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盛秋
缘起于盛世大修
郑欣淼和故宫有种冥冥中的缘分。他相信，自己阴错阳差走进故宫并非巧合，而是命运的安排，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
1966年底，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还不到20岁的郑欣淼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故宫并不开门，他只是 登上景山，看到了一个模糊的故宫的影子。又过了整整20年，已近不惑之年的郑欣淼再次来到北京，参加一次有关鲁迅的国 际学术会议。这一次他真正走进了宏伟博大的故宫，激动之余，还请人帮自己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的命运有一天会和这雄伟的宫殿联系在一起。
郑欣淼28岁离开家乡澄城县，30岁离开渭南地区，44岁离开陕西，可以说前半生是在陕西这个文物大省度过的 ，而他又一直从事着和文化、文物有关的工作，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虽悄无声息，但却浸入骨髓。后来在担任国家文 物局副局长期间，他更是几乎走遍全国的文物古迹，无意中为最终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做了铺垫。
2002年10月10日，郑欣淼正式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这一天，恰好是故宫博物院成立77周年纪念日。
上任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曾和他有过一次郑重谈话，中心话题自然是故宫。当时李岚清特别指出，郑欣 淼到故宫后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主持故宫大修。上任后不到一个月，历经600年风雨的故宫开始了它自1911年以来的首 次整体大修。这是一次真正的大修，是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之后，近百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计划从2002年 一直延续到2020年，长达19年，总投资约19亿元。
故宫开始建设于1406年，是明、清两代的皇宫，那时叫紫禁城，现在仍有8000多间殿宇，在漫长的491年 间，曾有24位皇帝相继在此登基执政，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1925年，紫禁城完成它 的历史角色转换，由昔日皇宫变身为故宫博物院。这座历经风雨的恢宏建筑群承载着明清500余年的历史，蕴涵着中华50 00年文明的演变历程。它作为世界遗产受到世人广泛关注，作为国内博物馆的“龙头”，更是从整体上反映着中国博物馆事 业的发展水平。正因为此，故宫大修能不能顺利进行，意义非同一般。
万事开头难。郑欣淼的压力在于如何计划和统筹这次历时近20年的大修工程——维修方案怎样制定，招标工作如何 进行，组织机构如何设定，分阶段任务如何计划分配等等，千头万绪，皆需兼顾。
由于是故宫成立以来的首次大修，郑欣淼还面临另外一个困境，那就是没有现成的标准可遵循。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 到，修复工作和新建工程其实有很大不同，包括工程造价、审核机制都有区别。新建一处建筑，即便工程再繁复浩大，造价也 都是看得见，可预见的；而古建修复则不一样，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你当初所预测的古建损毁程度在修复 过程中是否真的如你所料。比如故宫太和殿西庑殿堂在维修过程中，工程建设人员发现一根梁坏了，必须制订方案进行修补， 需要增补开支几十万元，而此前已制订好的修复计划中并没有列此项。因此，原有的修复方案和计划开支都需要重新调整。凡 此种种，这就是古建修缮的繁复之处——复杂就复杂在修复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只要有一点点估计不足，就会增加工作的难 度。
郑欣淼的故宫博物院院长生涯就在故宫大修的这些千丝万缕的待解难题面前开始了。
万事皆需有章可循。上任后郑欣淼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专业人员 合作，制定了《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这是一份很细的规划，大到文物的整体保护、分类规划、分期修复任务、招标 程序，小到基础设施建设、照明问题、库房辅助等等都在规划之内。它的总原则是——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最大限度保 持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修复过程中不改变文物的原状。
