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56期“1982年10月底深圳蛇口凯达玩具厂已从各地招入数千名女工，她们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
打工妹初到蛇口领工资时惊讶“多劳多得”
罗丽芬最初是不愿离家到蛇口工作的。父母劝她说，“工资这么高，还能解决户口，不喜欢再回来吧”。
1982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罗丽芬与同从韶关来的86名年轻姑娘，成为凯达玩具厂最早的一批员工。
这家由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的企业，是当时深圳蛇口工业区最大的外资企业，也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的第一家港 商独资企业。
之后，陆续有数千打工妹从广东、福建等地来到凯达，最小的十六七岁，多数是十八九岁。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打工妹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凯达妹”。
刚到蛇口很多女工哭闹着要回去
能在5000人中脱颖而出，考入凯达，“跟考大学一样难”。1981年，罗丽芬17岁，刚从韶关第三中学毕业 。
到韶关招聘女工时，凯达玩具厂拿着在香港的工厂进行宣传。姑娘们一看，很漂亮，而且包吃包住，一个月还有80 元工资，比工作了几十年的父母还要多二三十元，比一般刚参加工作的人更是高出四倍。
罗丽芬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笔试试卷里有一道考题是说，“凯达是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试卷难度相当于香港 的初三水平。
考试通过后，还需要通过当地劳动局的体检。
同样在韶关考入凯达的还有洪伟。
她想着，蛇口离香港近，听说站在海边就可以看到香港，还能收看香港的电视台，“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是，经过两天的车路颠簸，到达时，80多个姑娘看到的蛇口工业区，灰尘滚滚，道路泥泞，公司后面还是一座山 。海是有的，却是一片滩涂，没看到香港，只看见了破渔船和养蚝人。
当场，很多女工就哭着闹着要坐车回去，被厂方劝住了。但没过几天，就有人离开。
三个月后，差不多走了一半，只要家乡传来哪里有工作的，就有人请假回去试试看。
和很多人留下的原因一样，洪伟说，因为在家没有找到工作，“况且，待遇的确很好”。
第一年回家就买了彩色电视机
这里的生活，确实是姑娘们从未经历过的。
作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的发展之快，是一天一个样。
让洪伟吃惊的是，她们下班回宿舍，经常连路都找不到，原先的耕地杂草一下子没了，另一条新路就会出现。新路边 ，一天之内就可以平地起高楼。
同样的，玩具厂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主要制造椰菜娃娃和有轨玩具火车。女工们头一两个月还会觉得无聊，到第三个 月，订单就开始大量增加，常常要晚上加班到十一二点，甚至天亮。
但是，加班费是可观的，刚开始，加班一小时是平常的1.5倍，后来是两倍，重大节日是3倍，周末一天算两天， 拿的还是港元。大部分女工一个月可以拿到七八百。
在这里，大家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多劳多得”。
《深圳商报》曾经报道，在1982年4月，女工李惠莲忐忑不安地走进工厂的写字楼，询问会计是否发错了工资。 上班的第一个月，她的工资比别人多了一百多块钱。“会计告诉我没有错，因为发给我的很大一笔钱是超产奖。我才知道，原 来做得多就可以拿得多，这叫多劳多得。”
洪伟还记得，当时工业区为了方便工人，开了一个小卖部，里面有很多来自香港的免税商品。每位员工可以凭购物卡 限量购买公仔面、力士香皂、果汁、午餐肉、进口香烟等内地见不到的“港货”。而且，工作满一年，工人就可以购买一样免 税的大件商品。
在大部分老百姓还买不起黑白电视机的时候，第一年回家，洪伟就买了一台日本产的22寸彩色电视机，成为家乡人 羡慕的对象。接着是凤凰牌自行车、冰箱，家里的电器基本上都是洪伟打工赚回去的。
“很多人就想着一定要留下来，多工作，多加班，把钱存下来，把大件东西都买回家”，洪伟说。
那时的“凯达妹”有着由衷的优越感，找朋友连海关人员都瞧不上，因为当时海关人员的工资只是她们的三分之一。
总不能在流水线上干一辈子吧
但是，新鲜过后，问题也随之而来。
