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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令飞
今年是鲁迅发表《狂人日记》90周年的日子。对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而言，人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侧面来回顾与纪念鲁迅，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走进这个现代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不过，作为鲁迅的长孙，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作者却越来越被一种强烈的愿望所占有：让鲁迅回家。这是作者在最近几年中致力于鲁迅精神传播的过程中最为深切的体会。
作为鲁迅后人，作者与鲁迅有着天然的、无法分割的血脉联系；有着与公众记忆不同的方面，这是一种带着家庭亲情温度的记忆，是一种既温暖又感伤，融入了更多个人亲情的记忆，人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对鲁迅记忆的另一个侧面。
一
从1918年到1928年，祖父鲁迅收获了爱情和家庭。在《狂人日记》发表的最初10年里发生的最值得铭记的事情莫过于祖父鲁迅与祖母许广平的爱情有了归宿，他们共同孕育了爱情的结晶，创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和所有年轻人的爱情一样，祖父和祖母在当时也曾热烈而浪漫地相爱，1926年，祖父离开了北京，和祖母分赴厦门、广州教书，约定奋斗两年、攒点积蓄后再共同生活。那一年祖父和祖母在热恋中频繁通信，这些信后来集结成为了《两地书》，鲁迅甚至因为相思，还曾靠在刻有“许”字的石碑上拍过照片；还曾和吃相思树叶的猪决斗。祖父在厦门期间写了大量著名的散文，有许多人说，那是祖父一生中最柔情也最浪漫的日子。
1927年春，鲁迅辞去厦大的教职赶到广州和许广平团聚，秋天，鲁迅携许广平来到上海，开展他和所爱的人最后10年的共同生活。这两年是鲁迅生平大事年表中极为重要的转折点。1928年，鲁迅的生活得到了安顿，和许广平的爱情找到了归宿。在1928年年底的最后几天，鲁迅和许广平孕育了一个生命、一个爱的结晶。经过10月怀胎，那个小生命经历了难产的磨难最终降临人世，那就是我的父亲周海婴，有了父亲也才有了后来的我和我的3个弟妹。我的祖父祖母在1928年创造了周家大家庭，尽管祖父一生只有我父亲一个独子，但如今我们的大家庭共有3代16位成员，人丁兴旺。
父亲是在祖父老来得子的细致呵护下成长的，祖父的教育方式并非封建专制似的望子成龙，将自己的理想强加于后代，而是像祖母在《鲁迅先生与海婴》文章中描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给他打击，甚至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在家里，祖父同世上所有的父亲一样，对自己的儿子充满了关怀和疼爱。“怜子如何不丈夫”是他的名言，也是他自己的写照。父亲至今记忆犹新的一幕是祖父弯下腰身，细心地为他敷药的情景。父亲小时候曾是一个玩具破坏者，对玩具的结构充满了好奇，凡是能拆的都拆过。有一次，父亲竟然把祖父特意为他买的留声机大卸开来，把齿轮当陀螺转着玩。祖父对此并没有大声斥责，只是让父亲想办法将东西复原。祖父从来没有对父亲的爱好横加干预过，使得父亲的爱好在多年以后发展成了对科技的热衷和追求。许多人眼里的鲁迅都是脾气暴躁横眉冷对的，都猜想父亲小的时候一定挨过鲁迅不少打。但事实上，在父亲印象中只有一次因病赖学被祖父用报纸卷打屁股，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打起来声音虽响，却不痛的。”
接下来的是1928~1938年。这10年中发生了两件大事：祖父去世和《鲁迅全集》出版。
1936年的大半年，鲁迅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一家人都在忧喜交错中度过。6月以后，鲁迅的病情加重，连一向坚持写的日记都不能写了。
回忆起鲁迅去世前的一幕，父亲至今心有余悸。在鲁迅去世前两天，还是个7岁孩童的父亲在放学途中突然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他说：“你爸爸要死啦！”当时那句非常清晰的话，让父亲毕生疑惑。两天后，10月19日，鲁迅真的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祖母当时紧紧地拥着我的父亲说：“现在你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
从那天起，周家告别了一家之长的鲁迅，祖母和父亲也开始了保护鲁迅遗存的艰巨工作。
当时的上海时局动荡，为了避免祖父的作品湮没或遗失，最好的保护措施莫过于尽快把包括鲁迅的全部著作集结成书，祖母把家搬到房租便宜的现在上海的淮海中路霞飞坊64号。为了出版全集，祖母还在住处注册成立了鲁迅全集出版社。祖母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挑起了鲁迅身后的重担。她知道，与鲁迅在患难中相知相守是对坚贞爱情的诠释，保护鲁迅遗存则是对鲁迅精神意义的坚守。
