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鑫
目前，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引起了世人极大的关注。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例外，把 一个有能力预言金融危机并针对危机提出真知灼见的美国经济学家推到了前台，他就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 an)。
准确预言亚洲金融危机
而声名大噪
为了保证分析的严谨和推理的严密性，经济学家常常要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许多因素，以至因“双脚不能立在地面上 ”而成为脱离实际的人物，这也使他们的预言屡屡失准而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但就像需要天气预报一样，在现代市场经济主导 的社会，我们也需要经济学家们的大胆预言，并对能准确做出预言的人推崇备至。
克鲁格曼就是这样一位因预言准确而成为新一代经济学大师的人。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大胆预言亚洲金融危机， 在90年代末又挑战所谓美国的“新经济”，而且都令人吃惊地得到了验证，在经济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克鲁格 曼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神力”，在于他能运用原创性理论对现实经济问题条分缕析，化繁为简，从而找到问题的关键及本质所 在，进而提出超凡的见解。
20世纪后期，亚洲一些国家尤其是亚洲“四小龙”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注意。许多人甚至从 亚洲的发展中得出21世纪将是亚洲的时代的结论。就在亚洲人自己和那些研究亚洲经济奇迹的人士感到欢呼雀跃的时候，1 994年11月，担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克鲁格曼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不合 时宜”地对亚洲经济增长“是否是奇迹，是否持续”提出了质疑，并对世界经济重心将转移到亚洲的流行看法提出了疑问。“ 克鲁格曼预言”的核心是，没有原创性的生产模式，仅靠资本与劳动投入的东亚经济势必难以实现持久的增长。克鲁格曼认为 ，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的增加会带来产量的增加，但只有对劳动力和资金更有效地利用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更持久的影响，因为 劳动力和资金投入不可能无限地增加。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靠的正是对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强度投入，而不是依靠技术革新促进 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亚洲奇迹”主要依靠的是汗水而非灵感，因而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
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还指出了亚洲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的制度性缺陷，那就是被他定义为“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 福利最大化”的“裙带资本主义”。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政府官员和商人团体保持一种互惠共赢的密切关系，固 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这种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带来监管不力、内幕交易和垄断等 低效率的现象以及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等腐败现象，最终将扼杀市场竞争，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尽管“克鲁格曼预言”在当时遭到人们强烈的反对和攻击，但3年后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无可争辩地证明克鲁格曼的 分析和结论是正确的。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很难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尤其是金融全球 化时代，一个国家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如果不能尽快地建立良好的公司和国家治理结构，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提高透明 度，打击官商结合产生的腐败行为，会容易遭受比过去严重得多的外部冲击，使经济高增长难以为继。
对于始于去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克鲁格曼也曾经有过预见性的分析。在2006年发表的许多文章中，他指出，和东 亚的生产模式一样，美国人的消费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美国通过大量借债来实现“超消费”，但由于进口的这些钱主要不是 用来推动投资，而是用来修建房屋，购买消费品，并且为联邦预算赤字融资，这样早晚将迫使美国的贸易赤字下降，住房繁荣 将会终结，不得不通过一种“崩盘式”的调整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上。事实再次证明，克鲁格曼对美国次贷危机的警告又不幸 言中了。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之所以酿成危机，是因为银行把这些向偿还能力差的低收入阶层提供的购房贷款，通过金融创新工 具——资产证券化放大成为次级债券，再把这些风险很大的次级债出售给像雷曼兄弟那样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为回避风险， 又向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样的保险公司投保次级债。在这一系列金融工具创新过程中，只要房价持续上涨，金融链就不 会出现问题，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得到好处。但这种由信贷大量扩张和需求刺激“吹出来的连环泡泡”，会随着利率上升和住房 市场降温，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而破灭。这一过程首先从2007年2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濒临破产被纽约证交所停牌开 始，发展到今年3月16日摩根大通宣布以2.4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9月7日美国政府正式接管陷入 困境的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再到9月15日在华尔街驰骋了158年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 的轰然倒塌，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政府将接管濒临破产的全球最大保险公司AIG，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并使全 球各地购买了大量美国次级债和银行股票的金融机构遭受巨大的损失，从而使危机蔓延到全世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地震。 由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制及其经济政策一直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所效仿，我们尤其需要从中汲取教训，对美国经济和金融 制度中存在的缺陷保持清醒的认识，以免重蹈覆辙。
