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在讨论“国学大师”的真伪和标准时，却都忽略了，“国学大师”背后衍生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能点石成金
本刊记者/杨时旸
文怀沙曾不止一次提过，“国学大师”是别人封的，自己却从来没有这么自称过。言下之意，这不能说我“沽名钓誉”。
可是没有自称不等于没有自认为是，并让大家都以为是。短短几年，文怀沙把“国学大师”这个名号经营得风生水起，财源滚滚。
专门经纪公司代理“国学大师”
国学热的出现，让文怀沙有了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密集的报道和人们对于“国学”知识的缺乏，让大众以为这位留着长髯，经常独自吟唱楚辞的老人是中国硕果仅存的“大师”。
各种活动邀请纷至沓来。崔自默对记者说，“艺术界、文化界、佛教、道教界邀请文老的多了，因为这么大岁数的老先生还有几个啊？虽然有，那些老先生有几个愿意活动的？又有几个有精力活动的？”
在崔自默看来，媒体以及各种有关国学的活动选中文怀沙也有特定的原因。“他愿意参加，其他那些老先生没这个精力、没水平也不行啊。如果一次活动，请你来了，砸锅了，还会请吗？他肯定有点水平吧。所以任何一个人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文老当之无愧。”
“有的老先生有穷酸文人劲儿，谁愿意跟你打交道？什么叫学问，就拿几本书，背几句诗，盗古人姓名就是学问？跟人交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没有两把刷子还敢走江湖？”对于李辉文中提到有人评价文怀沙是“江湖人”，崔自默有自己对“江湖”的理解。
参加各种活动的背后，是“出场费”这个巨大的利益回报。据崔自默说，文怀沙周围有专人为其打理相关活动。
记者调查发现，一家名为“北京燕堂文化有限公司”的机构在2005年11月25日注册成立：文怀沙任最高顾问，其子文斯为法人代表，注册资本50万，主要经营文怀沙书法及图书作品，同时负责文怀沙出席各类活动事宜。它的经营范围基本和目前的娱乐明星的经纪公司无异。
记者致电该公司了解到，文怀沙书法作品价格为“每平尺一万五千元”。一位熟悉行情的文化经纪人告诉记者，“这是相当高的价格了”。国内著名书法家刘炳森生前书法价格，最高时仅约在每平尺八千到一万元。
当记者向公司相关人员问及邀请文怀沙出席活动的嘉宾费用时，对方表示，要先发传真，再根据活动具体考虑。
《四部文明》是如何编撰的？
除出席活动获取出场费，以及书法销售之外，文怀沙另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来自图书售卖。
在文怀沙本人回应李辉的短短200字言中，对自己学术成就的自辩来自两个部分：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
而《四部文明》也是其最为重要的搏“大师”之名的压宝之作。《四部文明》包括《商周文明卷》《秦汉文明卷》《魏晋南北朝文明卷》以及《隋唐文明卷》，共计二百册，一亿四千万字。文怀沙称此书是“对于《四库全书》歪曲篡改古籍的一次修正”。
近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自称是参与此书编辑工作的前任人员，并向记者爆料了该书的编纂过程。本刊尚无法核实这些信息的准确性，他告诉记者，自己为江苏人，曾在西安读大学，英语专业。现已回到淮阴从事贸易工作。
该爆料者称，2004年底他在网上看到“汉唐文明编委会”的招聘信息，对方拟聘“编辑和计算机操作员”，他记得招聘中，对“编辑”并无特别要求，“大概是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没有对古文有特别要求”。
2005年初，他并进入汉唐文明编委会的编辑团队。“当时就叫编委会，在西安。有编辑部、计算机操作部之类的部门，我们每天的工作是把线装古书的线剪断，根据老板的要求，按照一定顺序扫描、复印，通过电脑把字的黑框修一修。工作就是用剪刀和尺子。”该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每个月薪水700块，中午管一顿饭。编辑部三四个人，整个单位最多的时候八九个人。薪水最高的一千到一千二百元。”
“文怀沙去过我们那一次，相当于参观，也没说工作的事，也没看那些书。”爆料人称，“我们都不知道文怀沙是谁，工作人员里除了老板没人对那些古书感兴趣。”爆料者所说的老板名叫傅光，是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教师，据资料称傅光的父亲是研究杜甫的学者，是文怀沙曾经的狱友。
爆料者称他进入编委会时，《隋唐文明》刚刚进入销售环节，他因帮助老板打印购买清单，了解到购买者包括香港、澳门等地的大学以及国内某些著名企业。价格每套三万八千元，有时可以打八折或七折。
2007年11月，《四部文明》出版，首发式场面宏大，政界学界诸多知名人士参加。《四部文明》还有一个独立的网站，明确写着“由‘国学大师’文怀沙主编”，“限量发行一千套。售价八万八千元，接受全球订购。”
“我在那工作了6个月，知道那样编出的书竟卖到那么贵，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这些(真相)。”这位爆料者说。
现在，仍然可以通过网络检索到此书的编纂单位，“编委会”已命名为“陕西震旦汉唐研究院”。在2007年1月时，该研究院还在招聘新人，其中中英文编辑的要求为“大专以上学历”。
记者致电其独家销售公司，对方表示，“《四部文明》中的《隋唐文明》卷和先前出版的内容大致一样，只是字体有所更改。如果购买全套，最低价可打八折。邮费由公司承担。”
他告诉记者，“《四部文明》已经销售出200多套，送礼送了200多套，现在所剩不多。”《四部文明》的网站显示，受赠人中包括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 ★
(实习生李响亦有贡献)
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需要进行“去魅化”处理。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而更像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算
本刊记者/丁尘馨
这次学者李辉揭文怀沙造假事件，虽然如此前其他文化事件一样，“名人效应”迅速在媒体和社会间引起巨大反响。可不同之处却在于，不仅仅在坊间，来自学术界的反响更为强烈，这实际上体现了知识界对自身更深的追讨与反思。
从这点来说，也许学界还需要更多的如李辉的“挑事者”。