大的框架确定后，故宫大修很快进入施工阶段。大修工程采取分阶段修复的方式进行，基本是6年为一个阶段。开工 的前提是先勘测，勘测后依据古建的损毁程度写出修复报告，报北京市和国家两级文物局审批通过后，方正式开工。令郑欣淼 感到欣慰的是，尽管程序繁琐，工程浩大，管理难度超强，但到目前为止修复工程整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谈到故宫大修时曾说过一句话：“细节是天使也是魔鬼。”
事实的确如此。故宫大修尽管整体顺利，但修复过程中一些小的难题和难以调和的矛盾仍然不断出现。比如太和殿的 琉璃瓦共有8万多块，大修中有30%左右必须换掉，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需要给每块瓦都编号记录，哪块需要换，哪块不 需要，哪块仅仅上釉即可，哪块要连泥坯一起更换，都要记录得清清楚楚，来不得半点马虎。半个多世纪以来，故宫一直有一 支拥有传统工艺的古建维修队伍，他们中很多人都身怀绝技。但尽管如此，此次修复过程中仍然有无法解决的矛盾令人抱憾。 比如新旧琉璃瓦之间的矛盾——新烧的琉璃瓦釉色鲜艳，火气也比较大，和原有旧琉璃瓦相差比较大，只有经过一两年风吹雨 打，新琉璃瓦的火气才能渐渐去掉，外观上更接近旧瓦。采访中郑欣淼感叹：古建修复工程有时真的很矛盾，既想保持原状， 又无法完全保持，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故宫大修过程中郑欣淼不仅仅要考虑对古建的修复，还要兼顾到其大修后的使用功能，这同 样是一对无法完全解决的矛盾。比如因为武英殿在大修后即变为书画展室，在修复过程中就不得不引进一些必要的现代化设施 ，如消防报警器、防盗器、照明设备等，这些现代设施虽然并不会破坏古建文物本身，但不得不承认对古建内的整体氛围还是 会有一定的影响。在现有条件下，郑欣淼和古建修复专家们能做到的，只能是努力把这种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故宫作为世界上现存建筑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然而长期以来故宫的开放 面积却仅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客流量基本集中在中轴线上，很多游客到故宫后只是看古建筑，不少好的展览只能割爱。随着 修复工程的推进，这种现象正逐步得以改变。现在东西两路的开放面积正在逐步扩大，游客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看到更多的古 建和文物展览。而在大修工程结束后，故宫总的开放面积将达到总面积的80%以上。
自2002年上任之后，除了大修这件核心大事，郑欣淼最花心思的就是如何对故宫中的文物进行彻底清理。随着对 故宫博物院了解的深入，郑欣淼越来越觉得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藏，还有很多等待发掘的宝物，人们现在所看到的故宫文物， 绝非它的全部。在偌大的故宫里，很多看上去不起眼，被当作资料弃置多年的器物实际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文物。比如库房中 当作资料保存的那2万多件清朝皇帝及皇后的书画作品；武英殿里印书留下的那些精致的书版。诸如此类，这些蒙尘已久的文 物令郑欣淼感到痛惜。
正因为痛惜心切，对故宫这些蒙尘文物的清理工作很快也被纳入故宫博物院事业发展范畴，与故宫大修同步进行。采 访中郑欣淼高兴地透露：“很多一直被视为‘资料’的宫廷用品，将在这次大修过程中被正式地纳入文物之列。整理完毕后， 故宫博物院会统一造册，并向社会公开，以弥补大量藏品无法与公众见面的遗憾。”
我们不难想见，故宫的这次盛世大修无论是建筑上的“修”，还是理念上的“修”，都将具有拓展现实的深远意义。
初创“故宫学”
提起故宫，人们很自然会想到金碧辉煌的庞大建筑群，而身为故宫的掌门人，郑欣淼心目中的故宫则远不止如此。在 他看来，故宫不单单是一座皇家宫殿，也不单单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它是将建筑、文物、典籍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文化 整体，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结晶。
虽然身居故宫博物院院长之位，管理工作千头万绪，但郑欣淼骨子里似乎更像个学者。调任故宫博物院之后，他几乎 是不由自主地迷上了这座古老而博大精深的宫殿，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2003年在南京博物院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郑欣淼第一次提出“故宫学”这一全新学术理念。2005年，《故 宫学刊》正式创刊，这本专为“故宫学”而创办的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是郑欣淼所写的长达37000字的长文《故 宫学述略》。
