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事件的真相与迷雾
艾 君
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人在珍宝岛(俄语中称为达曼斯基岛)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流血事件引起全世界关注。
40年前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其根源是什么？至今为止，所有相关的历史记忆、当事人的陈述、研究者的分析——也包括局外人的冷眼观察，都未能让我们清晰地拼凑出一幅完整、真实的历史图景。难道说，某些真相永远只能尘封吗？
珍宝岛：冲突记事
珍宝岛是中国黑龙江省与苏联远东地区“界河”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长1500米到1800米，宽600米到700米；乌苏里江退潮时，该岛整个变成一个半岛，明显属于中国。按照国际法以及中俄之间签署的条约，国界应以河流主航道划分，但是，沙俄利用清帝国的衰弱，占据了乌苏里江的大部分；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年代末，两国、两党出现分歧和矛盾，领土问题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重大因素。
对于珍宝岛事件的原委，中苏双方曾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对方；自然就形成迥然不同的版本。我国多数相关论著都将珍宝岛冲突定性为：中国军民抵抗侵略、正义的自卫反击战；反过来，苏方则认为是中国边防军人对苏方边防军主动发起进攻。尽管与我国方面的立场和论述迥异，但参考苏方和第三方的说法，有助于认识历史真相，也会相映成趣。
按照苏方说法，3月2日事件是中方蓄谋发起的主动袭击，使苏军造成伤亡。3月1日深夜到2日凌晨，大约300名中国军人登上珍宝岛，在岛的西岸的灌木丛中潜伏下来，伺机发起袭击。他们都穿着白色大衣，与周围的雪融为一体，大衣下藏着武器；身上没带任何证件，苏军观察哨并未发现。
早上10点40分左右，苏军边防部队接到报告说，从中国军队的工事中有30人向珍宝岛方向移动。苏军军官И。斯特列尔尼科夫立即集合部队，乘坐装甲车(有边防部队的摄影师并带着摄像机、相机)，到11点10分左右，向中方“挑衅者”抗议，要求他们离开苏联领土。一名中国人大声喊了句什么，随后就响起了手枪枪声。第一队人闪开后，第二队人用冲锋枪对斯特列尔尼科夫猝然发起扫射，斯特列尔尼科夫等人当场被打死。中国人抢走摄像机，但是没发现照相机。
这时，岛上猫耳洞里的中国伏兵也开火了，造成多人伤亡，剩下的人退到结冰的湖上，成为活靶子，多数被打死，只有根纳迪·谢列波夫奇迹般生还(后来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这时，驻扎在珍宝岛北边十七八公里处的В。布贝宁上尉带了20人乘装甲车赶来增援。布贝宁在战斗中也受伤了，但他摧毁了中国军队的一个指挥所，中国人被迫撤退；但布贝宁的战车也被击毁了。
3月7日，苏联塔斯社和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称，3月2日冲突中，苏方阵亡31人，14人负伤。此外，还有一名士兵阿库罗夫被中国军队俘虏，后来交还给苏方，但此人因伤重很快死去(关于阿库罗夫为何被捕，有两种说法：有说中国军队误以为他是军官；还有人认为，他被当成中国士兵)。中方伤亡大约在100人到150人之间。
3月2日事件之后，中苏双方都在边境加强了力量。在离珍宝岛几公里处，苏军增派一个摩步师；中方也增派一个团，约5000人。
3月14日大约下午3点时，苏军边防部队接到命令：从珍宝岛撤防(但是，至今俄罗斯学者认为，该命令极为蹊跷、诡异：命令的逻辑不明，是什么人下命令也不清楚)；苏军撤走后，中国军人立即以10到15人为一组登上该岛；苏军予以回击，中国军人撤到岸边。
3月14日晚8点，苏军边防军又接到命令：占据该岛。到0点之后，苏军指挥官杨申率60名边防军人乘4辆装甲车登上该岛。
3月15日早上9点左右，中方安置了高音喇叭，要苏军离开中国领土、“放弃修正主义”，等等；苏军也安放了高音喇叭，称：“趁现在还不晚，好好想想吧，你们面前是将中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那些人的儿女。”随后，陷入寂静。10点，中国炮兵开始轰炸小岛；同时，中国军队开始冲锋，战斗进行得很残酷。到12点时，苏军一辆装甲车被击毁，20分钟后，又一辆被击毁；有四五百名中国士兵试图攻击苏军后方。
中、苏军队激战时，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出国了，勃列日涅夫在前往匈牙利的火车上，当地时间是凌晨，勃列日涅夫还在睡觉。中午12点，才得以向勃列日涅夫汇报、联络；勃列日涅夫考虑近一小时后，要苏军动用一切手段，将“侵略者”赶出去。苏军动用了炮兵、摩步师，下午5点，苏军炮兵对中方阵地实施打击，中国军队开始撤退。此后，中国军队几次反击都被击退。
珍宝岛冲突其实是一场准战争，双方都动用了正规军，尤其是苏方甚至动用了火力强大的“冰雹”式火箭装置。在3月15日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伤亡大约800人，而苏军士兵伤亡60人(有数字说，中方损失在1500人到3000人之间)。苏方称，是中国人发起了进攻，被苏军守军击退。