为此，本刊专访了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作为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现象观察的学者，他时常也是那个“挑事者”的角色。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李辉揭文怀沙“造假”之事，看似一个带有正义理由的文人笔仗，此前这类事极少发生，你觉得，它和曾经风行的文化人因观点不同，通过媒体就事件观点互相争论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朱大可：李辉是负责任的传记作家，他的质疑，代表许多文坛老人的看法，并且(这个看法)至少已经在文坛流行了二三十年之久，因为早在80年代， 我就已经听过类似的传言，但大多数人也就一笑了之而已。
此事酿成轩然大波的原因，不仅在于文怀沙遇到了李辉这种执着探究的作家，而且缘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人们对“大师”泛滥的现状，已经忍无可忍。
这是一次文坛的“清理门户”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比当年的“赵忠祥事件”，同为揭丑，从神坛上“揭露”被神化者的“真实面目”，同样涉及作风问题，这次大家关注的重点似乎更倾向“国学”与“大师”的真伪，你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同？
朱大可：文怀沙的“大师门”跟“赵饶事件”相比，似乎有很大的相似性：首先，它们都跟情色有关；其次，主人公都是威权体制下的国家主义精英。在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年代，任何对精英的打击，都会引发民众的兴奋。
但跟以前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揭秘者”和后续批评者，都不是普通网民，而是文坛知识分子。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而更像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算。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这次揭露文大师事件中，他被拉下神坛的“社会意义”？
朱大可：在辽阔的废墟面前，“大师”就像京剧演员行头上的塑料珠子，散发出文化繁荣的虚假气息。一方面是文化溃败，一方面却是“大师”泛滥，这种矛盾而荒谬的现象，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
政府、媒体和大众本身，都应当对这种“伪大师现象”承担责任。
那些文化职能部门封了许多名不副实的“大师”，是导致“大师”泛滥的直接原因；媒体记者的大肆炒作，进一步加剧了伪大师群体的恶性繁殖。李辉的文章，虽然对文怀沙而言有点过激，但有助于推动人们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必要的反思。就是，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需要进行“去魅化”处理，也就是破解关于他们的文化神话，还原其作为人的本来面目；而对于那些伪大师，则更应当予以揭露。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欺瞒和粉饰历史之嫌，这件事里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思考，一是“国学”之乱；二是“大师”之乱。“大师”之乱出现更早，在历史上，中文“大师”一词，它的由来和演变是否有迹可寻？
朱大可：“大师”一词源于先秦，本来是一种官职，后来被佛典翻译家借用于佛教中梵文“Sastr”的译名，为精神导师之义。在世俗社会中，这个词被用来喻指那些有突出成就、受到社会公认且德高望重之士。
历史上从来没有官方封赐文化大师的先例，因为它必须获得学界和民间的共识，那些被御赐和官封的“大师”，要是被民众认定为“伪劣产品”，只能是咎由自取。
中国新闻周刊：“国学”之乱应始于“国学热”之后，“国学”从此与传统文化几乎划为等号，当下“国学”应如何概念？
朱大可：“国学”无非就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精英文化研究”的一种称谓，就目前的低水准现状而言，它只可能是一种粗陋的学问，而难以发育为伟大的精神指南，更不能解决我们今天的价值困境。
爬到“国学”故纸堆里去寻找民族未来，无异于缘木求鱼。
国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有关传统文化的知识，帮助我们机智地重新阐释和评估历史遗产。但它现在却变得更像是一种“官学”，成为国家主义学术的代名词，蕴含着“国”而不“学”的学术危机。
文怀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新闻周刊：“国学大师”之于社会、或学术的价值应是什么？
朱大可：在一个开放性的现代社会，一个真正的国学大师，不能仅仅是通俗化的阐释者，犹如“百家讲坛”所推出的那种说书人，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的设计者，并且能够成为人们在某个领域的精神导师和意见领袖。但我对此没有任何奢望。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大师的诞生概率几乎为零。且让我们等待这个奇迹的发生吧。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学校的“学术造假”和“大师”的混乱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中不乏如李辉的打假之人，被揭的“名教授”也不在少数，混乱却始终依然。为什么这次文怀沙却被“撞上满怀”？
朱大可：李辉的发难，完全基于中国学术的恶劣现状。文怀沙只是大面积学术造假现象中的冰山一角而已。他被挑出来说事，算是他“运气”不佳。这样的故事，其实到处在发生，而且情形往往更为恶劣，以致有人认为，与那些造假者相比，文氏还算是一个“好人”，他无非就是贪慕女色，有点虚荣而已，还谈不上作恶。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李辉“打假”，对于社会、媒体、学者和欺世盗名者，可以提供的借鉴和反思是什么？
朱大可：这场打假行为似乎正在泛化为一种对“大师”的全面反思。
在此前后，对刘海粟和余秋雨的质疑，已经此起彼伏了。李辉提供了一个榜样，就是对那些需要质疑的事物，应当本着学术、考据和调研的精神，抓住不放，追问到底。
我唯一担心的是，学术清查和个人私生活之间的界限，不应当被打乱，否则，学术打假，终究会沦为学术暴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