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每出生一个孩子，家里的生活水平便降一大截。日后张妈妈向人说当初生活如何艰苦。
张艺谋的母亲说：“艺谋长得非常像他爸爸，脾气也像。艺谋他爸是个闷脾气，艺谋也是。他偶尔回趟家，就跟他爸两人都在那儿坐着，你拿报纸看，我也拿报纸看，各看各的，谁也不吭声。”
打小开始，张艺谋和父亲就没什么话说，万一有话要说，也是绕个弯儿，将话说给妈妈听，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那是说给爸爸听的。时间长了便成了习惯，张秉钧甚至有了一种思维定式，只要是张艺谋开口，那一定是对他妈妈说的。直至后来，张艺谋打电话回家问候二老，父亲似乎已经不习惯和自己的儿子沟通了，接起电话后会不自觉地说：“你妈不在，等会儿再打来。”
张艺谋和父亲之间有隔膜，还有一个原因是，父亲在家里生活的时间不是太多。
早期他们搬家很频繁，张艺谋出生时张家住在西郊的梆子寺街，不久就搬到了黄延村。黄延村是张孝友所在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家属院。后来他们又从黄延村搬到南四福街，再后来又搬回黄延村。
张艺谋在梆子寺街住的时间不多，他的生活范围主要是在南四福街一带。那是一个平民区，周围环境很差，街道很脏，房屋也破烂。胡同口有一个小院子，幼年时的张艺谋常常在那里玩耍。在南四福街他们住的是那种老房子，一间门房和两间散房。其中一间散房是张孝友住，张艺谋和奶奶一起住在门房里。张秉钧有个妹妹，住另一间散房。在张伟谋出生之前，张家有五口人生活。
当时，张孝友还在上大学，张秉钧的妹妹最初也没有工作，全家人仅仅靠张秉钧一人的60多元工资生活，平均下来，每人每月只有12元左右。所以，经济上很不宽裕。特别是1954年张伟谋出生之后，又多了一口人，家境更差了。
张秉钧的工作单位离家较远，加上工作繁忙、交通不便等因素，平常他不住在家里。他是个性格沉闷的人，回来也不会逗张艺谋玩，这使得父子俩一开始就缺乏交流。张艺谋才一岁，母亲便去上大学，他先是由舅妈带了一段时间，后来一直跟着奶奶生活。母亲大学毕业之后，医院的工作很紧张，再加上二弟、三弟接连出生，母亲也极少能照顾到他。
张艺谋从小性格内向，他的两个弟弟也很闷。张艺谋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家是只要我妈一回来，话就多了，大家都跟她说话，家里马上特别有气氛。我妈要不回来，就我爸在家，我们弟兄3个谁都不说话，闷着，什么事也不动，全都搁那儿，就那种。我妈一回来，就这儿怎么没水了，这儿做饭了，就张罗。我妈那时候很忙，每天还要看病，回来还要管我们四个……一直到我爸去世前，我跟我爸如果是单独谈话，基本都是一问一答式的……”
进入“文革”，这个家庭所面临的压力开始空前加大，灾难不断地压迫着他们。张秉钧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一个午夜，他和张孝友商量起了离婚的事。这完全出于对孩子未来的考虑，他希望通过终结婚姻来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环境。张艺谋是躲在床上装睡才听到这一切的。尽管父母最终并未离婚，可这件事对于少年时的他打击是巨大的。
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
张艺谋上小学的时候，有两大爱好：一是画画，二是看小说。爱上摄影是成年之后的事。
张艺谋爱上画画，是受了表姐的影响。表姐比张艺谋大几岁，从小就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古代仕女图。
那时，从周围大人甚至孩子对他的态度，张艺谋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受到另类的待遇。自己家和别人家不一样，但他不明白为什么。
某一天，他在家里翻找东西，不留神翻出了一些国民党军服上的纽扣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把他吓坏了，他不明白自己家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和“变天账”没有太大区别。此事一旦被人知晓，很容易便被扣上一顶“梦想国民党反攻大陆，留着国民党军用品以示迎接”的大帽子。
黄晓阳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