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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7月27日，山西省忻州市人民法院召开宣判大会，严厉打击刑事罪犯，故意杀人犯张建虎、常福旺及拐卖人口犯银锦秀依法被枪决。抢劫犯张爱文、宿全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在这次宣判大会上共依法判决16名刑事犯罪分子。 新华社特供本报图片
“判决故意杀人犯崔英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一中院最大的法庭内，法官用庄严的声音宣判。
崔英杰本是一个卖烤肠的普通小贩，因城管查抄街边摊位，他拿出切烤肠的小刀，捅死城管李志强。
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说，如果此事发生在严打时期，崔英杰就是有九条命，也早被判死刑了。
严打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共有3次，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追求公平和正义的脚步从未停止过，死刑复核权最终还是走上回归之路。
严打拉开帷幕
时隔多年，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员刘仁文仍然记得，老家湖南隆回县治安混乱，当时在邻村工厂上班的姐姐每天下班后，都由家人打着手电筒、骑着自行车去接回来。
在上世纪80年代，这种治安混乱的现象比较普遍。很多法律界人士认为，“文革”引发的暴力倾向，在改革开放初期，转化到了刑事领域。曾任司法部部长的刘复之撰文指出，“文革”十年留下的后遗症之一，便是滋生了一大批以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
虽然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已经出台，然而在巨大的社会问题面前，司法显得微弱无力。
此时，一场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严打开始了。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在1983年带领学生到河北法院实习，正巧赶上了严打。学生们从各个地方回馈的信息触目惊心，包括唐山的菜刀帮光天化日之下抢劫、邯郸的某个矿区到了下午就门户紧闭……
社会治安的混乱引起官方的重视。1983年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公布，严打正式拉开了帷幕。
公检法系统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樊崇义就经常被叫起来去参加严打，他始终记得，大半夜去破案，经常是公检法系统一起出动，数十上百名警察穿着制服走在大街小巷，气势非常宏大。
同时，留在人们集体记忆中的，还有公判大会。刘仁文说，当时被押到现场的犯罪分子，戴着画了大红叉的木牌，垂头丧气，听候着声势浩大的审判。台下，上万名群众都在围观，人们窃窃私语，“这不是谁谁家的儿子吗？听说抢了几千块钱，被判死刑了。”
根据官方通报，严打取得成效，1984年1月至8月，全国刑事案件的发案数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1%，犯罪率接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