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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之路在户县后寨村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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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寨村，分还是不分始终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本报记者江雪/文胡国庆/图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唱响广阔农村的口号。如果说在新中国初期，农村初级社的建立还带有一定的理性，到后来，要“一步登天”进入高级社、进入共产主义时，广大的中国农村，就因为这种狂想，坠入了苦难的深渊。
后寨，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人，那么这个村庄的性格是倔强的、务实的。从初级社时的砖瓦厂，到改革开放后的纺纱厂、玻璃厂，从1954年到今天，后寨有一部完整的企业史，仅仅在“文革”期间中断过，便是明证。在今天，这个另类村庄的发展依然具有标本意义。
一个村庄的创业史
1956年，后寨把吃不完的黄豆卖给了邻村做豆腐，被认为是“走黑市”、“走资本主义道路”，村支书被免了。但后寨人的企业之路却从没停下过。从初级社时的砖瓦厂开始，后寨的企业之路从1954年走到今天，只在“文革”时停顿过。
88岁的刘世连，出生于1921年。这个曾担任后寨村大队长几十年的老人，对记者口述了这个村庄的历史：
新中国刚成立，后寨归余下大队管，建立了个初级社。刚入社时有40多户人，100多户人里边有一半多人没有入社。1955年冬天又建了一个新社，生产资料等具体问题没有解决，1956年正月就要求“一步登天”，成立“高级社”，和老社并到一起，要求全部进社。
当时，村里唯一的“地主”白家没有进社。白家有30多亩地，4头骡子，一辆车。到1958年左右，把白家强行收进了社，他家的10间房6间都收了。
接下来是大炼钢铁，河滩上挖铁砂，进山挖矿，农活都没人干了。那时我30多岁，当队长，就是带着大家干活。那时候的人都听话得很，毛主席的号令就是“圣旨”。
1956年冬天，村里的黄豆吃不完，不好保管，打算上交国家，去粮站交粮，粮站不要，正好邻村在做豆腐，就卖给了邻村，没有按照国家定的价卖，被认为是卖“黑市”，就把当时的支部书记杜乃平开除了，说书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1961年我当大队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农村也“夺权”，红卫兵把权夺了。1968年又让我当队长，从1972年当书记，一直干到1981年。
1976年毛主席逝世了，1977年开始允许办企业了，原来不准生产队办任何企业的。我们村子想办个纺纱厂，没钱，从信用社贷了五六万，钱还不够，社员们集资，共凑了大约10万元，1977年冬天就把纺纱厂办起来了，会计、大队长出去采购，1978年二三月份，买来了纺纱机，当时没地方，纺纱机就安在戏楼上……
据杜玉忠老人回忆，后寨最早的企业可以回溯到1954年的砖瓦厂，当时还在初级社。厂子一直办得不错，直到“文革”时期，厂子停了，1976年，砖瓦厂发展到3孔窑，后因为“土吃完了”，1978年后寨又办了硫酸铜厂。当时这个厂的收入就有两万元，4个队每队还曾分到三四千元。此后随着改革开放，后寨人办玻璃厂、淀粉厂，在不断的“折腾”中，积累下了今天的“家业”。
从后寨的企业史能看出，曾经，在“极左”的背景下，后寨人显然体现了农民的务实与他们的生存智慧。
分与不分：痛苦与困惑
今天，是否愿意分地单干，已将后寨人划分出无形的“阵营”。去年年底，在七队队长的选举中，90%的选票上写下：要求分地。但村庄的观察者认为，30年前拒绝分地的后寨，如今面临着利益分化、人心向背以及政策影响等一系列的现实背景，今天，地还能分下去吗？
后寨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迷茫过。
去年年底，各小队选举队长，在七队，选举出现戏剧性的一幕：有90%的人写下“要求分地！”因为对上一年“决分”不满，至今，包括七队在内的3个小队还没有选出队长。
七队的风波源自去年收益的大滑坡。2008年，七队队长决定种植100多亩甜瓜，不料年初就遭遇冰雪天气，甜瓜种植、生产赔进去了不少钱。因为这项损失，年底的决算中，七队的分值竟然不到10元，即一天的劳动力还不到10元钱，招来“社员”们怨声载道。
人们质疑的声音由来已久。对小队来说，种植什么往往由队长决定，而风险则由大家集体承担。“如果获利了，没人表扬你，赔了，大伙儿骂死你！”为了规避风险，小队轻易不愿意以大片土地去进行规模种植或其他尝试。
