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郊区机关离休之后，我承担了家里日常上街买菜的差事。每次走进菜市场，看到那品种琳琅满目、数量充沛丰盛、上市时令交错、质量鲜嫩洁净而价格总体平稳的蔬菜，联想到我市目前正在成功迁址扩建已跃居全国第二大农副产品流通企业的“江苏省凌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并加紧按都市现代化格局改造市区几十家菜市场的大手笔，总会回忆起蔬菜产销体制向市场经济变革的那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经久不忘。
抓好蔬菜生产，保障市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情况下的吃菜需要，这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实施“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以来交给我们市郊机关及近郊乡镇、村队的一项政治性任务，是市郊贯彻为城市服务方针的“头等大事”。几十年间，我们守着万余亩计划菜田，一年又一年层层下达蔬菜上市指标，一茬又一茬布置蔬菜品种种植计划，一趟又一趟组织田头和菜场蔬菜大检查，一回又一回发动战春缺或战伏缺硬仗，一套又一套贯彻对蔬菜产销工作的经济奖惩办法，一批又一批地落实增补粮田改菜任务，一次又一次新建或改扩建了58个集体蔬菜园艺场，一季又一季地由社队给菜农支付经济补贴，从上到下，为了抓好蔬菜生产，可谓费尽了心血。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勤恳忙碌，工作还是不够令人满意。经常出现的问题是：蔬菜品种单调，供应质量欠优，上市数量不均，农商矛盾频发。而且每年都要由财政拨付国有蔬菜公司上百万元的亏损补助。蔬菜“两缺”情况突出时，国有蔬菜公司要外出突击采购调进；蔬菜旺季出现过剩时，又要蔬菜公司踏田勘查估价贴损，将过剩的在田蔬菜转作饲料或肥料处理。有时市里还派调查组下乡查问题，找原因，批评某些村队菜田抛荒、菜农外流，指责乡镇工业挤了农业，命令整顿务工劳力归田；或是批判蔬菜“自由种植、自由上市”等“资本主义倾向”，要求加强对农民的方向路线教育。甚至出现过某些村队干部在黎明前后守侯进城要道，堵截菜农“私自”向集贸市场卖菜的“闹剧”。
经过反思，现在我们终于明白，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市郊农村集体经济受“一大二公”的影响，长期存在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积弊，压抑了菜农的积极性；二是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蔬菜统购包销体制，严格规定集体菜田生产的蔬菜必须全部交由国有蔬菜公司统一定价收购，而且实施了一整套烦琐、复杂的所谓“计划种植、计划上市”制度。这种霸道做法，彻头彻尾剥夺了社队和菜农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违背了蔬菜产销必须受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双重支配的客观必然性，因而理所当然要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但是当时由于受极左思潮的长期禁锢，我们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
1979年起，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通过理论认识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我们被长期禁锢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急切希望克服集体经济的积弊。但开始对外地传来的“包产到户”仍心存余悸，一度曾列为改革的禁区，而对蔬菜生产的家庭联户承包，由于怕触犯蔬菜统购包销体制，更被当作“禁区中的禁区”，惟恐再犯方向路线错误。可是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1980年下半年，永红公社新华大队的渔行村生产队，发生了10多户农民各自将集体抛荒菜田瓜分归户复垦的做法。以后不久，在离此不足2公里的宣塘大队，又有部分生产队或作业组悄悄将菜田分散到户各自耕种。正当我们为此提心吊胆犹豫彷徨时，党中央及时下发了1980年75号文件。通过认真学习、琢磨，发现中央对家庭联产承包的“调子”已大大改变，不但删去了“不要”、“不准”等严肃字眼，换上了“可以”、“允许”等宽容语句，而且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大家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决心变被动为主动，站到改革前列，带领群众前进。
1981年夏季，我们会同永红公社党委组成了13人的小组，自带行李，驻扎在宣塘大队进行改革试点。经过20个日日夜夜，与大队、生产队干部群众一起商讨出了一整套具体办法，并在全大队15个生产队全面落实。这个责任制当时为回避“分田”、“包产”和“到户”等敏感字眼，定名为蔬菜定田到劳联产计酬责任制，简称“联产到劳”。
市郊蔬菜家庭联产的改革从试点突破到全面实施，是在冲破种种思想阻力和舆论压力中逐步推进的。争论焦点是姓“社”姓“资”问题，其一是家庭联产承包是不是对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否定，这在中央1982年1号文件下达不久后即顺利解决；其二是家庭联产承包是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农业现代化目标相背离。这一条却遇到一些麻烦。那是1981年冬，中央某部一位中层领导同志在中央《内部参考》上撰文，批评我们试点做法不但会引发蔬菜自由种植和自由上市，直接导致菜价不稳定，而且会影响菜田基础设施和喷灌等机械化设备的利用，与农业现代化方向背道而驰。面对以上压力，我们只得通过完善联产承包制的后续工作，补充了若干经济奖惩等控制调节手段，硬着头皮进行申辩。幸好后来有农林厅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全国农村第一步改革汹涌浪潮的促进，才使联产承包在市郊357个蔬菜生产队中全面实施。这前后大约经历了两年时间。
后来在完善蔬菜家庭联产承包的后续工作中，经过多次实践，我们觉察到它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质上确实存在对立，没法走到一起。我们在思想进一步解放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探索，终于将改革矛头对准了蔬菜统购包销制度。1985年，我们将统购包销改为管放结合的双轨制，先是“大管小放”、“管六放四”，接着于1986年免除了分户承包菜农的蔬菜上市任务，只与集体园艺场签订15个主要品种的订购合同。1988年国有蔬菜公司成建制划归郊区之后，又将管放结合的双轨制从“大管小放”逐步过渡到“以放为主”。
1992年，在全国、全省大开放、大流通和农产品结构大调整的氛围中，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区乡联动，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突击创建了较大规模的江苏省凌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一期工程），亮出了“瞄准全国菜园子，吸引各地菜贩子，充实城市菜摊子，丰富市民菜篮子”的鲜明旗号，在1992年9月正式开业和顺畅运行，显示了其解决菜篮子问题的巨大能量。市政府在1992年10月行文，宣告蔬菜产销彻底放开。从此，蔬菜产销彻底告别了30年一贯制的统购包销体制，与市场经济全线接轨。这场市郊蔬菜产销体制的变革历时整整13年，通过在思想禁锢中萌动，在谨慎探索中突破，在大胆争论中铺开，最后终于在大流通格局深化完善中决胜。
（作者系原郊区机关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