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南渡移民的安置
据谭其骧先生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和《简明中国移民史》载，永嘉南渡引发了中国人口南迁浪潮。这个浪潮由永嘉年间发其端，到南朝刘宋朝元嘉年间（公元424年-453年）终其绪，为时达半个世纪之久，前后有4次高潮。移民的来源遍及北方河南（今省区，下同）、山东、山西、河北、甘肃、陕西及安徽北部。接受移民的省区以江苏最多，约26万；安徽约17万，四川约10万，湖北约6万，湖南、江西各约1万余。不少移民多次辗转迁徙，由北到南，呈波浪式推进，移民总数约计90余万（一说200万），占当时南方人口的1/6，占北方总人口的1/8。换言之，北方人口每8人之中就有1人南迁，而南方人口中每6人之中就有1人来自北方。
永嘉南渡，据谭其骧先生考，江苏接受的移民最多。江苏接受移民最多的区域是晋陵（常州）。
《宋书·州郡志》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这是第一波移民潮。“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这是第二波移民潮。在公元307年－312年－329年之间发生的两次移民潮，基本上都由江苏接受，并把江苏能居住的地方填满。公元329年－453年期间的移民，因江苏已无力承受，主要流入江西南部，部分又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边州县。还有少部份进入四川。进入赣、闽、粤的人群，成为中国客家的先民，客家文化由此发源。
郗鉴为什么把移民首先安置在晋陵？在郗鉴去世前，有一个奏章，其中谈到他当年把移民安置在晋陵一带的用意：“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处兴田宅，渐得稍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这就是说，南渡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自己要迁的，有的是为了贯彻“坚壁清野”政策，不让敌人得到人口，以从事生产或充作兵员而裹胁迁移的。郗鉴当时驻扎在京口（镇江），距晋陵不过百里之遥，能控制周边局势。因此，这些人都被郗鉴安置在自己身边，给他们田宅，他们的心稍安。但郗鉴觉得自己死后，这些人怀念故土，可能会北去，所以，他在临死前，提醒朝廷要注意这个问题。
永嘉南渡移民的次序
早在西晋太安年间（公元302年-303年），有“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的传言，暗示司马睿要渡江称帝。公元302年时，王旷（王羲之父）见西晋战事败局已定，就考虑渡江了。以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来看，王旷与司马睿向晋怀帝司马炽提出“南渡”方案获得同意后，王氏家族和司马家族应该是首批渡江南下者，时间应该在公元307年前，甚至更早。
永嘉南渡移民的次序应该是：公元302年，王旷提出“南渡”方案，司马睿同意并联合向晋怀帝司马炽建议—民间出现“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的传言—晋怀帝司马炽同意“南渡”—王氏家族与司马家族率先过江—门阀士族跟进—王家扶持司马睿在江南称帝（晋元帝）—引发大规模南渡潮—有意识裹胁北人过江—形成大规模移民潮。
琅琊郡的地名痕迹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王与马，共天下”，可见王、司马家族当时的权势。
琅琊郡是东晋开国之君晋元帝司马睿家族的封地。王家是琅琊郡临沂县士族之冠，且与司马家族是姻亲。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和叔父王廙，与司马睿是表兄弟。南渡之后，在江南很多地方，一直到南京城里，都留下了琅琊郡的地名痕迹。最早的，是在晋陵。
《晋书·地理志》载：“元帝渡江后，徐州所得惟半。……又琅琊国人随帝过江者，遂侨置怀德县及琅琊郡以统之……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琊、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
《宋书·州郡志》载：“晋乱，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丹阳虽有琅琊相而无此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
解释一下晋代有关名词：
曲阿：晋陵郡之丹阳县。
江乘：秣陵县，现江苏江宁县（属南京）。
丹阳：丹阳郡，亦称丹杨郡，与晋陵郡同级郡治机构。
元帝过江：晋元帝司马睿正式渡江南下。
《晋书·地理志》中载“寄居曲阿”，是指早期南渡之人，或者地方政权，一般都寄居在曲阿，也就是晋陵郡丹阳县，史称“侨置”、“侨郡”。直到晋咸康元年（公元335年），东晋政权已经无力北伐，才重新整理侨郡设置地。考虑到建都在南京，晋成帝才把南京近畿原属丹阳郡的江乘县，作为一些重要的侨郡安置地。
因为有“侨置”一说，所以，东晋时，晋陵郡曲阿（丹阳）县与丹阳郡江乘县之间地名之混乱，史所未见。计有丹阳、江乘、江宁、湖熟、秣陵、建康、怀德、费县、阳都、即丘、临沂、肥乡、元城、广川、博陆、堂邑、北新城等等。而且，丹阳县与武进县，地界也交错不分。东晋亡国不过五六十年后，沈约修《宋书》，检点晋朝疆域，尤其是东晋的疆域时，面对这种地名混乱的情况，他在《宋书·志序》中慨叹曰：“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而设“侨郡”之事，“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制交加，日回月徙，寄居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复详书。”
经考：南兰陵郡，《晋书·地理志》载在“江乘”，根据地方志载及田野考察，在现常州西北万绥镇。南琅琊郡，在现常州西北武进区，并留有琅琊郡地名痕迹，计有“琅琊王庙”、“琅琊碑”、“琅琊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