美国金融风暴至今仍旧没有结束的迹象。在全球面临严重经济衰退危险的今天，人们不仅需要经济学家的预言，更需 要拯救经济危机的药方。为此，克鲁格曼在盛赞全球大胆救市的同时，也希望美国新一届民主党政府效仿罗斯福“新政”，通 过采取暴风行动稳定全国局势，如立即出台巨额财政刺激方案来对抗经济衰退，加大重点公共工程的支出和对失业人员的补助 ，以刺激消费需求，迅速加强金融监管，进行医疗改革等。但愿克鲁格曼开出的药方能切中要害，新当选的民主党政府能利用 当前的危机对美国的金融体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经济学大师引领经济研究之路
与成名的经历相似，克鲁格曼走上职业经济学家的道路同样具有戏剧性。1953年2月28日，克鲁格曼出生在纽 约长岛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从小在郊区长大的克鲁格曼，接受的教育也非常普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读的是在美国一抓一大 把的约翰·F.肯尼迪中学。值得庆幸的是，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但聪明而又颇具反叛意识的克鲁 格曼似乎更喜欢历史，梦想将来成为一位心理历史学家，因而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选修各种与历史和其他社会学科有关的课 程上，只完成了一些经济学必修课程。也许正是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广泛涉猎有助于他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和分析，克鲁格曼在 大学三年级时写的一篇关于汽油价格和消费的学年论文就显示了他不同凡响的经济学功底，以至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 德豪斯偶然看到这篇论文后，不但倍加赏识，还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研究助理。要知道，诺德豪斯是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 济学家之一，他与萨缪尔森合著的《经济学》是世界经典教科书。按克鲁格曼自己的话说，正是与诺德豪斯的相遇最终促成了 他走上“职业经济学家”的道路。
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接受经济学教育，并在1977年完成博士论文 后，先后赴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但由于生性桀骜不驯，言辞苛刻，容易得罪人，克鲁格曼在大学并不得志，连研究 奖金也丢掉了。就在这个时候，克鲁格曼又得到了一位经济学大师的帮助，他就是教过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的鲁迪格·多恩布 什教授。多恩布什是著名的国际经济与贸易问题专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在当时的学界与政 界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多恩布什虽然是一个在抨击对手时言辞辛辣、毫不留情的人，但对学生却是爱护备至。1978年，正 是在多恩布什的鼓励下，克鲁格曼找回了自信，完成了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同年7月，克鲁格曼参加了国民经 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出席这个会议的大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25岁的克鲁格曼在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 首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经济学家们的认可。克鲁格曼就这样一鸣惊人！
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克鲁格曼又发表了《报酬递增、垄断性竞争和国际贸易》、《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贸易模 式》、《产业间分工和贸易福利》3篇著名的论文，奠定了他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权威地位。
1982年，克鲁格曼接受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的邀请，雄心勃勃地去 华盛顿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但对于一个胡子拉碴，喜欢特立独行，容易情绪化的人来说，要想在政界混 下去自然是很困难的。克鲁格曼很快发现自己并不适合那种职位，唯一开心的事是能将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用简明易懂 的语言向大众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就像他主笔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一样。
1987年，克鲁格曼又开始充分发挥自己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贸 易理论。1991年，凭借这些学术成就，克鲁格曼获得了素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克拉克奖，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 经济学家因此断言，在未来的几年中克鲁格曼必定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就像81岁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纳德·科 斯所说的那样，“要想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必须活得足够老才行”。谁也没有猜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独独颁给了刚刚 年满55岁的克鲁格曼，而且是让他一人独揽该奖。然而，毕竟新贸易理论不是由克鲁格曼一个人创立的，他的普林斯顿同事 G.M.格罗斯曼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E.赫尔普曼对新贸易理论作出的贡献并不亚于克鲁格曼。这就难怪人们普遍把克鲁 格曼的得奖与当前的金融危机联系起来，认为克鲁格曼主要是作为研究金融危机和萧条经济学的大师而获奖的，诺贝尔奖评选 委员会此举是为了增进社会抵抗经济危机的信心。
