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85岁高龄的著名“七月派”诗人朱健，其人生轨迹颇具传奇色彩。这位在长沙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山东人，曾被《南方都市报》誉为“最后的文化贵族”。近些年来，因为常有外埠慕名而来的文化人要我引领去拜访朱健，于是便有多次聆听他坎坷和丰富人生经历的机会。
面对寻访者，朱健每每总是强调说，要澄清给自己的定义，他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他说，有人曾给他总结过：干革命，写新诗，当厂长，搞《辞源》，又搞电影，自己一辈子做过的事跨行业太多。
10月17日，得知他的新诗集《朱健诗选》出版，去拜访。刚进入潇湘电影制片厂那间被绿荫拥抱的一楼“潇园”，恰遇诗集的责任编辑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崔灿给朱健先生送去样书。打开带着墨香的清雅诗册，在秋阳里，开轩面对一簇高过围墙的瘦竹，豪爽开朗的朱健先生，谈锋仍健。
《骆驼与星》使他成为“七月派”诗人
虽然朱健说自己不是个传统意义的文化人，其实，1923年生于山东郓城的他，自幼就受到了家学的濡染。他的祖父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进士，父亲和叔叔是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学生。 20世纪40年代他开始写诗，1945年在胡风主编的《希望》第一期发表长诗《骆驼与星》，被胡风评价说“是从一个深沉的胸怀里成长出来的故事”，诗中有很沉重的沧桑感，比较深厚的历史感和宗教感，在诗坛引起关注，而成为“七月派”诗人。他自己则说，我是靠这首诗吃了一辈子。
朱健20岁开始写诗，共有200多首，创作数量最多的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然而，人们能看到他的诗集只有1986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骆驼与星》，而这个诗集也是薄薄的，不足60页，收入其诗26首。其实，朱健的诗歌除了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七月派”诗人合集《白色花》、《七月、希望作品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七月诗选》等多种选本的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诗以外，在受胡风牵连的错案平反后，他于1980年始，先后在《诗刊》、《星星》等一些文学刊物连续发表了不少新作，同样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有近200首。
这200多首诗歌，经过朱健先生自己的严格淘汰，收入跨越了四十多年的诗选《朱健诗选》的只有86首，按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部分。朱健说，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是抱着一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尽量地追求完美，留下真正有价值、有持久生命力的诗歌示人。
修订《辞源》，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朱健一生经历丰富。他毫不避讳地说，我年轻时候长期对搞政治有兴趣，对文学只是爱好。抗日战争期间，他从山东流亡四川，参加进步学生活动。皖南事变后被迫离校，辗转甘肃、陕西，再回到四川，当过汽车站站员、工厂文化教员、中小学教师等。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朱健先生从过5年政、当过20年厂长，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受到株连，“文革”期间被打成过“走资派”。
1976年，修订大型辞书《辞源》时，湖南省分了四分之一的任务，他主动申请参加修订。因为他年轻时打下一定的古典文化基础，知识面又广，被批准。三年间，他潜心阅读了大量书籍，通读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古代文化典籍。《辞源》修订完后，他做出了他自己认为是晚年最重要、一生中最重要最正确的选择，就是不再当官。1979年他到潇湘电影制片厂做编辑、编剧。他说，自己年轻时就对文化有兴趣，在经过“文革”后，对文化有了认真的思索，对文化也才有了理性觉悟，真正认识到文化的力量最强大，是一只“无形的手”。
最满意的是70岁以后的自由写作生活
读书、写作、上网，朱健的晚年生活充实而丰富，他常说，自己最满意的还是离休后的自由读书和写随笔的生活状态。他自1989年离休后主要写散文、随笔。80岁时他还专门在本报“湖湘文苑”版开随笔专栏。1995年以后他出版了《潇园随笔》、《无霜斋札记》、《逍遥读红楼》、《人间烟火》、《碎红偶拾》、《往事知多少》等一系列散文、随笔专著，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成为中国文坛一景。他觉得自己写得很慢，自己是凭兴趣去做，兴趣广泛，写随笔也不按照什么条条框框和套路，很自由随意。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庄周著《齐人物论》曾评价他是“才子丽色，不逊佳人”、“引来芸芸看客驻足围观”。
2000年，77岁的朱健学会了上网阅读，他常浏览新闻、红楼、诗歌、京剧等网页，网上的新人新事他都会进行评论，电脑都换了两台。记得5年前，我在陪同北京青年作家祝勇去拜访朱健时，他一见面就说，我看过祝勇不少的文章。
这次拜访，与一年前拜见相比，朱健先生行走已不够灵便，与我说话时戴上了助听器，他自己说听力有些下降，有时要吸吸氧，精力不如从前。但他依然很健谈，看书不用戴眼镜，声音洪亮。他每天早上坚持打了三十年的太极拳，进行持续了十几年的冷水浴，就是在年初百年罕见的冰灾期间也没间断过，晚上看新闻、听京剧，睡前还看会书、上网浏览、收邮件。真是令我等只有他一半年岁的人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