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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年代过来的人们，一定对这张可爱的宣传画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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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宣传画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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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长沙电池厂的工人正在电池生产流水线机台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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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床单的背面可见到缝制的痕迹。陈卓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岁月回眸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人口政策骤然收紧，从“晚、稀、少”的提法转变为“一胎化”。
28年过去，当年的独生子女已近而立之年，当年的父母们进入了爷爷奶奶辈。最近，记者找到天心区计划生育局，局长彭彦辉热情介绍该区公务员杨五四，“他是最典型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者！”在书院路旁，记者听杨五四讲生孩子、养孩子的故事，仿佛在翻阅一部国策大典。
生个娃娃才花几十元钱
“我1980年初结婚，当年冬天儿子就出生了。”回忆起28年前初为人父的时光，54岁的杨五四满脸幸福的笑容。“感觉那个冬天特别冷，刚吃过早饭，我爱人喊肚子痛，我就急急忙忙把他送到河西的市四医院待产。到了晚上，‘哇’的一声啼哭，我的儿子落地了！我喜得乐滋滋的，赶快告诉了家里的父母：‘是个胖小子咧！’”
“那个时候生崽便宜，花个几十块钱住几天就出院了。”老杨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伸出4个指头说：“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十元。”当年，沉浸在喜悦中的一家人并没有意识到：杨家生下的这个男孩，是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这是千万次平凡生产中的一次，却又是那么的不平凡。
欣赏“老马”的人口观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提起计划生育，杨五四清楚地记得，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人们的顺口溜。到1980年，“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已响彻大街小巷。此前的中国已经走过了一段曲折起伏的生育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由于社会安定、医疗卫生条件提高，我国迎来了第一波人口过快增长期。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并开始在一些地区试点。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的人口观提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杨五四在读卫校的时候，看过《新人口论》，很欣赏“老马”的观点，“但是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关于控制人口的主张，遭到围攻和批判。”再加上从195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计划生育政策被搁置。1962年到1973年，中国经历了又一轮生育高峰，总出生人口达3.2亿。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虽然如此，人口研究仍是长期无人敢问津的“禁区”。
“额外收入”引人羡慕
“我记得6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过生育限制了。家里的外婆是居委会干部，经常跟我们讲起‘生孩子太多不好’的话。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不叫‘计划生育’，而是称‘节制生育’。结婚后不久，国家号召‘一胎化’，我所在的单位也出台了相应政策，如果违反‘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夫妻双方都会被开除工作，所以我和妻子很自觉地遵守了国家的计生政策。独生就独生嘛，政府还有奖励，夫妻俩在同一个单位，当年每人就分别领取了独生子女补贴费20元钱，那时候40元钱也不少了，够全家用一个月。”杨五四说，许多人羡慕他家这笔“额外收入”。
计生，“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同时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我们宿舍楼里的年轻夫妇无不认为应该实行人口控制， 乡下的亲戚们也纷纷采取了节育措施。”老杨说。
“急刹车”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从1982年的2.86，降到1990年的2.17。
想要两个孙子绕膝
“他们这一代人有特殊之处。”老杨说，第一代独生子女羡慕大一点的孩子，因为“大孩子家里兄弟姊妹多，有伴玩”。“有教育专家表示，两个孩子的家庭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独生？非独生？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问题呈现出来，两种生育观念的碰撞越来越激烈。2000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生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计生工作主要任务开始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2006年12月，中央作出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生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着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
