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恩施已经是第四天了，按照恩施三日为主的说法，我们今天也是主人了。恩施这个地方很早就知道，二十年前读斯诺的《西行漫记》，里面就写到了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一个是湖北的恩施，还有一个是湖南的凤凰。凤凰我很早就去过，但是恩施一直想来却没机会，这次来后，深感不虚此行。
首先一个感觉是恩施具有丰厚的历史和人文资源。多种文化在恩施这里汇合，苗族、土家族、汉族的文化等，多民族文化汇合便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地方就会产生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会产生丰富的人类情感。这里有这么多的情歌、民间歌手、灿烂的文化，都跟我们多民族融合的人口结构有关。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的趋同化成为大家担忧的一种现象。在北京也好上海也好，世界上的大城市都在召开各种会议，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势下，如何保存住文化的多样性。上个星期我在北京参加由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欧文化论坛，中国同27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共同探讨，各个专家都提出了见解，最后一致的观点是如果以牺牲文化的多样性来换取经济的片面、快速增长，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世界美的源头。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呈现了人类生活的多样性，观念的多样性，就像自然界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植物群落一样，就像大自然千姿百态一样，人类文化多样性也是大自然多样性的人文体现，这也是人类区别其他动物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把文化的多样性破坏掉，我们只有经济的发展，只有科技的进步，那我觉得是人类社会的倒退。大家普遍意识到了这个危机，我在大会上也作了一个发言，里面举了个例子，现在全世界大概还有7000种语言，但是正在以每两个星期一种的速度消亡，用不了多少年，地球上可能就没有多少种语言了。随着交通、通讯越来越便捷，语言产生的闭塞环境会越来越少，人们交流越来越多，但是语言种类却越来越少，这很难说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我个人认为是一种退步。
每一种语言都体现了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习惯的语言表现，一个花园假如只有一朵牡丹，显得单调，花园里各种各样的花，哪怕是狗尾巴花，也是不可缺少的。科学的进步，使人类的生活变得舒适了，但也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刻板和单调。假如世界上有一天只有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我们的思维方式将非常僵化。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我想，世界各国的首脑和知识分子们都普遍意识到了这种危机，都在呼吁怎么保护住我们这种文化多样性。这两年原生态的演出正在大行其道，这也是当前世界一体化的背景下，人们要求文化多样化的一种产物。
来到这里还有一点感受是恩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很高，百姓安居乐业，没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群那种痛苦、烦躁和焦虑感。街上的人生活都比较悠闲，即便是田间的劳动者，也表现出特有的悠闲自得。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过这种宁静的小康生活。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才可能产生优美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我觉得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不具备产生这种真正的能够与自然交流、能够与人心相碰撞的好的艺术作品。太物质化、太功利化的社会里面，人的灵魂就不那么单纯，即便是发出声音的喉咙也不像是居住在山上的农民发出的声音那样纯正。因此我觉得艺术与科技、与富裕、与物质是有矛盾的。