对于自己选择的经济学，克鲁格曼曾经这样评价道：“说实话，我觉得经济学很有趣，并不像有人感觉的那么乏味。 ”他迷恋经济学诠释、预测世界的强大力量，享受经济学带来的兴奋，“当你发现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那些决定一 个帝国兴衰的力量，能够被打印在纸张上的一系列数字和符号所诠释和预见，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激动人心的呢？我们都需要拥 有权利，我们也需要成功，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最根本的奖赏却在于理解的快感。”
国际贸易理论的继承与开拓者
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克鲁格曼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这是对克鲁 格曼创立的新国际贸易理论的肯定。可以说，没有克鲁格曼就没有贸易理论过去30年的发展。
在经济学中，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国 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等方面。有的人把国际贸易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认为发展对外贸易能给各国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利 益；也有人对国际贸易持否定态度，认为对于初级产品出口国家而言，国际贸易甚至还会导致贫困的增长；还有人则持折中的 态度，认为国际贸易只是“经济增长的侍女”，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重要性，而且还不一定必然对经济有益。克 鲁格曼则指出，国际贸易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以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自由贸易。在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上，克鲁 格曼创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所得出的政策主张对实践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产生源于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两个国家越不相同，就越有贸易的发展空间。例如，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提出的“绝对优势论”认为，互利的国际贸易的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特 定商品存在绝对成本差异。另一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论”则认为，国际贸易发生于存在相对比较 优势的两个国家之间。比如英国出口羊毛是因为北约克郡寒冷的冬天造就了皮毛柔软的绵羊，而葡萄牙出口葡萄酒则是因为杜 罗河岸有利于生产优质的葡萄。此外，瑞典经济学家埃利·赫克歇尔和伯尔蒂尔·俄林认为，生产要素的禀赋和产品中使用要 素的比例不同是决定各国产品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因素，进而提出了建立在相对资源禀赋情况和生产中要素比例基础上的“要素 禀赋论”。按照这一理论，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即使两个国家 生产技术完全相同，即它们的要素生产率完全一样，不同的要素禀赋依然使得这两个国家愿意参与国际贸易，并从贸易中相互 获益。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 产品的现象。
总之，传统贸易理论强调，各国总是会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比较劣势的产品。但无论是比较优势 理论还是要素禀赋理论，都无法解释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大量存在国际贸易的现象，尤其无法解释产业间的贸易往来。而由 克鲁格曼创立的新贸易理论则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理解新贸易理论要把握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和多样化三个要素。克鲁格曼摒弃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 的假定，将垄断竞争模型引入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比较利益的来源除了各国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外，还来源于一国企业的垄断优 势和规模经济。也就是说，相似国家发生了大量产业间贸易是因为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比如两个国家都生产汽车，而 且互相进口和出口汽车，这种贸易形式不但能扩大各自的市场，而且能使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这就促使 企业专门生产一种类型的汽车，进而形成一定的垄断，由此获得规模经济带来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丰田汽车会出口到德国， 而奔驰汽车会销往日本的原因。再加上消费者喜欢多样化的选择，对日本人来说，即使本国拥有大量性能优良的汽车，但他们 仍然希望拥有一些带有日耳曼味道的德国汽车。基于这一理论，克鲁格曼认为，只要国家干预的贸易政策使用得当，就能够从 相对自由贸易中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于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可以提高一国相对充裕要素的收入，缩小国家之间和 国内的收入差距。比如对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可以从整体上提高本国劳动者的收入，进而缩小与发达 国家的收入差距；又由于对外贸易可以降低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提高非技术型劳动者的收入，有利于缩小国内劳动者收入的 差距。克鲁格曼则提醒各国要重视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因为只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地区和人可以分享到国际分工带来的好 处，而且由于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对要素所有者的相对收入有很大的影响，而贸易导致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所以会造成一个国 家相对充裕资源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稀缺资源的所有者遭受损失，从而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