对于“故宫学”，郑欣淼的解读是：它不是经院式的繁琐论证，也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刻板研究，它直接面对故宫的 文物、古建筑、档案、文献等，是一门把故宫当作一个文化整体的综合研究。
郑欣淼坦言：“故宫学”内容的物质载体，当然首先是故宫的博大收藏。故宫博物院中的收藏，是中国博物馆收藏中 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与中国历史上历代皇帝都十分注重收藏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从宋代以后，此风更盛，到清代乾隆时期， 达到鼎盛。更为重要的是，清宫之中，还有自己的制造机构，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制造包括工艺品在内的许多物品。因为这 些历史藏品与中国皇权的特殊关系，研究它们，对研究中国文化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清宫遗存的大量藏品，则更是中华民族 文化的结晶——例如故宫博物院所藏青铜器，其总数以及其中先秦的、有铭文的这3组数量，均占中外传世与出土青铜器数量 总和的十分之一以上，是国内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作为曾经的皇宫，故宫还有大量的宫廷遗迹和遗存，仅服 装和饰品就有20多万件。此外故宫还存有上万册戏本、4000多件演戏的服装道具及大、中、小不同的戏台数座，从中亦 可寻觅京剧艺术发展的清晰历程。
“故宫学”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是累积已久的相关研究成果。追溯起来，故宫学研究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即开始 并逐步发展的。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当时的管理者将主要精力用于清点、整理清宫藏品，包括档案、图书，同时注重向社会公 布。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共编辑出版各类档案史料书刊达54种，358册，约1200万字，发表研究文章80 余篇。此外在1928年至1933年文物南迁之前，还曾出现故宫博物院发展及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1929年10月1 0日《故宫周刊》创刊，此后连续出了510期。这本刊物文字部分包括专著、考据、史料、笔记、校勘、目录、剧本等，相 当丰富，反映了一种崭新的学风。
此外，由于故宫博物院改建自皇宫，它拥有的很多藏品是和当时的历史环境不曾分离的，这也是建筑与藏品形成的一 个不可多得的“整体”。比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三希堂”，其中的三件书法作品就和这个“堂”密不可分。文物要结合历史 地理背景研究才能有深度，离开了这个历史环境，研究就深入不了。台湾学者李敖曾认为，大陆故宫有宫无宝，台北故宫有宝 无宫。前几年他到北京故宫参观完之后十分感叹，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认识是错的，表示“为此忏悔”。很显然李敖看到了北京 故宫文物藏品之丰富，更感受到了文物与文物本身相契合的建筑环境间的历史文化信息，这是流失出紫禁城的文物所不具备的 特点。这种文化的整体含义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基于此，郑欣淼特别强调：“故宫学”的研究范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台北故宫。因为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台北的故宫 博物院，珍藏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都负有弘扬中华文化的责任，而且两院的藏品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有很强的互 补性。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5万件藏品中，有60万件是清宫旧藏。上世纪60年代台北建成台北故宫博物院以来，一直重 视管理、收藏，整体来讲，学术资料的整理也是好的。近些年来，双方研究人员的学术文章互有发表，两院的一些人员因业务 关系，也曾多次进行工作访问或学术交流。“故宫学”的提出，无疑为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及海内外钟情于故宫研究的人，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故宫在中国，而“故宫学”在世界。
保持一份“温情和敬意”
毫无疑问，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足迹在博大精深的故宫都有收藏。人们走进故宫，不应该只是来“看皇帝住的地方”， 在这里，可以看到华夏文明从萌生到发展、到辉煌的文化链。
