馆里一样” 。
而之后贝尔热以“人权问题”要挟中国的说辞则彻底激怒了中国网民。这一荒唐的“交换条件”行为也给文物之争增添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中国网民反应异常激烈，制裁法国、封杀佳士得的呼吁充斥论坛。去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在法国传递时遇破坏的激愤情绪再次出现。
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驳斥其将归还兽首与达赖挂钩的敲诈行为。适逢两会，代表和委员们也对兽首表达了高度的关注。
2月19日，拍卖前一周，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律师团递交了阻止拍卖的“禁止令”请求。巴黎大审法院于北京时间24日凌晨1时左右对圆明园鼠兔首能否被拍卖作出宣判，法官认为，请求人——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对于本案没有直接请求权，驳回其关于要求停止拍卖、禁止拍卖的诉讼请求，并赔偿两个被告方各一千欧元——一场扰扰嚷嚷的国际官司最终失败。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有许多法律专家在裁决后指出：不得不承认的是，法国法院在这一案件上的判决是非常准确的。此案件中，中国人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也没有合适的申诉主体。
可诉讼失败却又一次刺激了中国网民的神经。
“人家始终在法律范围内形式，而我们的愤怒与激情却游离与法律之外”，资深评论家童大焕在事后撰文表示。
一场代价沉重的“义举”
北京时间2月26日，拍卖会如期举行。就在当晚拍卖开始前，数十名中国留学生聚集到巴黎大皇宫门前举行抗议活动，分发要求这些文物归还中国的传单。其中一段内容写道：“私人收藏者手中的每一个圆明园文物都在提醒人们那一段血腥和野蛮历史。
而蔡铭超的“这个款不能付”的声言，又一次成为了国内各大媒体评论的焦点。舆论立场鲜明地分成了两大阵营，“挺蔡者”不遗余力鼓与呼：称“蔡铭超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蔡铭超的举动显示了中国民间的力量与智慧”“蔡铭超让兽首流拍具有棒喝效应”。“倒蔡派”则认为，拍而不买的行为损害了中国人的信用。“兽首竞拍不会付款将支付公信与尊严”“戏弄佳士得的爱国行为并不值得鼓励”。
相形之下，国际社会对此事件的总体反应却更为理性和客观。
根据法国《费加罗》报网站的一项调查，有超过八成的法国网民认为，贝尔热应该将兽首铜像归还中国。
法新社发表评论说，圣罗兰的伙伴提出用“人权”交换这两件文物，使中法之间有关文物的争论已经变成政治争端。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以“对中国的侵害”作为报道的一个小标题，报道援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称，“拍卖战争中非法掠夺的文物不仅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中国人民的文化权益，而且有悖有关国际公约”。
与归属尚无定论的流失兽首文物相比，被质疑的“国民信誉度”却将是这次中国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赵榆接受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担忧：蔡铭超的做法等于是在外国人面前自毁中国人的信誉。蔡铭超打着中国人责任的名义出尔反尔，实际是让中国人在国际大型拍卖会上失信于人。
“在中国强大起来之后，中国人有一种被强大感操纵的倾向。”资深评论员刘洪波说。祖国强大之后，中国人沉溺在一种畅快表达自己的快感之中。只是，尚无掌握表达自己的方法。“抱着不遵守规则的态度来玩游戏，罔顾基本的行为底线，无异于一种无赖的行为，最终只能被判出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