不过，祖母的出版计划实施异常艰难。先是1936年11月她将编好的全集目录报送国民党内政部审核登记，1937年，内政部先后下发两个批件，命令《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要改名为“短评七集”与“短评八集”，另外还开列篇目，点名要把鲁迅所写的《十四年的谈经》、《铲共大观》等许多篇杂文统统删去，这使得原有的出版计划难以实现。1937年11月日军登陆，上海沦陷成为“孤岛”，时局更加动荡。1938年，祖母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将鲁迅的全部文稿（包括译文）编成《鲁迅全集》，就是大家通常说的1938年版《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分为木箱精装纪念本和没有木箱的精装本；再有一种是红色封面的普及本，便于低薪阶层购买。《鲁迅全集》收集了鲁迅的所有著作和翻译作品，共有600万字20巨册。《鲁迅全集》的问世出版，祖母和众多朋友付出了辛苦和心血，他们对保存和流传鲁迅遗著、弘扬鲁迅思想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近来有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淡化和不提祖母为出版《鲁迅全集》所作的贡献，不知是何居心！
1948年，上海的形势愈发紧张，国民党的假民主面目已彻底暴露，一片白色恐怖，祖母作为鲁迅夫人的社会地位已不能够保障她的安全。父亲当时19岁，正热衷于无线电收发技术，还参加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但是，即使有这个合法的身份，仍然挡不住国民党特务怀疑在我们的家中装有共产党的地下电台。祖母与父亲当时居住的霞飞坊是个开放型弄堂，10月中旬，忽然有“收旧货”、“卖水果”和“修锁”的小贩，不沿着弄堂走动招徕生意，却在我家门口不避嫌地“歇脚”，他们的举动连邻居都觉察到是对周家进行明目张胆的监视。中共地下党和民主促进会决定立刻帮助周家转移、脱困，迎接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祖母和父亲乔装打扮，从上海经长沙等地绕道香港，然后坐船北上哈尔滨解放区，再转到沈阳，最后，在1949年2月里和大批知名革命民主人士抵达阔别了二十多年的解放了的北京，从此周家在这里定居下来，再也没有离开过，算算住到今天整整60年，算是北京人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这体现在祖母从社会民主人士转变为领导。她先后出任过政务院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另一转变体现在祖母和父亲把鲁迅全集出版社交给国家代为管理，并捐献了绝大多数的鲁迅遗物，祖母和父亲把鲁迅完整地交给了国家。
在祖母的心里始终是一种“报恩”的思想，对党、对国家充满了无尽的感激和信任。她甚至深情地对父亲说：“我把你交给党……”希望父亲能够“贡献其涓滴”于社会。凡是国家需要的，只要家里有，什么都可以捐出去。这其中有周家在北京的八道湾和西三条两处独门独院的房产、鲁迅的全部手稿、书信和收藏品。
祖母奉献鲁迅的精神坚决而且彻底，当时家中最后留有一幅祖父的亲笔字轴，祖母视为传家之宝压在箱底从不示人。但有一天祖母又欣喜又不舍地告诉父亲：她把那字也捐了，用作民主党派庆祝毛主席60大寿的贺礼。还有鲁迅留给我父亲个人的珍宝，一套线装的、由鲁迅亲笔抄写的《两地书》，在某一天也被祖母拿去捐了。
面对鲁迅的庞大遗产，鲁迅家属最终选择的不是保有和珍藏，而是“告别”和“奉献”。祖母深知祖父创作的艰辛，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次拖着病体辛勤的笔耕。祖父作品的字里行间藏有和祖母生活的记忆，见证着患难与共的坚贞。更何况祖父的手稿、遗物是祖母用生命保全下来的，怎不弥足珍贵？祖母无所保留地把它交给国家，我想，这其中凝结的是她对国家无限的信任和奉献后的喜悦。祖母当年就说过：“我们把鲁迅的东西交给国家，很放心。”
把鲁迅“交给国家”，体现的是鲁迅家属对鲁迅毕生追求事业的理解，是我们对传播、普及、推广鲁迅精神的期待，“很放心”是我们对弘扬鲁迅精神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的认同和信心。鲁迅家属彻底奉献鲁迅期望的是鲁迅能从小家走向大家。在鲁迅纪念活动有各地搞，鲁迅研究有专家们做，鲁迅墓有园林部门整理，鲁迅著作有专属出版社出，鲁迅的大小事有国家管，鲁迅家属很坦然，以为从此可以无忧无虑，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
二
然而事情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好。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随后，“大跃进”运动、3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鲁迅家属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天灾人祸中，丝毫没有因为鲁迅的庇佑而躲过劫难，家中的上千册书籍照烧照卖、数百张唱片被铁锤砸毁，祖母和父亲照样被贴大字报，写检查、做交代，受到批判……
