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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的2月12日可以说是不寻常的一天，因为有两位名垂青史的伟人在那天诞生。一位是亚伯拉罕·林肯，他改变了数百万黑奴的命运，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而另一位的影响更是远远超越了国界，改变了几十亿人的观念，他就是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
在达尔文200周年诞辰到来之际，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多家机构发起一系列活动，包括发行纪念邮票、举办各种展览和讲座等，纪念这位在人类科学史上留下不朽功勋的智者。因为这位英国人当年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头脑风暴，打破了神创世界的桎梏，让人们从神权的阴影下走了出来，除对生物学外，也对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因此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
然而有趣的是，就在纪念达尔文两百年诞辰的欢庆时刻，关于以他名字命名的经典理论归属权却引发了质疑。有不少人认为，达尔文理论并非是他原创，他有剽窃之嫌，“进化论之父”的头衔应另属他人。200岁的达尔文将不得不面对几位来势汹汹的挑战者。
“自然选择”：华莱士给达尔文寄论文
虽然一百多年来，达尔文尽享自然选择理论创始人的种种美誉，可也一直有人替和他同时代的威尔士科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鸣不平，认为达尔文“剽窃”了华莱士的研究成果，独自占据了本该属于后者的光环。
比达尔文小14岁的华莱士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兰巴多克市，是一名探险家、收藏家、自然主义者、地理学者和生物学家，他曾到亚马逊丛林和马来群岛研究过自然界的动植物。
跟达尔文一样，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的地理分布特点也促使他思考生物进化的问题。
1858年的2月，他患了一场间歇热，在病中他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因此受到启发，灵光闪现，用三个晚上就写成了一篇论证自然选择的论文，独立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
多年辛苦研究，一朝得出成果的华莱士十分得意，可当时年纪尚轻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多有开创性，于是在惴惴不安间，把自己的论文寄给在生物地理学界拥有崇高地位的达尔文征求意见。
1858年夏天，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的论文，一读之下，十分震惊。因为此前他也有过类似想法，但并没有整理成论文。于是他很快也完成了一篇相似的论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在1859年林耐学会的学报上。这两篇论文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人们也渐渐遗忘了华莱士论文的存在。
可就在收到华莱士的信15个月后，达尔文于1859年11月发表专著《物种起源》，在科学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随着讨论的深入，这本书彻头彻尾地改变了人们对自身的看法，达尔文主义应运而生。达尔文成为一代宗师，而华莱士的名字却在实践的冲击下不断蒙尘。
长期以来，华莱士的才华和功劳始终被达尔文掩盖。对此，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华莱士纪念基金会创建者乔治·贝卡罗尼说：“这对华莱士来说太不公平了，事实真相是，他们两人都在1858年同时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这比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要早15个月。每个人都认为进化论是达尔文的功劳，其实真相并非如此，进化论的理论至少有一半功劳属于华莱士。我认为有许多问题都要等待历史学家来回答。”
近来，研究人员详细检查了同时代的一些船运记录后发现，华莱士两封阐述进化论的重要信件，其实是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前15个月就寄到达尔文手中了。而以前人们通常相信达尔文自己的陈述，认为这些信都是在达尔文发表了著名的进化论后，才由华莱士从印度尼西亚寄给达尔文的。
其实不止历史学家，就连计算机专家也为华莱士打抱不平。有计算机专家用反剽窃软件，检索1859年的著作《物种起源》与华莱士文章中哪里使用相同措词，哪里作者文笔被抄时初步发现，进化论的部分重要思想就来自华莱士的文章。尤其是物竞天择的进化过程，两人著作有很多雷同之处。