3月3日，中国和苏联都对对方发出抗议照会；同一天，1万多中国民众在北京的苏联使馆附近示威；3月7日，10万苏联民众游行示威，并袭击了莫斯科的中国驻苏使馆，砸碎玻璃，投掷墨水瓶。
作为第三方的观察和分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3月2日的枪战可能是双方巡逻队的偶然相遇而爆发的枪战，苏方坚持是中国设下埋伏，“以掩盖他们(苏军)失败的事实”；同时，“苏联人滔滔不绝地描述细节和义愤填膺的程度”使人生疑，因而，这多半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
对于3月15日的冲突，中方指出，3月15日凌晨，苏军大批坦克攻击了中方的巡逻部队；按照剑桥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看法，这也像是苏军设伏诱使中国军队来进攻。
冲突原因的探索
关于珍宝岛冲突，应该首先明确当时中苏关系的大背景。1957年苏共20大之后，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显露；60年代初，中苏矛盾加深且日益表面化，苏联催逼债务、撤走援华专家，使中国陷入困难；到1964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双方都召回大使。
边境地区成为双方宣泄不满的平台。1960年代里，中国政府指责苏联侵入中国领土等行径，而苏方也指责中国挑起冲突。从1967年到1969年间，中苏之间的边境冲突不断，常常出现对骂、肉搏等滑稽情形。俄罗斯资料说，这种肉搏常常以苏方占上风而告终，为此，中方甚至特意从少林寺请一些武林高手参与。
在整个1960、1970年代里，中苏论战和相互指责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惯常。双方都在边界囤积重兵；两国学者配合形势，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长期论辩。许多年之后，邓小平曾说过：中、苏两国都说了许多空话；俄罗斯论者(如曾担任宣传部长的谢皮罗夫)也强调了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恶化方面应承担的责任。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1969年是中国“文革”的第四年，中国国内经济崩溃，文化、科技衰退，迫使中国政府急于转移视线，将一切问题归咎于苏联侵略者；而苏联领导人似乎也有类似需求，因而中苏冲突对双方都有好处：毛泽东想让中国人相信：国家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必须“勒紧腰带”；而苏联政府则想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政策的“侵略性”。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解释是：可能是中国军队指挥官试图向上级表明其重要性；中国政府对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感到震惊，希望警告一下苏联；当时中国高层的权力斗争，外国的军事威胁可使林彪地位稳固和上升；等等。
关于中苏珍宝岛冲突的真相，至今仍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2007年，俄罗斯《金号角》电子报文章断言，流血冲突可能是中国军界精英(具体来说就是林彪)与苏联政界上层共同策划的阴谋。该文提出几个疑点：3月14日，苏联边防军接到奇怪的命令，要求撤防，是为什么？第二天早晨中国军队发起冲锋，苏军边防军要求炮兵增援，但是炮兵按兵不动；坦克本应在3月13日就抵达，但直到血战正酣时才赶到，这又是为什么？此外，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其目的地是苏联；而苏联认为林彪是中苏冲突的罪人，为什么他还要逃到苏联呢？该文说，林彪曾为苏方提供大量情报，并与苏方一起“订购”了珍宝岛战争；林彪借战争来提高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九大”之后，林彪果然成为接班人，并写进宪法)；而苏联则希望扶植林彪，假他之手推翻毛泽东。但是，这些只是一种影影绰绰的假说、猜想，体现的是作者丰富大胆的想象力，并无多少切实可靠的档案资料依据。
俄学者认为，虽然说就地理位置来看，珍宝岛明显属于中方，对于苏联也毫无军事和经济价值，但是，严重对抗的中苏双方谁都不能示弱，否则就将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认为苏联只是让自己士兵白白流血送命的观点并无道理。
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边境冲突并未结束；在1969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巴而鲁克山西部的铁列克提地区，中苏之间爆发了类似的严重流血冲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苏联借制造冲突来压中国妥协，回到谈判桌前。
