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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由出狱不久的潘梓年负总责，钱之光任经理，父亲又动员袁超俊、与到办事处寻找组织关系的赖祖烈等，先不去延安，留在南京一起参加筹办《新华日报》。钱之光在南京办事处工作，情况熟悉，联系较广，他特地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扩大影响。办事处又派人到上海采购了大批白报纸，通过关系租到一个印刷厂，在南京中山路租到一处房子作营业部。忙到10月中旬，筹备工作大体就绪。但因战局紧张，南京面临失守的危险。国民党邵力子先生打电话给潘梓年，建议他们先行撤退，到武汉再筹备出版该报。
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李克农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新华日报》在京已无可能开办，报馆人员均先赴武汉，汉夫先走，梓年随后亦到，到武汉后即继续办理合法手续。”钱之光等先遣人员于10月19日第一批出发，11月下旬，父亲又安排赖祖烈与史唯然押车，把新华日报社采购的一大批纸张及其他物资，乘火车送往西安。从南京浦口到西安，路上走了七天七夜，在河南省兰封县（今兰考县），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幸亏落在身边的炸弹失灵，他们才幸免于难，最后平安地把物资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再转去武汉。
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本来是国民党政府同意设立的，但国民党对它的活动，又处处设防，加以限制。随着办事处工作的进展，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方面更把它看作眼中钉，派遣特务跟踪监视，干扰破坏。办事处门口摆小摊的、修衣补鞋的、卖香烟的、拉洋片的、闲聊逛街的，许多都是特务分子装扮，专门监视办事处的活动。我们的人员外出，他们便跟踪。父亲从事地下斗争多年，这方面经验丰富，特务们的雕虫小技，逃不出他的眼光，有时还跟他们玩点小把戏，弄得特务们哭笑不得。一次，周恩来约见一位外国朋友，为避开特务盯梢，把地点安排在郊外僻静的地方。父亲陪同周副主席乘车赴约，开车不久，发现特务跟踪，便让司机王应絮加快速度，把“尾巴”甩掉，汽车快速开到约会地点，猛然刹车，周恩来迅捷转身进入外国朋友的汽车，立即开走。等到特务的汽车赶上来，父亲故意把车停在路边，装作修车的样子，并对特务们招呼说：“车坏了，请你们帮助修修，怎么样？”特务们没见到周恩来的身影，再看父亲笑眯眯的模样，只好失望地离开。
办事处工作人员上街办事、采购，特务们也跟踪监视，有时办事处工作人员是去国民党政府办事，便故作姿态，让特务们紧紧跟随，等到目的地，特务一看是他们的公开机关，立即傻眼，哭笑不得。父亲逝世后，陈农菲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题目是《我们又见着了》。他忆述了在父亲授意下经办《金陵日报》的情景，说到他与父亲在南京，后来在武汉，在桂林，1952年在朝鲜战场，1958年在广东从化，每次见面，父亲都操着很重的安徽口音，笑眯眯地对他说：“我们又见面了。”显得亲密无间。可是在对敌斗争中，“由于他的勇敢，什么困难也不在他的眼下；更由于他的机智，不但敌人未发现他是共产党人，甚至我们自己的同志也不了解他的真面目。”“敌人对他有怀疑时，克农同志和许多同志一道都转移到苏区去了。‘这个人太能干了，原来，他是一个共产党！’一个监视克农同志的国民党的官儿，这时才有点明白。”
李 力
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