虽然人们怀疑“学霸”达尔文剽窃了华莱士信中的理论，并将其据为己有，也为华莱士深感惋惜，但起码在当时，华莱士对此却很大度。
1882年4月达尔文去世后的葬礼上，华莱士还成为10名抬棺者中一员，最后又送了达尔文一程。
“物竞天择”：哈顿理论比达尔文早60年
如果说达尔文与华莱士理论雷同，是短短15个月与时间赛跑的结果的话，那么可别指望这种借口还能被拿来再用一次，作为搪塞在物竞天择方面达尔文与哈顿相似的借口——毕竟后者提出这一理论要比达尔文早了整整60年。
哈顿是一位18世纪后期居住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地质学家，后来对岩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取得了很高的成果。哈顿是第一个阐述现代科学地质学的科学家，他的《地球理论》在1788年首次出版。他假定造成地球表面过去变化的因素现在仍然在起作用，而且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变化在过去要比现在更活跃，他被后人称为现代地质学之父。
按常理说纵使哈顿在地质方面再有造诣，可和生物也不搭便。如果说达尔文“剽窃”华莱士也还是同行“借鉴”的话，那么说他“剽窃”哈顿就有点太天方夜谭了。可巧的是，哈顿虽成名于研究石头，可他其实对农学也很有兴趣。
哈顿在“玩票”的农学方面很有造诣，而且是一个热心的实验主义者。哈顿观察到动物和植物中的遗传和变异情况，他发现在贫瘠的土壤中长大的种子结果后，它的后代在肥沃的土壤中生长时照样会很茂盛。
在1799年撰写的三卷本《知识法则》中，哈顿抓住了物竞天择说的核心，他发现生物的特征可以遗传，某些能够在生存中产生有利影响的特征遗传给下一代的可能性更大。他提到了一个用狗做的试验。如果狗的活动敏捷、视力敏锐就能生存下去并繁衍后代，而那些在这些方面有缺陷的狗将会最终灭亡。他甚至解释了达尔文后来提到的“变异法则”，这个法则无论是在森林还是在草地都会对植物造成影响。因此，事实上在基因被发现之前很长时间，哈顿就形成了对自然和繁殖的观点。
可遗憾的是在哈顿生活的那个时代，这本书因为内容冗长、晦涩难懂受到批评，因此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哈顿的这套“早产”理论只是在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间传播，影响没有超出他居住地100英里的范围。
然而命运是神奇的，1825年，年轻的达尔文遵照家人的意愿，奔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当时哈顿也在那里，他的生物进化观点在被广泛讨论。
英国加的夫大学的保罗·皮尔森教授在研究了这段历史后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我们并不是说达尔文剽窃了哈顿的理论。但是很可能达尔文在学生时代就接触了这个理论，然后又淡忘了它。当他后来试图解释自己观察到的很多现象时，突然之间灵光一现，这个理论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虽然皮尔森教授出言谨慎地不愿说《物种起源》抄袭了一个60年前的论点，但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苏格兰国家图书馆阅读了哈顿当年的著作之后，坚定地得出结论，哈顿在达尔文之前就独立形成了生物进化中物竞天择的观点。他说：“尽管哈顿从来没有用过‘物竞天择’这个词，但是他明白无误地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
“用进废退”：拉马克成达尔文的垫脚石
不管是在进化论的首创权上力挺达尔文也好，还是贬华莱士、哈顿也好，终归“进化论之父”的帽子是在几个英国人头上打转转，可现在法国人也来趟浑水，认为这一荣誉应属于高卢精英。
法国推出的人选来头可不小，拉马克被认为是生物学伟大的奠基人之一，就连生物学一词都是他发明的。拉马克早于达尔文诞生之前的1809年就在《动物学哲学》里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学说，提出了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演变而来的。是进化论的倡导者和先驱。
拉马克出生于法国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768年，20多岁的他与良师卢梭相识，卢梭是当时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对拉马克的成才起了巨大的作用。卢梭经常带他到自己的研究室里去参观，并向他介绍许多科学研究的经验和方法，使拉马克由一个兴趣广泛的青年，转向专注于生物学的研究。从此拉马克花了整整26年的时间，系统地研究了植物学，在任皇家植物园标本保护人的职位期间，于1778年写出了名著《法国全境植物志》。1793年又以50岁高龄，出任博物馆无脊椎动物学教授，这在当时是一项无人愿意承担的任务，因为无脊椎动物领域还处于一片荒芜之中。他以惊人的勇气，更以无比的毅力，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于1801年完成《无脊椎动物的系统》一书，此书中他把无脊椎动物分为10个纲，是无脊椎动物学的创始人。
