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毛主席谈爱情写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太平花》正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面对国难，张恨水笔锋一转，在小说中加入抗战内容。张正说：“父亲曾对我们回忆，自从改写《太平花》开始，他就转向写抗战小说了。”随后，又有描写常德会战的《虎贲万岁》等多部抗战小说问世。
南京大屠杀后，张恨水呈文政府，请求自费上山打游击。随后，请缨未果的他满怀悲愤西上重庆，并被聘为《新民报》主笔，兼副刊主编。
1944年5月，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一天晚上，赵超构与毛泽东谈起张恨水写的《水浒新传》，毛泽东一听便说：“这本《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毛泽东请赵超构向张恨水转达他的问候，希望他有机会到延安看看。
第二年秋，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专门抽空邀见张恨水，两人一气谈了两个多小时。张正曾听大姐张明明说起这次谈话的内容。“父亲和主席谈的是如何写爱情的问题。但具体细节，没有多讲。”那次见面，毛泽东和张恨水谈得很尽兴，张恨水告辞时，毛泽东特地将一块延安生产的粗花呢子衣料，还有一袋小米、一包红枣送给张恨水。“父亲后来把那块呢子衣料做成了一套中山装，每逢参加重要活动，他总要穿上它。时间长了，衣料褪了色，父亲就把它染成藏青色的。”
新中国成立后，张恨水担任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员，曾多次见到毛泽东。有一次，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见你的新作？”张恨水说：“一来生病多年，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要写他们恐怕难以胜任。” 毛泽东说：“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1956年1月，张恨水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有了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茅盾向毛泽东介绍：“这是张恨水。”主席连连说：“还记得，还记得。”
婚姻和家庭很复杂
“我从不回避谈家事，”张正对记者说，“名人无隐私，我出生在一个复杂的大家庭，父亲娶了三个妻子，外界谈起我们家经常歪曲事实，我觉得我有责任通过《环球人物》杂志来澄清。”
“父亲是反对一夫多妻制的，但他自己却是一夫多妻，这也许就是父亲爱情的悲剧吧。”作为女儿，张正无法评论父亲的做法，但她理解父亲的爱情观：“父亲倡导婚姻自由，对于子女们的恋爱婚姻，他从不干涉。父亲的一生，不乏追求者，也不乏让他心动的人。即使在老年，已有三任妻子的他，还为一个女人动过心，不过很快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父亲总是在寻找自己所追求的爱情。”
在张正心中，父亲和第一位妻子的结合，是一场封建社会的悲剧。1913年，18岁的张恨水和徐文淑结婚，不过，这场婚礼是通过“调包计”完成的。张恨水看中了徐文淑的妹妹，但娶回来的却是长相不太好的姐姐。张恨水很不满意。“这注定是悲剧的开始，我虽没见过大娘，但听大人们讲，她是一个贤惠、善良的农家女子。”徐文淑曾为张恨水生过两个孩子，但都不幸夭折。之后，她一直陪伴张恨水的母亲生活在安徽。
1924年，供职于北平《世界晚报》的张恨水迎娶了自己的第二位妻子胡秋霞。“父亲当时是在妇女救济院认识母亲的，胡秋霞这个名字是父亲取的。”婚后，胡秋霞包下了家里所有的家务，让丈夫专心写作。直到1929年，张恨水结识了正在北平春明女中读书的周淑云，他和胡秋霞的感情开始出现裂痕。
张恨水与周淑云一见钟情，1932年确定了夫妻关系。张恨水为周淑云易名周南。结婚后，张恨水和周南另外购置了一所房屋。“我想父亲是爱周娘的，”张正说。婚后，父亲教周南读唐诗、学绘画、练书法，不时还来段京腔对唱。
1949年，张正一岁时，55岁的张恨水便患上了脑溢血，一度丧失了记忆力与语言能力。“说句实在话，儿时父亲在我心中，就是一个流着哈喇子的老头。”
新中国成立后，张恨水卖掉了以前的大房子，买了砖塔胡同一所小四合院。他和周南及一部分孩子们住在那里，张正和母亲则住在人民大学的宿舍楼里。“母亲后来有了酗酒的习惯。”少年时的张正，经常半夜醒来，发现醉酒的母亲在阳台上发愣。“我没有保存一张父母的合影，母亲全撕了……”
1948年，已近60岁的张恨水由于中风，行动不大方便，尽管如此，他还是每月艰难地爬上人大宿舍楼四楼，去看望张正母女。在张正的记忆中，“父亲微微驼背，有点胖，站立时裤脚长长，总爱坐在沙发上，泡一杯浓浓的苦茶。那是我绝对不敢喝的，苦死了，但现在，我却偏偏跟父亲一样爱上了喝浓茶。”
“懂事以后，我知道自己的家庭比别人复杂，不愿谈起。每当看到母亲痛苦的表情，也难免会怨恨父亲。但是，当我走过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师的生活历程之后，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感情。很多人说父亲的小说是‘半新半旧’，思想上也是‘半新半旧’，那么他的婚姻也算是‘半新半旧’式的吧。作为子女，我们不愿用世俗的尺子去衡量他更爱哪一个女人，我们只能说，父亲的人性是丰满的、仁慈的，充满温情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