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7日，春节将至，全国城乡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过年气氛。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晚上，88岁高龄的邓小平动身起程，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
从1月18日到2月21日，35个日日夜夜，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行程6000公里。一路行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
南方谈话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要在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试验；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谈话，像一声声春雷，在南国轰响，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神州大地激荡着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强烈的时代效应，新一轮改革开放如滚滚春潮势不可挡，中国掀起了新的经济建设高潮。而这个高潮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定了中国经济的新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千呼万唤，终于堂堂正正地载入了党的十四大报告，成为全党的共识。十四大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束了10多年的争论，在改革目标上取得了共识，指出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为了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苦苦探寻。随着一个个教条被抛弃，一个个禁区被突破，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被确立了。
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决策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实践的认识发生了新的飞跃。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方向上，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部署上，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做出了一系列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决策；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十四大之后，党和国家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为中国经济彻底告别传统模式扫除了障碍。然而，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因为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探索，没有现成的经验、现成的模式可供参考。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成为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纵观中国共产党党史，党的历届代表大会之后的三中全会，往往具有特殊意义，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做出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不例外。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设计了一幅继续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
决定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即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这八个方面可以归纳为“八柱”，支撑着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大厦。
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四梁八柱”的基本体制框架。此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向纵深领域拓展，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