可以说，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新贸易理论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 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构建了更符合国际贸易现实、解释力更强的对外贸易理 论框架；另一方面，新贸易理论又是比较优势理论在新情况下的具体运用，使贸易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经过30多年的 发展，新贸易理论已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克鲁格曼也被称为当今世界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
当今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兼
公共知识分子
美国名牌大学教授、才华横溢的自由经济学派新生代、《纽约时报》最敢直言和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充满热情和 感染力的演讲者、24天更新98篇博客的狂人、共和党政策疯狂的攻击者、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粉丝、喜欢特立独行、与猫 为伴、经历两次婚姻、膝下无子，这就是克鲁格曼留给人们的基本印象。他不一定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但肯定是最 好的经济学家兼公共知识分子。
年纪尚轻的克鲁格曼先后在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任教，2000年至今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 和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教授。在大学讲台上，克鲁格曼教授授课众多，包括为本科新生开设的经济学入门课程和为研究生开设 的“国际货币政策和理论”等课程。他善于用深入浅出、风趣犀利的文字和语言将复杂沉闷的经济学原理表达出来，从不同的 角度把握经济问题的本质，超越传统理论的迷思，使学生深刻理解现实的经济问题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因而他的课很受欢迎 ，几乎堂堂爆满。在学术上，克鲁格曼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理论，尤其在贸易理论上颇有建 树，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过去十余年间，他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近20本著作，几乎 每年都有新作出版，其中的《兜售繁荣》、《期望减少的年代》、《流行国际主义》、《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美国怎么了 》等著作一经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成为畅销书。他撰写的《国际经济学》更是成为流行全球的大学经典教材。在公众的眼 中，克鲁格曼文采过人，是“自凯恩斯以来，文章写得最好的经济学家”，也是普通大众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用他自己的话 说，他的著作和文章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物，而且“适合于任何经济学知识背景的读者阅读。”
与满足于呆在象牙塔中的纯学院派经济学家不同，克鲁格曼还对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以极大的热 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参与美国公共政策与政治议题的辩论，充分展示了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和对公正、真理的执著 追求。早在1992年帮助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克鲁格曼所具有的政策评论家的才能就已经显露出来，也正是因为害怕这张“ 乌鸦嘴”，克林顿在赢得美国总统职位之后并没有启用他担任总统经济顾问。
自2000年担任《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以来，克鲁格曼更是以经济学严谨的分析为武器，对布什政府的经济和外 交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声称要“揭去布什财政政策的伪装，让布什内阁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曝光，同时严惩那些与布什同 谋欺骗民众的媒体。”从2007年开始，他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开设自己的博客，作为专栏的重要补充，并提供相关 的信息。克鲁格曼擅长以犀利的文笔和独具的思维，深入剖析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不管是减税政策还是伊拉克战争，他都能 一针见血地指出布什政策背后的真实用意，与一些站在华盛顿的立场上做政策“阐述”的经济学家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克 鲁格曼看来，正是布什政府前几年推行的减税政策、财政赤字政策、对金融体系宽松和缺乏监管的政策，以及发动伊拉克战争 的决定，才使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最终引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政府如今推出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则是“走错 了方向”，无异于以“现钞换垃圾”。
作为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与经济评论家，有人把克鲁格曼比喻为经济学界的吹警哨者。他不停地吹，让美国政 府、大企业、华尔街感到格外刺耳和难堪，也彰显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精神。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良心告白
如果将经济学家划分为主张自由市场与主张政府干预两派，克鲁格曼自然应当属于前者。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信仰 民主、公民自由与法治。这让我成为一个自由派，我也以此为荣。”实际上，自从凯恩斯理论诞生以来的近80年里，两派经 济学家虽然争吵不休，但他们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相反，随着争论的深入，他们之间达成的共识越来越多，经济学也变得越 来越具有科学性。目前，主张政府完全不干预市场的学者和主张政府干预一切经济活动的学者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 都认为，自由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制度，但同时也承认自由市场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政府在自由市场出现错误 的时候进行适度的干预。比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曾批评过美国政府在1929年大危机时， 没有采取正确的干预手段，才导致经济危机的蔓延。