正是由于横跨植物学和动物学两大研究领域，拉马克得以逐步认清生物界的本来面貌，这就是物种的可变性及生物界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趋势。1809年拉马克出版了《动物学哲学》，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提出了两个法则：一个是用进废退；一个是获得性遗传。并认为这两者既是变异产生的原因，又是适应形成的过程。
拉马克提出物种是可以变化的，物种的稳定性只有相对意义。生物进化的原因是环境条件对生物机体的直接影响。认为生物在新环境的直接影响下，习性改变、某些经常使用的器官发达增大，不经常使用的器官逐渐退化。
在著名的长颈鹿例子中，拉马克是这么解释长颈鹿的长颈由来的：长颈鹿的祖先经常伸长了脖子去吃树高处的叶子，脖子受到了锻炼，变长了，而这一点可以遗传，因此其后代就要比父母的脖子长一些，一代又一代，脖子就越来越长。
拉马克在《动物学哲学》中第一次从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方面探讨了生物进化的动力，为达尔文进化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这部伟大的著作一度竟被作为废纸出售，显然拉马克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悲剧性科学家。拉马克也从未享受过达尔文那样的荣耀，他的一生，是在贫穷与冷漠中度过的。晚年双目失明，病痛折磨着他，但他仍顽强地工作，借助幼女柯尼利娅笔录，坚持写作整理出版，把毕生精力贡献于生物科学的研究上。
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一部薪火相传，逐步积累的历史，进化论也不例外。也可以说，200年前诞生的达尔文的所有研究都是站在巨人肩上完成的，无论华莱士、哈顿还是拉马克，都为这一理论的诞生做出了有力的贡献，因此，即使达尔文仍被称为“进化论之父”，但另外三人也都是名副其实的巨人。人们在看到了达尔文的时候，也不应该无视充当垫脚石的科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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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神学院学生的“进化”
进化论一经诞生，便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学学思想，它将人对神的崇拜打得粉碎，从《圣经》上来的神创论从那以后日益式微，然而完成这漂亮一击的达尔文，最初想从事的职业竟然竟是神职人员。
达尔文从小便热衷于帮助大学博物馆采集植物标本，跟随动物学教授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父亲本想让他继承祖业学医，可无奈达尔文根本不感兴趣，于是打算让儿子成为教区牧师，这样既有稳定的收入，有体面的社会地位，又有充裕的业余时间做博物学研究。由于当时许多博物学家的职业都是牧师，于是达尔文听从父命，进了剑桥大学学习神学。
1831年，当达尔文登上英国海军“小猎犬”号勘探船开始改变他人生的环球航行时，他还是一位正统的基督徒，他的虔诚信仰常常被海员们取笑。不过在这次长达5年的航行中的所见所闻让达尔文写下368页动物学笔记、1383页地质学笔记和一本77页的日记。他还收集了1529个保存在酒精里的标本，以及3907个干标本。这下第一手的资料，让他逐渐对生物的起源和演化产生了新的思考。
比如南美洲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众多小岛虽然环境相似，却各有自己独特的海龟、蜥蜴和雀类。这并非上帝故意在这些小岛上创造了不同的物种，而是应该更合理地认为，它们是相同祖先在彼此隔绝的不同条件下进化形成的。
回到英国后，达尔文整理相关成果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进化论观点，在1859年出版的巨著《物种起源》中，他系统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
达尔文随后还提出了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观点，完全抛弃了上帝创世说。在他看来《旧约》不过是一部“很显然是虚假的世界史”。他在观察自然的实践中不断得出的科学结论，完全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并逐渐成为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怀疑论者或理性主义者，而其出发点，就是对“一切生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信条的怀疑。
达尔文从一名神学学生演变为进化论奠基人，是植根于实践的科学精神的体现和胜利。这种胜利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否定了人类主宰自然世界的说法。这种胜利也影响着其后的研究人员打开窠臼勇于探索。
比如，后来用遗传理论有力支持了达尔文学说的另一位生物学家孟德尔，就也是一位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