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著名作家和学者梁宗岱，在1937年第36期《宇宙风》杂志发表一文《从滥用名词说起》，批评了大名鼎鼎的美学家朱光潜。朱有名著《文艺心理学》，其中谈到贝多芬的《月光曲》时，将“奏鸣乐”与“交响乐”相提并论，并且形容这曲子“温柔委婉，如怨如诉”。梁说，将两种不同之“乐”并列，本已失当，而《月光曲》写的更是“一个热烈的灵魂和外面的狂风甚或旋风挣扎的月夜”，所以朱先生“温柔”之说，显属“望文生义”。
梁宗岱还批评了名作家和名翻译家李健吾，说李在《咀华集》中，把何其芳的《岩》比喻为“一段生风尼(即交响乐———王注)”，说何其芳的《花环》比卞之琳的诗“更其纯粹，更是诗的，更其接近于19世纪的初叶”，均欠妥当。梁宗岱认为，《岩》是一篇“精致亲切的散文，不妨比喻为一首小曲，怎会是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呢”!至于“更纯粹”、“更是诗”，则令人难以理解，而“19世纪初叶”所指，更是抽象含糊，叫人不明所以。
梁先生此举性质，大概相当于当今某些文人所厌恶的“咬文嚼字”吧。被批评者是如何应对的呢?
朱光潜先生默认了梁的批评，没有答复，只是在见到梁时，开玩笑说:“滥用名词的始作俑者是你。”因为是玩笑，所以举不出梁“始作俑”的例子，俩人哈哈一笑了事。
李健吾却有点“较真”。他写了《读<从滥用名词说起>》一文，发表于《大公报》。他首先承认，“生风尼”属于滥用，而“19世纪的初叶”之表述，“也许有语病，也许措辞不当”;其次，才为自己声辩，并对李予以反击。辩白是，语病和不当并非滥用;反击是，梁说何其芳作品“受英法世纪末作家影响”，在何本人没有说“受影响”之前，你轻易使用“影响”一词，“即便不算滥用，也属‘冒用’”。
梁宗岱则又写《<从滥用名词说起>的余波》一文，与李健吾商榷，文中还涉及梁实秋、巴金等著名作家的“滥用”错误。梁实秋和巴金均有很好的答复。
这番争论，总的说属于探讨性质，双方基本上心平气和，即使难免用词尖锐，也没有剑拔弩张，人身攻击。名人间“咬文嚼字”，小事一段，但也关乎学问、学风和文风，即便意见一时不能达于一致，探讨双方总会有所裨益，可传为佳话。鲁迅说章士钊将“每下愈况”说成“每况愈下”，是弄错了成语;章好像没有答复，现在咱们仍多用“每况愈下”。这也算一例。
每读到那个年月文人雅士们的“咬文嚼字”趣事，我就不免联想到现在的当红文人。今天的风云文人，脾气似乎特别之大，老虎屁股摸不得，连一个小小错误，也不容别人指出，并且以错为荣，颇有“名人十名错=正确”的味道。
我在《中华读书报》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名家。他居然说，那些爱批评别人文章错误的“无良”之辈，总是“乘兴而来，背兴而去”，讨个没趣。因为，“凡是伟大作家，根本不在乎什么行文错误，也不在乎什么批评，正因此，他们才写出了伟大著作”。此人大约正是拒绝任何批评的一位“伟大作家”，但他“因此”写出了什么“伟大著作”，没听说过。
但如今仍然不乏被吹捧起来的“大师”及其“伟大著作”，所以“梁宗岱”们，便显得那般龌龊、卑鄙、猥琐，已经被妖魔化得不像样子了。
真的“梁宗岱”本来就少，如果没有了君子般的“朱光潜”和“李健吾”，如今文人间的探讨、商榷，还不成了寻衅、反唇相讥和打嘴架、爆粗口的一场混战吗?文人，要变成武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