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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和出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活的路》至今，已经30年了！这30年，也正是我国新时期文学自诞生直至成长繁荣的30年。
我在插队时期曾发表过一些表现所谓“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小说，返城后就想将那段真实的历史写下来，但并不想发表———这就是《生活的路》。
小说在1977年底完成，那时知青问题还没有新的定论，我将这部凭自己的良心和感觉写的小说先给一些朋友看。我的知青朋友们拍手叫好；文学界的一些朋友和前辈则以自己的经验警告我千万别拿出去，否则将是又一部挨批的典型。但当时在上海改稿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副总编老王和与我同编辑室的编辑小赵却支持我，他们竭力帮我向全国一些著名出版社推荐。但半年内从上海到北京，几家名牌出版社都以上山下乡运动中央没有结论为由退了稿。最后，稿子辗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孟伟哉手中。老孟以他诗人的激情和敏锐感肯定了小说。他在书稿的结尾处用铅笔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这部小说，我读了一个通宵，掉了几次眼泪。我相信，它出版以后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全国一千多万知青会支持你，他们的家长也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
然而消息传到我所在的单位，上面组织安排批判我的白专道路和名利思想，还将盖有单位公章的信函发往全国的主要报刊杂志出版社，通知他们不要发表我的任何作品。我因写了一部知青小说而挨整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引起的争论反而促使人文社的领导对这部小说重视了起来。总编辑韦君宜和室主任孟伟哉商量写了一万多字的小说内容提要送到茅盾、周扬等当时文艺界的高层领导那里。1979年初，在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上，茅盾先生肯定了我这部小说。
《生活的路》终于在1979年8月正式出版了。出版后反响十分强烈，韦君宜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分别发表评论文章，书一印再印了几十万册。我这部稚拙的作品，竟有缘赶上了我国文艺改革的第一个浪潮，为知青文学铺上了第一块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