克鲁格曼也一样，他首先是一位自由主义阵营的顶尖经济学家，是捍卫民主和自由的顽强斗士。但是，在高举自由主 义大旗的同时，克鲁格曼又敢于向传统理论开战，正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可能造成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对经济长期繁荣的危害， 主张政府要发挥好维护社会与经济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他的这一思想在2007年出版的政论性著作《美国怎么了——一 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文版已于2008年10月面世)一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这部著作中，克鲁格曼通过回顾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以求鉴古知今，提醒世人认清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 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的不良影响，呼吁民主党人继承罗斯福“新政”的精神，恢复美国自由派的勋业。 按照克鲁格曼在书中的描述，美国这一百年政治经济历史的框架可以用两个“巨弧”来形容：一是经济上从极端不平等到相对 平等，再回到严重不平等；二是政治上从两党激烈倾轧到和谐，再回到极端对立。在克鲁格曼看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2 0年代是美国所谓的“镀金时代”，这是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国力飞升，但贫富差距巨大，劳资矛盾尖锐，道德沦落，政党互 相倾轧的时代。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30年，美国才进入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的 美国人都享受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两党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都比较和谐。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历史上这段最好的时 期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罗斯福“新政”最有价值的遗产是， 加强工会的力量，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这样才能“压缩”贫富差距，构建比较和谐的社会，让每一个 人都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克鲁格曼尖锐地指出，自从保守主义运动夺得共和党的控制权，进而从里根开始主宰美国政府后，由于推行倾向富人 的经济政策，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特别是布什政府在国际上执行强硬的单边主义，不断制造紧张的国 际局势，在经济上实行一系列撤销管制的自由放任政策，维护大资本集团的利益，甚至还动了摘掉罗斯福“新政”皇冠上的明 珠——社会保障的念头，结果又使得美国进入贫富严重不均，两党严重对立的30年，并最终引发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 正是保守主义支持自由市场以及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罗斯福以来的新政，反对大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
在《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克鲁格曼还对一些约定俗成的观点提出了颠覆性看法。比如，针对人们常常以“稳固的中 产阶级社会”来形容现今的美国，克鲁格曼运用“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进行了分析：设想有许多年均收入为两万美元的顾 客在同一家酒吧里消费，当比尔·盖茨走进这家酒吧后，该酒吧顾客的平均收入固然大幅度提高了，但并不表明他们变得更有 钱了，这才是事情的本质所在。所以克鲁格曼认为，在保守主义运动20多年的大牛市中，美国虽然经济还不错，但普通人未 能收获生产率提高的果实，中产阶级日益萎缩，贫富差距节节攀升，正在回到“镀金时代”的水平。克鲁格曼的观点是，决定 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应该是制度和规范这些的社会力量。当初正是罗斯福“新政”造就了比 较富裕与和谐的美国，后来，保守主义运动把罗斯福“新政”和二战以来的制度和规范扭转过来，通过打击工会力量、为富人 减税、削减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给予企业经营者很高的薪酬等，重新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因此，为了重塑中产阶级主导 的美国，需要采取可称之为“新新政”的政治过程。
克鲁格曼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为该书的副标题，表明他要表达的不仅是自己对那段黄金时代的怀念和赞美之 情，更是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单纯地提倡“小政府”，而应该真正有所作为，实现一场类似当年罗斯福“新政”的改革，以恢复 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信奉的并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在承认市场存在缺陷的同时 ，主张政府在市场失灵时对经济进行适度、适时的介入和干预。他还倡导追求政治与经济全方位的平等，主张通过政府的干预 来实现这些平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克鲁格曼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道德和职业良知。
作者简介
张鑫，曾任同济大学理论经济学系主任。现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证券报 》专栏作家，上海市经济学会理事。长期从事经济与管理学教学与研究，先后在《社会科学》、《改革内参》、《中国国情国 力》、《经济学动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经济学论文和评论40余篇，编著有《 现代企业制度概论》、《现代营销学》、《中国转型与发展研究》、《职业规划与创业管理》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