1968年3月3日，是我一生中最最悲痛的日子，跟我感情最深最亲的祖母永远地离开了我，她去世的原因和鲁迅有直接的关系。事情的缘起是一直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保管的鲁迅全部手稿忽然不知去向。
祖母非常清楚手稿对于一个作家的意义，抗战年代，祖母被抓进过日本宪兵的大牢整整76天，鞭打、凌辱、上电刑、灌辣椒水她不放在眼里，但对被日军抄去而遗失的那本鲁迅1922年日记却是追悔不已，抱憾终生。到现在，那本被日军抄去的日记和鲁迅之死与日本须藤医生的诊治到底有没有必然联系，仍然是有关鲁迅的两大世纪之谜。无论时局多么动荡危险，祖母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藏匿好鲁迅的遗稿，一刻不许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祖母深知，手稿是文学家生命的全部。终于，熬到解放，她大舒一口气，和父亲打了个招呼，就一股脑地把鲁迅的全部手稿、遗物交给文物单位。
可是，祖母万万想不到，1968年初，江青命令戚本禹将她根本没有管辖权的鲁迅全部手稿偷运到北京钓鱼台16号楼江青的住所私藏，为何如此的大费周章，事后才知道，目的仅仅是担心鲁迅手稿中可能记载着对她不利的上世纪30年代的只言片语。
70岁的祖母有多么焦急可想而知，她连夜写了一封汇报的信，期盼中央能够迅速彻查，找回手稿。没人可以料到，祖母就是在送出这封信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又因造反派扰乱医院秩序，延误抢救而告别人世。最后，经周总理过问，全部手稿才得以取回。在保护鲁迅的最后战场上，祖母献上了她最后的一搏，她为守望鲁迅坚强地活着，更为保护夫君惨烈地战死。保护鲁迅这条路，祖母走得很悲壮，也很凄凉！
今年刚好是祖母诞辰110周年和逝世40周年，在这里我献上我们最深的追思。
改革开放宣告了文革的结束，也宣告了鲁迅被歪曲利用时代的结束。随之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里，王瑶、唐弢、李何林等老一辈鲁迅研究学者和钱理群、王富仁等一大批中青年的鲁迅研究专家取得了重要的鲁研成果，这一时期，以鲁迅著作所改编创作的大量影视剧和美术作品开始涌现，鲁迅研究也一跃而成为显学。作为鲁迅家属，在这一时期，当我们看到自己的亲人逐步摆脱了被歪曲、利用的处境，当我们对未来回复平静的好生活充满期待，当父母带着我和弟妹、一家六口人排成一排，心情舒畅地骑着自行车在宽广的北京长安街上飞驰而过的时候，我们谁能想到，历史是否会慷慨地让人们获得长久的安宁。
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一些人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除了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也不乏游走在法律边缘、钻法律漏洞者。蹭吃鲁迅就成了其中的一道必然的风景，它使原本已经回归社会、趋于清晰的鲁迅又变得模糊甚至面目全非。在此强劲风潮中，鲁迅无法摆脱成为利益之源的厄运，鲁迅成为各种利益团体牟利的巨大资源。从那时开始，鲁迅的肖像被侵犯，鲁迅的无形遗产被利用，鲁迅的形象被恶搞，鲁迅的私权被彻底侵吞。这些看似琐碎的事例，例如拿鲁迅肖像做邮册、金银币和各种能卖钱的商品；例如开办鲁迅笔下诸色人等名称的商铺，孔乙己、阿Q、闰土、华老栓、祥林嫂、咸亨、百草园、三味书屋等无一幸免；例如绍兴的鲁迅路上远近闻名的三味书屋，左邻多了个三味酒楼，右舍开了个三味臭豆腐店；例如湖北汉口、东北丹东吆喝叫卖绍兴臭豆腐的摊上，身着长衫的鲁迅手指上没了香烟，换上了一串臭豆腐，大幅广告招牌左边是鲁迅的标准像，右边居然题了四个大字“一臭万年”；例如《鲁迅全集》只能由一家出版社垄断出版，其他出版社出了不但被禁售，出版社领导还要受到处罚……令鲁迅的作品和精神失去其本来面目，逐渐陌生、远离社会。这使我不由得想起郁达夫先生说过的那句话来：“没有伟人的民族是不幸的，有了伟人而不懂得敬重的民族是可悲的。”不禁感慨万千。
此时此刻，我们作为鲁迅的家属、鲁迅的后人突然发现，鲁迅真的离开了这个家，我们一件接一件地捐献鲁迅遗物，交出所有与鲁迅相关的东西，作为这种“交出”的结果竟然是我们与他相互联结的纽带被切断。我们是该后悔，还是该自责？
三