1969年9月11日，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从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举行政府间谈判，之后，事态逐渐好转，流血冲突才算告终。中苏双方商定，保持边界的现状。有俄罗斯论者认为，此后，珍宝岛已经在事实上属于中国了。
1991年5月19日，中苏签署协议，边界按照乌苏里江主航道划分，珍宝岛划归中国。1997年中俄东段边界划界完成之后，珍宝岛就从法律上完全归属中国。
冲突的影响及其后遗症
中苏两国因关系恶化和军事对抗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面对压力，中国国内一度提出了“备战”口号，消耗了大量资源；而对于苏联来说，同样付出巨大代价。当然，迄今为止，尚无关于对抗年代里中苏在经济、社会领域付出代价的权威数据和研究成果。
中苏对抗迫使中国的外交路线急剧转变。中国彻底放弃了意识形态划线，转而寻求新的战略盟友，与美国修好(其时，美国在越南深陷泥潭，开始收缩；与中国改善关系，可以帮助美国从越南体面地撤出，结束噩梦)，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1975年越南建国后，在维持与苏联的紧密关系的同时，开始将之前帮助其反抗美国侵略的盟友中国视为威胁，悄悄地泛起反华喧嚣；并且自愿充当苏联的地缘政治工具，对周边国家表现出侵略性，与中国关系恶化。
苏联在蒙古、中亚、远东、东南亚方向对中国全面实施战略和军事压力，这种态势持续了将近20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才结束(中国强烈要求苏联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此长时间的对抗也使其国力受到很大牵制。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对中国西部边陲造成地缘政治压力；但是，阿富汗也使苏联遭遇了类似美军在越南的命运，或许就是压垮苏联这匹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俄罗斯有学者认为，中、美合作曾经为“解体”苏联做出贡献。
珍宝岛事件及其历史记忆，对于中苏两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对于苏联国民来说，潜在的“中国威胁”似乎是一场噩梦。1973年9月5日，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影响非常广泛。索尔仁尼琴认为，在10年到30年内，苏联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与中国的战争，战争将使苏联失去6000万人口，而且都是最优秀的人口；在这场战争之后，俄罗斯民族将不复存在。导致战争的原因，就是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对未开发的西伯利亚的巨大压力和意识形态压力；但双方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为了争执是“列宁著作533页写的是真理、还是中国方面断言的335页写的才是真理”这样的问题爆发战争，显然是不值得的。
1991年至今，一些俄语国家中对于中国的消极态度和观念，仍体现了中苏对抗时期的遗留作风，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某些反华消极言论，仍用“中国威胁”来吓唬俄罗斯政府和国民；反过来，苏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高压态势，也曾在中国人的心底留下阴影。
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还原历史真实，因为他们的职务、地位等原因，不足以让他们了解事件的全貌；此外，政治考量仍然存在，且许多细节涉及国家秘密。一些人言之凿凿的，其实只是部分真相——而部分真相，多半也就是假象(甚至可能是谎言)；一些人为的神话、臆想大行其道。
需要提及的是：珍宝岛事件的苏方亲历者维塔利·布贝宁因立下战功，逐步被提拔为将军；在勃列日涅夫的过问下，他还负责组建苏联特种部队“А小组”(即“阿尔法”小组的前身)。他曾在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血染达曼斯基之雪》。作者在为苏联一番辩护之后，也在书中写下了惶惑：“能在谈判桌前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打一仗呢？”
现在，中俄边界问题已全面解决，而那些牺牲的生命和流血也并非无谓，我们要予以珍视；尽管说，他们都置身过程之中，是大历史中身不由己的客体。我们必须让历史鲜活起来，获得真知，积累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