但令郑欣淼感到遗憾的是，这一点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说，人们总觉得故宫的藏品只是明清皇宫的收藏，其实并 非如此。故宫里的收藏，实际上是历代帝王收集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整个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 建王朝，在康乾盛世，皇家的收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皇宫已经成为天下艺术财富的大宝藏。在 故宫现有的150万件文物中，论时代，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论范围，囊括了古代中国各个地域的文 明精华；论民族，包容了汉族和古代许多少数民族的艺术精粹；论类别，则藏有25大类、69小项文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故宫博物院的各类藏品中都能一一得到充分的印证。除珍贵藏品之外，故宫庞大的皇家建 筑群也是文化整体里的一部分。故宫的建筑群包括了政治、宗教、祭祀、文化、家居、休闲、娱乐等各种功用，它代表了中国 古代建筑的最高艺术成就和营造水平，甚至可以说是古代东方建筑的典范之作。错落有致的建筑、金色的琉璃瓦、朱红的高墙 、汉白玉的栏杆——故宫的一砖一瓦一房一院都将皇权、礼制的语言铸造于其中。它的建筑是以凝固的形态，还原着历史的精 神气质。
2002年，郑欣淼刚刚上任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国宾车辆进入庄严的午门时竟然都是长驱直入，小汽车飞快地 径直上桥驶过内金水河。此情此景令他感觉很不舒服——故宫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凝结地，任由车辆驶过汉白玉 的内金水河桥，与故宫肃穆、庄严的氛围格格不入，这岂不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轻漫？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任何一国的国民， 对其本国以往的历史，应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面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我们万万不能丢了这份温情与敬意啊。
作为管理者，郑欣淼明白自己更应当首先意识到这种敬意和温情。他立即向有关部门建议：国宾车辆进入午门后必须 停下，外宾应当同所有游人一样步行走过内金水河。当时有关部门很为难，回复说此种做法已是多年形成的惯例，不好取消。 郑欣淼很坚决：多年的习惯不是不可以改——我们首先要对自己的祖先、自己的传统文化表示尊重，然后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 。如果连我们自己对本国的文化传统都不尊重，又怎能赢得外国人的认可呢？国宾车辆长驱直入并不是外宾的特殊要求，而是 我们自己定的规矩，当然要由我们自己修改。几经周折，有关部门最后终于统一把这个老惯例取消了。郑欣淼感到很欣慰。
同样是在2002年，郑欣淼还做了另一件对文化充满温情和敬意的事情——协调各方利益，把原本停在神武门外的 大巴和轿车都请了出去，还神武门一份清净。这两件事虽小，但由于牵涉各方利益，解决起来颇费周折。不过郑欣淼觉得很值 得。因为他相信，故宫是有生命的，传统文化就是活的生命。
偶然中的必然
到故宫就任6年来，郑欣淼感觉生命是如此充实，似乎过去的一切经历都是为故宫岁月所做的准备。能在天命之年找 到适合自己的舞台，他感到很幸运。
郑欣淼嗜书。如果不出差，即便是周末他也在办公室度过。他喜欢办公室的安静。在郑欣淼办公室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随手拿得到书。房子分里外两间，外间会客沙发后，是一排摆满工作用的大部头的书架；里间一进门，则见整面墙都是书 架，架上满满当当摆着各类图书。房内有一张休息用的简易单人床，床头柜上同样倒扣着看了一半的书。
如此近于痴迷的读书习惯来源于家学沿袭。郑欣淼出生于陕西澄城的一个耕读家庭，他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高中 毕业生，后来参加革命，重视读书。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郑欣淼很小就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他的高中时代是在陕西临潼县华 清中学度过的，学校就坐落在华清池东边，离秦始皇陵只有七八里。在临潼的这段学习生涯对郑欣淼影响很大，那种对历史、 对文化、对文物的了解和喜爱是在潜移默化中滋长的。1977年，30岁的郑欣淼离开一直工作生活的渭南，调到陕西省委 政策研究室工作，此后一直从事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研究工作。1992年他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当文化组组长。在离 开陕西前，郑欣淼领导的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和陕西文物局联合搞了一次关于陕西省文物事业发展的大规模调查活动，并且出 版了调查报告。原本似乎很偶然的一次调研，却在冥冥中延续了他和文物那份若隐若现的缘分。1998年底，郑欣淼进入国 家文物局任副局长，4年后，又赴故宫博物院任院长。按他的话讲，从没想过转了一大圈儿，最后归宿竟是自己最喜欢的文物 工作，很有一份意外与欣喜。