显然，土地规模经营，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后寨，虽有土地优势，却因集体弊端的羁绊，没有获得什么收益。“去早了算一天的工，晚了也算一天的工。干多干少都一样，人有啥积极性！”村民杜某抱怨说。以给包谷打药为例，打一桶药是10分工，有人一次就背半桶药，也算10分工。“去年甜瓜虽然有天灾因素，但如果是私人的地，肯定不会这么惨。雨雪天气时，私人的地可以全家不睡觉，守在地里，集体的就不行了，才去找人呀。”余下镇副镇长詹文远对集体的一些弊端颇有体会。
曾为后寨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杜玉忠，感慨道：“30年前没有分地，今天，更难分了！”他认为，今天如果要分地，比当年面临的困难大多了。“人人都愿意要好地，那些路边的地、瘠薄的地分给谁？如果分不公，今天的人和过去不一样了，还不和你拼命？”他举例说，周边一个村庄，村里要对土地进行小片调整，结果根本进行不下去，后来，新换了个“歪人”村长，才把地调整了。
据杜玉忠介绍，2002年，村里有一个队就上访要求分地，后来村上同意小队分地，但具体实施中，还是“流产”了，原因是小队找不出一个能够“主持分地”的人。
但“分地”的呼声如今在村庄中无时不在。2006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大约有八成村民表示愿意走集体路子，不分地。而到2008年，没有人敢说，不愿意分地的人还能占一半以上。“愿意分和不愿意分的人，在村里大约各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则是观望状态。”詹文远判断说。
“后寨发展面临瓶颈”
因为是集体企业，没有土地证，后寨的集体企业无法要来贷款，使得多年来企业的收益无法惠及更多的村民。而村民们对现实不满的原因之一，是集体企业至今从没有给大家分过红。
2月9日，元宵节。新上任的村支书周波在村庄里查看自来水管道改造的线路。这位年轻支书没有像往年那样，在村里请社火、放烟花，让“社员”们热闹一下。街道上很安静，后寨的元宵节显得有些冷冷清清。
“一来去年村里扩大生产，没有多少钱；二来咱新上任，也不想太扎眼。好好把事情做起来再说。”周波说。他今年34岁，原来就在村里当干部，年前被选举为新的支部书记。
新村主任张广安，是比周波更年轻的“80后”，面对村庄，两人雄心勃勃地都想做些事。但他们也都知道，“后寨的事，不好干”。
后寨的辉煌岁月也是他们今天的压力。“1996年俺们村的红色桑塔纳，开到西安城，也惹眼呢。现在不行了。”张广安回忆着幼年记忆里的后寨。这个年轻人，和父兄们多年来在外做生意，家道殷实，此次回村参加竞选，因为“农村也是一个平台，可以多认识一些人，做一些事，实现自己的价值。”
2008年，后寨的净利润六七百万元，上缴利税400万元。后寨依然是明星村，拥有多种荣誉。但有一个事实是，从1996年到现在，后寨的经济没有怎么增长。
后寨的经济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国家贷款。原来，老书记张志武的风格是有多少钱干多少事，所以后寨多年来没有向国家贷款。近年来，后寨虽然想贷款，但因为是集体企业，没有土地证，银行不给贷款。2008年，村上用积累的700万元投入玻璃厂的扩大生产，另外200万元，则是向村民“借”的。
贷款和税收问题，被认为是制约后寨发展的“瓶颈”。
“人家私人企业，交三四十万，就披红戴花，我们呢，每年交几百万元税，也没有见个啥！”周波说。而且因为是集体企业，“卖个炉渣、一片碎蛋蛋玻璃也要开票呢！”多年来，后寨每年给国家上缴税收都在400万元以上。
而不能贷款也使得后寨企业的收益不能惠及更多的村民。村民们对现实不满的原因之一是：集体企业至今从没有给大家分过红。
“当初办厂子时大伙儿都承担着风险，这么多年，企业效益这么好，可村民们没有见实惠！”村民梁某举例说，村里有一家人，当初也为集体的厂子承担了风险，但因为长期没分红，如今老两口已经去世，一个女儿出嫁，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了，像这种情况，就太不公平了。
但张志武和周波则认为，没分红是因为长期都是投入再生产，另外，村里是“以工养农”，长年以工业补贴农业，也算是在分红了。但对这个说法，许多人并不认可。
村庄的未来
国家在鼓励土地规模经营。但在集体制下的后寨，虽有土地集中的优势，却因集体弊端的羁绊，“规模经营”并没有获得什么收益。
“老人们把集体的旗扛了这么多年，不能到我们这里扛不下去了！”周波说。
周波多少有些期望：上级能不能对后寨有所“眷顾”？不管怎样，我们扛的都是集体的大旗呀！
然而，普通的村民却不这么想。“后寨必须融入时代潮流。再不融入，就落得更远了！”村民梁某说。他常年在外做生意，家境殷实，生活富足。虽然自己多年来很少参加“集体生活”，一直埋头致富，但他还是对后寨的命运比较担心。
“集体的路子和大时代不符合，处在夹层里，难受！”这样的判断也是大多数村民的想法。但年轻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还是试图找出一些集体的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来为村里谋求利益。十七大之后国家关于土地流转的一系列政策，给了他们一些希望。
“土地就是后寨唯一的资本。我们想把土地利用起来，招商引资！”周波说。同时，镇上也在积极协调，想帮助后寨“招商引资”。