蛇口和深圳迅速发生着变化，新的厂房和写字楼不断出现，新的工作机会又来了，这让流水线上的打工妹们既看到了 希望，也开始有了失落，总不能在流水线上干一辈子吧。
随着厂里的工作量越来越多，厂方时常要求工人加班，尤其是6月至圣诞节前的生意旺季，工人累得想休息一下都不 行。
当时已升任车间领班的洪伟回忆，很多女工都感觉太累，没有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中午一个小时吃饭时间，下午5 到6点吃饭，晚上加班就算最早也要到10点。8个人一个宿舍，一个洗漱间，等洗漱完毕也要到12点，第二天又那么早上 班，很累”。
刚好那个时候，蛇口工业区培训班开办得非常火热，凯达女工们报名去学英文、会计的很多，“她们就不想加班了， 或者愿意加就加，不希望强制加班”。
罗丽芬当时在车缝组，她的办法就是尽量请假，“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加班”。
车缝组是相对独立的车间，负责裁缝娃娃衣服，有工人300多名。罗丽芬觉得，她们这个车间的工人是比较有想法 的，也是“闹”得最严重的地方。
晚上8点钟一到，“几个姐妹就一起把所有电机关了，坐在那里不动，就聊天，等着10点钟回宿舍”。
在罗丽芬看来，既然厂里14个小时的工作量，她们能在10个小时内做完，就希望厂方能让晚上8点钟下班。这些 希望争取更多权益的女工，一般而言，都是家庭不太需要她们赚钱回家，本人又希望多点时间学习来改变自身状况的女工。
“我不要加班，不要全勤”，罗丽芬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休息，她把这些委屈写在信里，一天能写七八封出去，寄给 同学、朋友。
反对加班导致“停工事件”
在洪伟看来，对于偶尔的“罢工”情况，厂方一直以为只是小女孩们闹闹脾气，不想加班而已。
直到发生“郑艳萍停工事件”。
1983年6月的一天，罗丽芬和工友们下午5点下班，吃完饭准备去加班时，突然下起了暴雨。姑娘们本来就不想 加班，这下有了更好的理由，当晚，加班人数一下就少了20多个。其中也包括郑艳萍，她留在宿舍复习准备参加高考。
罗丽芬记得，第二天，厂方就派人调查此事。所有女工都低着头不吭声，只有郑艳萍出声表示不服，公开对厂方说， “不想加就不加了，为什么要逼我们加班”。
在工友们眼里，来自江西的郑艳萍，性子烈而活泼，敢说敢为，还是工业区的共青团骨干和文艺骨干。
她被厂方认为是这次罢工事件的带头人，罚她暂时不用上班，等企业通知再做安排。
事后，有人向蛇口工业区党委、区工会反映，“外商企业强迫员工加班，不听话的还被停工了”。
当时的情况是，凯达作为一个外资企业，厂里没有成立工会，完全靠香港人自己管理，工业区无法插手。
而且，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事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全国人民都盯着这里，看我们怎么解决呢”，洪伟说，当时， 工会也想搞个解决类似问题的典型，便主动介入此事，派人在厂里调查了一个多月。期间，工会让郑艳萍等事情解决后再去上 班。
工会向厂方提出了两点要求，首先是恢复郑艳萍的工作并补偿工资；其次是工人加班须自愿，每周加班不得超过36 小时。
协商谈判持续了56天，该事件又被称为“56天的斗争”，最后以女工胜利告终。
事件发生后，郑艳萍先后当选蛇口工业区团委委员、蛇口区团委委员、蛇口工业区工会委员、蛇口区工会委员，后来 出任凯达工会主席和蛇口工业区女工部部长。
“我们那一批打工妹有主人翁心态”
在凯达工作6年后的1988年，罗丽芬离开了这家玩具厂，以为与这家企业再无瓜葛。10年后，她应聘去深圳广 达玩具厂做一名中层主任，后来才知道，广达与凯达两家企业的老总是兄弟俩。
只是，那时，凯达已不复存在。1993年，蛇口的凯达厂遣散了所有员工，两年后设在南山的加工点完全搬离。
洪伟作为最老资格的员工，离开后，开了报关行，自己当起了老板。
去年，当初的凯达妹组织了一次“再回首，凯达姐妹二十五周年”聚会活动，到了300多人。她们有的开了餐饮公 司、有的当了银行经理，还有的成为金融投资商或者政府官员。
实际上，改变她们命运的不仅仅是凯达。
此时，人们对打工者已经开始用“潮”来形容了———经历了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的“允许务工、经商 、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目睹了沿海地区的开放，感受了1992年小平南巡的激情，打工潮已席卷全国。
与现如今的打工妹相比，洪伟觉得，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那一批来到一个比较差的地方，是我们的努力让它 改变，给它带来了繁华，又都在这里安家，是一种主人翁的心态。我们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了财富和地位。但是，现在的打工 妹，有着自卑和漂泊的感觉。”