鲁迅家属是不是太天真了？作为一个名人的家属和后人，我们自以为保护名人荣誉的最好办法，就是告别他，远离他、眺望他，当我们自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我们就能够成全名人的永恒光辉。然而，事实却在讥讽着我们的幼稚和愚蠢，当我们亲手送鲁迅离开我们的这个小家以后，没有了血脉的循环，没有了亲情的温暖，我们怎能期待他在社会大家中的坐标位置不会被湮没？我们的这种期待毕竟只是一厢情愿，到头来受苦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体会到：没有根、没有大家长的感觉真糟！我们期望他快点回来！鲁迅与家属的血脉不能被切断，鲁迅作为民族魂的大旗不能被污染，我们家属再不能事不关己、坐视不管。我们应该去保护鲁迅、找回鲁迅，让鲁迅回家。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的父亲毅然拿起法律的武器，开始漫长艰苦的维权之路。令人欣慰的是，父亲的维权行动甚至获得最高人民法院复文支持，权益终于可以得到进一步保障，不过，侵权并没有由此被彻底制止，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一些人甚至开始谩骂我们，污辱性地指责我们“爱钱”，说我们是“叛徒”，是“不肖子孙”。一辈子爱惜羽毛的父亲气愤地问我，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有这样做的充分根据吗？这一连串的疑问促使我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重新思考鲁迅与鲁迅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重要的东西也许很多，但“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生命依据。没有了大家长鲁迅的周家是不完整的、残缺的周家，我在这样一个残缺的“家”中越久，就越能体会到完整的家之可贵和圆满，也更期待着祖父鲁迅能回到家中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鲁迅长久地从家中离开之后，作为鲁迅的后人，一方面在情感上保留了对鲁迅的亲情的血脉记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与鲁迅的生命联系却被一种无形同时也巨大的力量撕开了，这既是情感的煎熬，更是理智的苦闷，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寻回与祖父鲁迅的血肉亲情，坚决捍卫作为鲁迅后人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愿意为捍卫这种权利的不可剥夺性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
2002年我决定和父亲一起成立由鲁迅家属发起的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除了对现代鲁迅在中国的现况进行全面普查和调研外，我们更想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让他作为亲人回到周家；我们想保护鲁迅、传播和普及鲁迅精神，让鲁迅精神在真正意义上回归大家。6年来我一直在中心做义工，经过努力，我们已经连续4年举办“全国鲁迅学校校际交流会”和颁发“鲁迅青少年文学奖”，连续两年举办“鲁迅论坛”和“鲁迅是谁巡回展览”，参与人次已经突破130万，我们和鲁迅几乎零距离的接触，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很奇妙。我知道，今年刚好80岁的父亲，现在比从前开心和开朗多了，母亲看着也高兴，看见他们开心，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是的，有了根，有了血脉关联的相互呵护，幸福自然就会常驻家中。有了大家长的家，怎么能不其乐融融。祖父，我现在的奢望就是能在梦中见到您，和您在一起生活几天。
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工作中，我又增加了对“家”的更深一层的理解。家，不仅是一种亲情的圆满与归依，同时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与理智的认同，也就是说，家，对我们来说，更是一个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中，鲁迅的精神创造所形成的思想精神不仅可以得到认同，而且，他的精神还会以血脉相传的方式得到继承和传扬。所以，我们在维护鲁迅物质遗产方面私权性的同时，对传承鲁迅精神遗产的责任有了更明确的自觉。当我们明确强调鲁迅家属对鲁迅遗产拥有无可争辩的天然私权时，我们更明白，鲁迅家属在传播与维护鲁迅精神方面比一般的社会公众更多了一份责任。
鲁迅曾经认为，中国社会的一般公众不仅缺乏个体主体意识，而且更加缺乏捍卫个体主体权利的勇气，于是，在中国社会便形成了一种陈陈相因的个体意识，同时又环环相扣地形成了一种既虚伪又贪婪的社会利益网络。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不仅个体缺乏捍卫个人主体权利的勇气，更可悲的是，被剥夺者自身又加入到剥夺他人的队伍中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护鲁迅遗产不仅捍卫的是个人的权利，同时，这种捍卫也成为维护并传承鲁迅精神遗产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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