人类今后生存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还是怎样处理快速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当我们在快速追求经济发展的指标同时，往往都以牺牲自然环境、人文景观为代价，我们不能竭泽而渔，不能破坏环境，发展得慢一点是为了要保留得多一点。归根结底是要认识到保存与创新的关系。在全球呼吁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大背景下，保存又变成了保守，恢复却变成了守旧。当提到建设文化的多样性就建设一些过去的东西。我们力争要原汁原味、原封不动地重新恢复被破坏了的自然景观，这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可也未必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保存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新的创造加入进去，那么我们仅是一个合格的后代，但也是一个不称职的祖先。这也是我不断提出的论调，保存旧的文化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从其中吸收民族传统的元素然后加入到新的创造里面去。创新是最根本的目的，创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作出的最大的贡献。
今年4月我与法国大建筑家保罗·安德鲁做过一个对谈。保罗·安德鲁是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国家大剧院在建设之初蒙受了很多的尖锐批评，我本人当时也觉得大剧院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但是当国家大剧院建成之后，在进去看过一场演出之后我就改变了这种想法。
安德鲁为了国家大剧院在中国呆了将近10年，每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都在北京，当他在痛苦和寂寞的时候，他说他就阅读莫言的小说。有记者问安德鲁，你是一个先锋设计师而莫言是一位乡土作家，到底是莫言小说中的什么吸引了你?安德鲁说，我从他的小说里读到了我不熟悉的生活，我从他的小说里了解了中国的乡村，中国农民心里的状态、思维方式，这种最土与最洋产生了遥远的呼应。我和安德鲁谈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和谐与不和谐的关系，他说所有的传统在当时未必是传统，有可能是当时的另类或是当时先锋的作品，从这个意义来讲，五六百年后，国家大剧院也可能会变成中国的传统。
和谐有整体的和谐与局部的和谐，而且和谐与不和谐也是辩证的，如果国家大剧院建造成宫殿式的风格很可能就淹没在周边的环境中，没有自己的特色，和天安门城楼、故宫是一样风格的，没有对比和比较就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而现在，完全不同的国家大剧院则会产生强烈的视觉反差和强烈的对比，从而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古典的建筑风格是什么样的。
安德鲁的这个说法让我茅塞顿开，任何东西都只有在比较当中才会发现它的特点，只有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才会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这一点来说，国家大剧院没有毁坏我们的建筑风格，相反，它强调了我们的建筑风格。
另外他还说了一点，人们的审美需要训练。当我们刚开始感觉特别刺眼、不适应的东西，看惯了以后就会慢慢适应，会获得更高层次的和谐感。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建筑在建成之初都遭受过无数攻击和谩骂，法国巴黎卢浮宫前贝聿铭设计的那个金字塔，刚开始也是招来一片骂声，在卢浮宫里突然来了这么一个钢筋、玻璃的结构，太破坏和谐了;还有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当时为世博会而建，大家认为那简直是一个钢铁的怪物，最后，它却变成了巴黎的标志;还有悉尼歌剧院，刚建成也是广遭诟病，后来人们发现这个建筑不仅和周围的建筑搭配得很和谐，还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标志，变成了悉尼的骄傲。我想国家大剧院再过若干年后，骂声会越来越小，它很可能会成为北京的一个标志，像鸟巢一样，人们纷至沓来，购票入场。
我个人的感受是，国家大剧院只有真正进入后才能体会它的震撼。这个建筑实际上不光是安德鲁一个人决定的，也是我们国家决定的，当初规定让它深入地下，不允许它的高度超过天安门、人民大会堂，还要满足歌剧院的多项功能，那它只能采用现在的这种建筑样式。国家大剧院开辟的一个展览室，里面展出了很多当时投标的设计模型，我看来看去还是觉得这个“大鸭蛋”或是叫“珍珠”样式的最好。一进大剧院，你会看到头顶上方灯光照射下潺潺的流水，会有一种美的感受，当天安门广场华灯初上，这个半圆球状建筑泛出蓝色的光倒映在环绕它周围的水池中，形成太极阴阳符号的图案，于是我就问安德鲁:“形成这种效果是你当初就想到的吗?”
他回答:“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上帝给我的惊喜。”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我们要有创新，在守住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的同时还要考虑给子孙后代留点东西，这种创造不是没有源头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就是源头，我们要在其中不断加入来自外国、外民族的文化素养。我想起了作家汪曾祺老先生在谈到京剧时说的，当一种艺术形式面临困境时，只有两个挽救的途径，一个是从民族的东西里寻找灵感和创作的素材，另外一个就是从外面的东西里寻找和借鉴。
我想真正接受一个建筑、一种文化也就像了解一个人一样，需要一个过程。
(本文节选自莫言在湖北省恩施市检察院检察文化座谈会上的讲话 本报见习记者王地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