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权于藏民”的
笑话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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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30日和7月1日两天，朱维群(前排中）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前排右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伯尔尼大使馆举行第四轮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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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 达赖喇嘛10月25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出席西藏儿童村建校48周年纪念庆典时表示，“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淡薄”，因此“决定把属于全体藏人的问题交给民众来解决”。这是达赖喇嘛于10月10日在新德里医院成功接受胆结石手术后，第一次在流亡藏人前公开露面。但据达赖喇嘛的发言人后来解释，达赖的讲话“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话路线”。
达赖放话的
哀兵策略
“还权于藏民”的
笑话背后
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胡岩看来，达赖喇嘛10月25日的放话无甚新意，“只不过是其惯用的哀兵战术而已。”
胡岩教授熟悉近代以来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来龙去脉，在今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他发表了《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由来及其实质》等文章。今年7月，他还随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介绍西藏的历史与现实。
基于自己的见闻，胡岩认为，越来越多的原先受达赖蒙蔽的西方人正在觉悟，国际大环境对达赖愈发不利。
此外，种种迹象表明，达赖集团内部的某些势力也在对他施以压力。记者在新德里获悉，反对达赖喇嘛所谓“中间道路”的声音再度浮出水面。
因此可以认为，达赖喇嘛在第八轮接触商谈前做出如上表态，无非是要为商谈可能的失败预先推卸责任，安抚其集团内部激进分子的情绪，并在国际社会面前摆出“哀兵”的姿态。
据报道，达赖还声称自己将请“600万西藏人民”来决定西藏今后的道路。
胡岩认为，达赖声称的“请600万西藏人民来决定今后的道路”很可笑，“西藏人民早就决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用不着达赖‘授权’给他们。”
至于达赖提出的在“大藏区”实现“高度自治”，胡岩认为根本不存在可操作性，而无论是“高度自治”还是所谓的“中间道路”，都只是其“西藏独立”立场的含蓄表达而已。
“除了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92%以外，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藏区还生活着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民。这种民族分布的格局，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达赖喇嘛把‘西藏’的概念扩大为中国所有的藏区，然后在这些地区实现‘高度自治 ’。那么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呢？这岂不是在制造人权问题和民族问题？”胡岩反问道。
胡岩说：“虽然达赖最近多次暗示，如‘中间道路’无法实施的话，他将无法阻止暴力活动的发生。但他也知道，暴力活动与佛教的基本教义相抵触。那些公开支持暴力活动的人，在今日世界将会成为过街老鼠。”
胡岩强调，达赖喇嘛“适时地”表达对新一轮商谈寄予的希望不大，实际上是和以前一样，试图将商谈可能无进展的责任推给中央政府，并向后者施加压力。“但中央政府已经表现出足够的真诚和耐心了。从历史来看，达赖逃亡国外以后，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胡岩回顾道。
自1979年以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曾多次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触，多次重申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即：达赖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等。在上月接受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专访时，温家宝总理也再次重申，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数十年来始终如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印度、美国等国家与中国关系改善，国际大环境对达赖不利。他不得不改变调门，主动向中央政府表示“愿意放弃西藏独立回国”，后来又提出所谓的“五点”、“七点”方案。
“中间道路”则是达赖从1984年开始提出的。所谓“中间道路”，取表面之义，常被误解为介于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与达赖集团谋求“西藏独立”之间。但是在一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却直接解读了其本意：“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胡岩提到，数十年来达赖的态度可谓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东欧剧变，达赖以为中国也将步苏联东欧国家后尘，于是不仅拒绝商谈，就连1989年中国佛教协会特邀其回国参加第十世班禅大师追悼活动也加以拒绝。
“后来，目睹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声望的不断提高，他才要求重启商谈。”胡岩说。
这次接触商谈是2002年以来的第9次，今年以来的第3次。在拉萨“3·14”事件之后，中央政府更在5月与达赖的私人代表接触，并于7月举行新一轮商谈。
据悉，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当时向达赖喇嘛明确提出“四个不支持”的要求，即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一切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达赖私人代表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
“但这些商谈可以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胡岩说，“如果达赖不彻底放弃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图谋，商谈怎么可能有进展？”
朱维群:
记者出身的首席谈判代表
出生于1947年的朱维群，是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在《人民日报》工作，他跑边疆、驻海外、上夜班、做头版主编，一干就是十多年。
第一次进藏回来后，他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没想到，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与西藏有关，即参与中央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贺电草稿的修改。
当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将大家召集至他的办公室，研究贺电起草事宜。朱维群对温家宝的政策水平和严谨精神印象深刻，也将这视为其从记者到官员角色转换的“第一课”。
朱维群曾表示，十几年记者生涯的阅历，对他的机关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再作选择，他还会愿意当记者。
据媒体报道，拉萨“3·14”暴力事件之前，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共进行过6次接触商谈。从2003年的第二次商谈开始，朱维群就参加了之后的所有商谈。
2005年7月，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该报北京新闻中心代总编辑彭凯雷发表了题为《朱维群与西藏结下不解缘》的文章。
当时，促使他写就这篇文章的，是采访结束时朱维群说的一句打动他的话：“能给人生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山珍海味，不是灯红酒绿，而是那些最艰苦、最边远、最需要人帮助的地方。西藏就是这样的地方！”据《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