“我觉得小孩子成长过程中要有‘争饭吃’观念，也就是要有个伴，这样小孩能更好地学会分享，更好地学会合作。”杨五四说。没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要承受巨大的心理重负：6个长辈的希望、6个长辈的想法，都落在一个人身上。“我儿子在中南大学读医学博士，孙子今年也一岁了，他外婆外公每天打电话过来，要把外孙接到他们那边去住。这就是个问题啊！以后小孙子长大了，我们也老得走不动了，想跟孙子呆一起还要‘抢’！”
“但是我现在没以前那样急了。国家调整计生政策，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的，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可以生两胎。我儿子儿媳可以生第二胎咧！”老杨高兴地说，“跟着国家政策走就不会错。所以我希望他们再生一胎！”
1100多块碎布拼成的床单
记者 谭琳静 实习生 俞小艳
一条由1100多块碎布拼凑成的床单，从1977年起，陪伴着主人一家走过了30多年的风雨岁月，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普通百姓的物质生活由匮乏走向富足的点滴变迁。记者昨日在市博物馆见到前来捐赠这条特殊床单的市民陈梓良、熊小红老两口，听他们深情讲述这条床单背后的故事。
密密针脚，饱含亲情
今年已经60多岁的陈梓良和熊小红居住在雨花区马家村枫树山社区。他们带来的这条床单，长约1.5米，为灯芯绒布料，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很好的料子。从床单正面看，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这是一条由1100多块碎灯芯绒布片拼凑成的床单，针脚相当细密；仔细看，那些碎布，大的不足巴掌大，小的才一寸左右。“都是用边角碎料缝的呢，我们一用就是30年。”陈老先生告诉我们，这条床单是1977年春天，陈老先生的丈母娘熊运辉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缝出来的。
“灯芯绒在当时是很高档的布料，很难买到。”陈老告诉记者，1976年他从广西309部队调回长沙，妻子在电子仪器商场上班，两人月收入近80元（这在当时是较高的月收入了），可就是这样，拥有一条舒适的床单也并不容易。当时家里和其他普通百姓家一样，用的是兰花布床单。拥有一条灯芯绒布的床单成了年轻的陈梓良夫妇的一个小心愿。
女儿女婿的这个小小心愿，与他们同住的老母亲熊运辉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那个生活日用品相对匮乏，买布必须要有布票，还得限量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去买一条好料子的床单，不是那么容易。熊运辉是原长沙市制帽厂的退休工人，她费尽心思，托在厂里做工会主席的侄女，才买到了一些灯芯绒的边角余料。陈梓良记得很清楚，这些碎灯芯绒是3毛钱一斤，“大概买了近2元钱，装了满满一大桶。”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丈母娘先是把这些碎布片一块块剪裁成规则方块或三角形，然后一点一点地在缝纫机上拼凑起来。
床单故事，见证变迁
这条一针一线都饱含着亲人真情的床单，无意之中，也成了上个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前夕老百姓真实生活的见证。“看到它，我们就记起了过去，觉得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陈梓良告诉记者，这条具有时代特色的灯芯绒床单最早是放在与人体接触的最上面一层，“大概垫了十几年”，之后，随着蜡染棉布、绣花真丝等更舒服的床单在市面上的层出不穷，陈老夫妇的床上用品也换了更好用的。“但是，这条灯芯绒床单我们一直舍不得扔掉，一直都放在床底下垫着。”在时间的浸染下，陈老夫妇对这条床单有了一种温润的情感。
晚报视角
●1980年2月23日，《长沙日报》编辑部出版套红四开报纸《桔洲》增刊《迎春》。该增刊主要刊登与春节有关的文化娱乐稿件，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该增刊通过邮局单独发行，每份售价三分。
●1980年9月底，《长沙日报》报道了长沙市保险公司成立并于十月一日起恢复保险业务的新闻。
●1980年9月30日，《长沙日报》刊登了一则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开放清水塘集贸市场的公告。该公告批准在清水塘（即小吴门铁路线以东原中山东路一段）开放旧货及三类工业品交易市场，允许个人、集体、社队企业、省内省外人员进场摆摊设点。这是长沙市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首个公布开放的自由集贸市场。
●1980年，第2108号《长沙日报》头版刊登了长沙市职工业余大学开学的消息。这是我市第一所面向工人的综合性的业余大学。
●1980年10月31日，《长沙日报》刊登了长沙人民广播电台自11月1日起开始试播的消息。
●1980年11月，《长沙日报》报道了我国第一条电池生产线在我市诞生的新闻。该生产线由轻工业部上海轻工业设计院设计，长沙友谊机械厂和上海电池机械厂联合试制。
光阴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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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现代化喷气式大客机——“运十”首次试飞成功。这架飞机是同年3月研制成功的，可载149名乘客，最大航速可达每小时900多公里，飞行高度超过1.2万米。这是北京群众参观“运十”喷气式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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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国的商品物资渐渐丰富起来，票据时代的粮票地位已经日渐降低，这是当时的粮票和小额纸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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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打“人生米”是当时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场景，也是许多中国人童年的快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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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之初，邓丽君那缠绵悱恻的的歌声对于已经在革命歌曲中浸泡多年的大陆年轻人而言，绝对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全新体验。