“一旦有人来投资，我们的土地都在村里，谈判也比较容易，相信这一点对投资者还是有吸引力的。”周波说。他希望媒体的报道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后寨，尤其是那些投资者。
“在这些大的项目中，会征求村民的意见吗？”记者问。
“一般不会召开村民大会，如果通过村民代表会和党员会，基本上就可以干了。关键是项目要好。”周波说。事实上，在后寨，大约已有七八年没有开过村民大会了。“我们后寨人都顾全大局，只要项目好，大伙儿肯定会同意的。”周波显得很有信心。但对是否会侵犯到那些一直要求“分地”的人的土地权益，他显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要企业办好了，大家能得到实惠，就不会闹着要分地了。”他说。詹文远也认为，对后寨来说，分地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企业发展不下去，集体经济也就随之解散了。
詹文远认为，这些年后寨集体经济比较好的原因是玻璃行业发展较好，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加之集体经济自身的弊端，后寨的发展停滞不可避免。“按目前的管理体制，后寨要发展，必须改革。”
他认为，对后寨来说，一方面农业上把土地承包出去，一方面工业上逐步形成思路，走华西模式，通过承包或股份制等改进企业。但从目前来说，因为村里才组成“新班子”，而市场现状又不好，只能暂时维持现状，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
目前，后寨的固定资产大约有五六千万元，其中净资产大约在2200万元到2300万元，分下来，全村人也就两三万元。在户县的518个村子里，后寨和东韩、千王等村因为有集体企业而比较富裕，但东韩和千王的企业早都被承包出去了。“因为涉及集体经济，我们对后寨更关注一些。但后寨的路咋走，最终还是要尊重村民自己的意愿。”詹文远说。
怎么看待后寨这个“明星村”的独特现状？后寨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明天？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先生。他认为，实践表明，任何情况下，集体制都是低效率的，这些走集体路子而取得成功的村庄，一般都有其他的经济补充。而且，这些村庄的成功因素一般都在于有“乡村精英”的领导，脱离不了“人治”的模式。“中国当代史上的人民公社时代，特别是1958年到1962年那个时期，就像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想证明一个理想，但它被否定了。否定这个理想的代价是惨重的。”他说。
他认为，对当前的后寨来说，当务之急是对企业进行改制，改制后通过收取土地使用费等，还能保证村庄公共设施的投入。否则，集体企业一旦“烂包”，村庄里经济一直依靠企业的村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后记
记录后寨祝福后寨
从2006年至今，我们一次次来到后寨，希望记录下后寨的存在以及它悄然发生着的变迁。我们相信这个村庄的故事，也许会对备受关注的“三农问题”研究提供一个真切的样本。
和中国数以几十万计的村庄一样，后寨也如一艘小船，在时代的潮流中被裹挟着。
无疑，土地是这个大集体中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那是30年前了：当时全国都在包产到户，而后寨人不愿意分地。为此，县上把张志武“扣”了3天，让他回来给村民做“思想工作”，但村民还是不愿意分。直到乡上一位比较开明的领导，同意后寨可以暂时不分地，这个“大集体”才一路走了下来。
曾经，作为不顺应历史潮流的“惩罚”，张志武的工资被扣到了1983年。直到这年夏天，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位主任到后寨调研，说了句：不管走啥路子，只要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就是好路子！后寨人这才卸下了“思想包袱”，在“集体”的道路上走到了今天。
30年如白驹过隙，如今的后寨，再次面临着选择。不分地，意味着继续吃大锅饭；分地，则意味着对企业进行妥善的处置，放弃过去“混”的观念，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但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即使分了地，也不享有对土地真正的所有权，他们能一路走好吗？
选择是艰难的，好在，后寨人理性而务实，分与不分，利益的考量最重要，而非路线的争执。无论个别人关于“人民公社好”的鼓吹是多么喧嚣，后寨人冷暖自知。
我们祝福后寨，也祝福大地上千万个繁荣或凋敝的村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愿它们承受的痛少一些。每一个靠劳动吃饭的农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江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