郑欣淼是勤奋之人，工作之余他的大部分心思都用在了著书立说上。从高中时代起，他即迷上鲁迅的诗歌，后来又研 读鲁迅杂文，几十年来从未停息，曾出版有《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鲁迅与宗教文化》等著作。自入主故宫后，他的研 究视角不由自主地转向了这个博大精深的宝库，“故宫学”成了他新的研究对象。到故宫工作6年来，颇有影响力的《新华文 摘》杂志转载了他7篇文章，其中6篇都与故宫有关。今年他计划要出的4本书，同样全部与故宫有关。一本叫《天府永藏— —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这本20多万字的专著，全面论述了海峡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来源及特点，并 分类一一作了介绍、比较，为了该书的写作，郑欣淼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理清了历史上一些人云亦云的说法，颇有出新之处 。另一本叫《紫禁内外》，是郑欣淼所写的一些与故宫有关的短小文章及序言的结集。这两本书如今已面世。此外论文集《故 宫与故宫学》及《故宫访谈录》也已经进入出版流程。这4本书是郑欣淼在故宫6年来工作、研究的一个记录，浸透着他的心 血。
工作之外的郑欣淼还非常醉心于古体诗词创作，而且笔耕不辍，成果颇丰，已出版《雪泥集》、《陟高集》和《郑欣 淼诗词百首》3本古体诗词集。他的古体诗创作取材范围颇广，以朴实真切见长，可谓雪泥鸿爪皆诗句，笔随心走间，所历所 思、工作生活，凡俗小事皆有入韵。
“亦师亦长亦良友，有幸忘年我遇君。霁月溶溶消吝鄙，要言淡淡长精神。双眉不画趋时样，忠鲠常为违世音。青冢 忍看木已拱，三秦春树燕山云。”
这是郑欣淼1993年5月写的一首题为《纪念张宏图同志逝世十周年》的小诗，可谓真情流露。郑欣淼坦言，张宏 图是他当年在澄城县工作时的县委书记，对自己人生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此人性格耿直，人品高尚，工作雷厉风行，在当地 是深孚众望的好领导。曾有幸跟随在他身边工作的郑欣淼从这位长辈身上学到很多令他受益终身的东西。他至今还记得，有一 次他和张宏图一起下乡时，路途寂寂，困顿交加，他的情绪低落到极点，而这位同样劳累不堪的县委书记竟有腔有调地吟诵起 南唐中主李璟的一首词，而且颇为投入，自得其乐。这给了当时的郑欣淼很大触动，他突然醒悟：只要心态积极，任何工作都 有乐趣可言；并且不管环境如何，只要你愿意，总有机会亲近书香。
光阴飞逝，郑欣淼从澄城到西安再到北京，工作几多辗转变换，心态始终保持平和。最重要的是，无论沉潜基层还是 身居高位，他一直不改本色亲近书
香、埋头做学问——从对鲁迅的研究到如今对“故宫学”的研究，他的认真与执著始终没有变化。
郑欣淼简介
郑欣淼，陕西省澄城县人，1947年10月生。1992年前在陕西工作，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副处长、处长 、副主任、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1992年11月调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组组长；1995年9月调任青海 省副省长；1998年12月至2002年9月任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2002年9月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 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2003年9月兼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郑欣淼着力研究政策理论、文 化理论，先后撰写了《政策学》、《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社会主义文化新论》、《鲁迅与宗教文化》等多部学术专著 。同时，郑欣淼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旧体诗词集《雪泥集》、《陟高集》，并在报刊上发表不少散文作品。199 9年以来，在博物馆建设、文物与旅游、文物保护体制改革、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等方面，发表了多篇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