不过，在洪伟看来，机会在人人面前都是平等的，只要你努力了，就肯定会有收获，最起码要无悔于自己的青春。
□本报记者林阿珍实习生赵岩深圳报道
10月31日
●严令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
●“极地”号科考船开始环球航行1986年我国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船“极地”号，在青岛港拔锚启航，进行我国 航海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一日三十年
-新观察
改变自己
改变社会
说起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打工潮不是始于男人，而是从女人到经济开发区打工开始的。
这个可以从时间和所从事的行业上看出来。当时需要的是流水线工人，女人可能更适合这种工作。甚至现在还能看到 当年这种现象的印记：有资料显示，深圳的人口中，男女比例是1：3.今天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时就是改变一个 时代的创举。试想一下，有多少人经过了多年的身份、职业、户口的桎梏之后，还能坦然接受背井离乡的打工生涯？那时候甚 至连“打工”这个词都没有。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劳动力的流动，那种框架是没有办法打破的。
从“凯达妹”之后，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原有的社会结构被冲刷得荡然无存。
或者说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重组，一切都是这种流动带来的结果。
原来坚实的城乡二元机构，在不到二十年间就被冲垮了。无数人进入了城市，并且成为城市的一分子。城市的特权被 解构，就等于是一次平等、平权的运动。虽然到目前为止，依然有一些残留的东西还在提醒着这种二元身份的存在，但其作用 已是越来越小。
原有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民营经济占不到整体经济比重的10%，到现在超过整体经济比重的60%，如果 没有充分的劳动力就业市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不夸张地说，这些年中国经济真正的增长点，就是打工者创造的。
而被改变得最厉害的，是我们的社会观念。不论是“时间就是金钱”，还是所谓“深圳速度”，背后所脉动的是经济 的力量。
从打工者涌入珠三角、长三角的那个时候起，为了经济的改善进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就成了毋庸置疑的事情。这让中 国人安贫乐道、安土重迁、安心过自己小日子的传统逐渐褪色。在改变自己生活的同时，这些人重塑了社会的价值体系。
所以，如果我们写这三十年的历史，请用尊敬的口吻述说第一代打工妹，她们是这个时代伟大的英雄。虽然最初她们 的目的可能只是一台电视机、比在家乡多出来的几十元钱，但正是这么微薄的动力与力量，让我们有了今天。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句话，用在这里是最适宜的。
□五岳散人
温故知新
《外来妹》里群众演员不好找
10集电视连续剧《外来妹》是一部直接描写改革开放窗口的具岭南风韵的佳作。为观众带来了大量新生活的气息。
《外来妹》群众场面多，需要大量的女工，这里的群众演员可不那么好找，因为合资工厂的老板都是香港人、台湾人 ，他们是私人企业，要讲经济效益，不可能停工让你来拍。最后经过多方游说，东莞龙眼工业区的亨利塑胶厂答应每天早上、 下午各安排倒班的女工50名当群众演员，把剧组高兴坏了。
摘编自———人民日报
1992年3月21日第8版
那时流行
“深圳速度”
流行时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流行指数：★★★★☆
一说起当年的深圳速度，人们就想到了53层高的深圳国贸大厦，这座当时的国内第一高楼，为特区赢得了“深圳速 度”的美誉。
1984年，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高160米的国贸大厦仅37个月竣工，其中创造了“3天一层楼 ”的奇迹，从此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常被用在许多领域，来形容速度特别快，效率非常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